毛主席與“乒乓外交”，陳毅元帥：只有主席才敢打美國這張戰(zhàn)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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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上半期是我國外交突破性大發(fā)展的時期。以中國恢復在聯(lián)合國席位，解凍中美關系和實現(xiàn)中日建交為標志，使中國很快實現(xiàn)了與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建交的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xiàn)，才使得我國能在改革開放之后，迅速擴大與世界各國各方面的交往。鄧小平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huán)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當年這種形勢的出現(xiàn)，與當時的國際形勢的變動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因勢利導，對我國的國際戰(zhàn)略和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diào)整。當時的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在回憶錄中寫道：“中美會談的每一步，周總理都要向毛主席請示報告，并得到毛主席的批準。中美會談的方針等重大問題都經(jīng)過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希望和西方經(jīng)貿(mào)往來。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實行封鎖和禁運，進而對中國實行遏制政策。1954年的日內(nèi)瓦會議，周恩來也曾想與美方進行接觸表達善意，但美國方面嚴格禁止他們的人與中國代表團有任何接觸。盡管后來建立了中美大使級會談，但中美關系一直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下半期，情況才開始起了變化。

1967年10月，美國總統(tǒng)潛在候選人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寫道：“就長期觀點而言，我們根本不能讓中國永久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聽任十億人口憤怒地在孤立狀態(tài)生活。”這篇文章在國內(nèi)“大參考”上全文翻譯了。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非常注意，就要周恩來也來看這篇文章。后來，周恩來就對一個美國記者講了這個事。毛澤東通過這篇文章，觀察到如果尼克松上臺，美國有可能會改變對華政策。

果然，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總統(tǒng)后，就通過多種方式與中國進行接觸，試探改善對華關系。中國方面注意到了這些變化，也在尋求改善關系的可能性。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和斯諾及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

1970年10月1日和12月18日，毛澤東兩次接見美國友人斯諾。毛澤東告訴斯諾，如果尼克松來訪“我相信不會同尼克松吵架。但是，當然要向他提出批評，我們也將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chǎn)水平比美國低。毛澤東還向斯諾透露一個信息說：尼克松的使者可能近期到來。”

到1971年初，中美關系已經(jīng)到了堅冰即將打破的時刻。但是對這兩個在20多年中處于敵視和對抗狀態(tài)的國家來說，由于各自國內(nèi)的情況和兩國長時間的隔閡以及意識形態(tài)上的對抗，哪一方都不愿意在和解的過程中表現(xiàn)出過多的主動，都擔心自己方面作出的主動表示得不到對方的相應回報。如何采取適當?shù)拇胧⑽⒚畹慕┚滞黄疲统蔀橹忻狸P系破冰的關鍵。

1971年3月21日，作為“文革”以來第一個出國參加國際體育競賽的代表團，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代表團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想到，將會有一幕永遠載入中美兩國關系以及世界外交歷史的華彩篇章開啟。

圍繞著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的出訪參賽，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頭腦中，一直沒有離開如何解凍中美關系這個大外交的思維。當時，最能體現(xiàn)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在體壇最有影響力的，就是乒乓球運動。這是中國的最強項。在這個制高點上與外國人交往，便于占據(jù)主動，機會也更多。

在代表團出發(fā)前，3月11日，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會議討論出訪參賽的問題。在會議的最后，他談到了與美國接觸的問題：這次我們派乒乓球隊出去，是代表國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賽中就要接觸許多國家的代表隊．其中也會包括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如果美國隊進步，也可以請他們來比賽。我們和美國隊可以比賽，不能來往就不通了。因此就發(fā)生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可以去。我們的體育代表團不是去過西德嗎?那么美國能不能去?我們同日本的邦交還沒有恢復，但體育代表團可以去日本，這個例子……大家動動腦筋，得想想這個世界性的大問題。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應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的邀請訪問我國，打開了隔絕22年的中美交往的大門，被國際輿論譽為“乒乓外交”。

代表團剛離開北京，毛澤東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我們派出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我講。”

3月28日，第31屆世乒賽開幕，中國運動員精湛出色的技術水平、得體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矚目。3月30日上午，中國代表宋中湊巧與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國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國選手去一次中國，一定能學到許多有益的技術。也希望中國的乒乓球選手到美國去。”

代表團向國內(nèi)匯報了這些情況，這些信息被有關部門整理成簡報，直接送達毛澤東和周恩來，引起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重視。

4月4日，美國選手科恩在前往比賽場館的途中誤上了中國代表團的大巴。世界冠軍莊則棟很友好地與他打招呼，并且送給他一面杭州織錦作為禮物。大巴抵達體育館時，許多來自各國的記者都在等待——那時的中國隊本來就因為擁有莊則棟這樣的世界冠軍而引人注目。車門一開，出現(xiàn)在媒體的“長槍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飽滿的莊則棟，而且有神態(tài)興奮的美國運動員科恩。這條消息立刻成為了轟動性的新聞。

第二天，科恩拿著莊則棟送的禮物在體育館轉(zhuǎn)來轉(zhuǎn)去，還不斷向人展示，說這是世界冠軍中國人送的。科恩回贈了一枚美國乒協(xié)的紀念章給莊則棟，旁邊的記者過來拍照，照片發(fā)表在報刊上，主題是“中美接近”。接下來，美國副領隊哈里森來到中國隊駐地，提出訪問中國的請求......。

這些跡象都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尤其注意到了莊則棟與科恩友好交往的舉動。毛澤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反復給他讀有關的報道，還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呢！” 4月6日下午，在第31屆世乒賽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毛澤東看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lián)合起草的，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的報告。周恩來也批示“擬同意”。這種不急于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打算，是與當時大家都對中美關系的轉(zhuǎn)折如此之快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有關，因此有關部門打算把步子放慢一點，穩(wěn)當一點。用基辛格的話來解讀，就是“毛澤東需要時間爭取國內(nèi)更大的支持。”所以，當時毛澤東也表示同意暫不邀請——他親自在他的名字上劃了圈。

然而，就在快到午夜12點的時候，毛澤東突然改變了主意，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工作人員感到驚訝，毛澤東又重復了一遍。工作人員立即把毛澤東的決定通知外交部值班室。值班室問，已經(jīng)收到了毛主席圈閱的文件，現(xiàn)在變了，能算數(shù)嗎？這邊的工作人員給予了肯定的答復，并催促立即辦理。第二天毛澤東對那位工作人員說道：“你自己為中國人民辦了一件大事，你還不知道呢。”

中國政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的消息迅速在中美兩國和國際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報告后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又驚又喜”，隨即毫不猶豫地批準乒乓球隊的訪問，他們心里十分清楚，這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體育事件，而是一個重大的外交轉(zhuǎn)折即將發(fā)生的信號。4月7日，美國白宮發(fā)言人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說：“美國政府對美國乒乓球隊計劃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歡迎。”他還指出：“總統(tǒng)在向國會提交的對外政策報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同美國人民之間的接觸。”美國國務院發(fā)言人也表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美國還將以歡迎態(tài)度看待中國體育代表團進行的任何對應的訪問”；“這顯然同尼克松總統(tǒng)和國務卿羅杰斯的希望一致，即中美人民之間進行更多的接觸”。

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的高潮是4月14日同周恩來的會見。

周恩來對美國客人來華訪問表示熱烈歡迎，請他們回去把中國人民的問候轉(zhuǎn)告給美國人民。周恩來指出：“中美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后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門。”

周恩來以非常理解的態(tài)度回答了美國代表團成員科恩關于美國青年中流行很廣的“嬉皮士”運動的提問。當時“嬉皮士”運動在公眾眼里基本上可以和“放蕩不羈”劃等號。周恩來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寬容謙和的語氣，使美國客人親身感受到了體現(xiàn)在中國人身上的“和而不同”基因，他們情不自禁地報以熱烈的掌聲。

周恩來的這番話在十個小時后傳到了美國。身在洛杉磯一家花店工作的科恩的母親同樣深受感動。她隨即決定向周恩來贈送一束玫瑰花表示感謝。兩天后，一束紅玫瑰花通過國際鮮花組織送到了周恩來的辦公處。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系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久，尼克松決定派遣基辛格作為特使先行秘密訪問北京，為他訪問中國做準備。在中美經(jīng)過幾次聯(lián)系后，基辛格在1971年6月2日晚收到了周恩來的信，信中稱“毛澤東主席表示歡迎尼克松總統(tǒng)的訪問”和“周恩來總理熱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來北京的會晤”。當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步把信送給正在白宮會見外賓的尼克松時，“基辛格太激動了，當時手都在發(fā)抖。”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訪問了北京。當7月15日中美雙方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訪華的消息和《公告》時，頓時，世界為之震驚。“乒乓外交”也作為大外交新思維的杰作，成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經(jīng)典。莊則棟回憶道：“毛主席的這一請，在戰(zhàn)略上、戰(zhàn)術上真是用到了無以倫比的極致，非常讓人佩服。”周恩來4月8日在國家體委關于接待美國乒乓球隊的請示件上批注：“（邀請美國隊訪華的）電話傳過去后，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了三十一屆國際比賽的消息，”曾在1969年“九大”后，受毛澤東安排研究國際問題的四位老帥之一的陳毅說，“只有主席才會下這個決心，只有主席才敢打美國這張戰(zhàn)略牌。主席下這著棋，全局都活了。”

“乒乓外交”至今仍是一個經(jīng)常被人熱議的話題。2013年，美國外交關系協(xié)會會員、記者、作家尼古拉斯·格里芬出版了《乒乓外交：那個改變世界的游戲背后秘史》。該書的主線是乒乓運動的發(fā)展及其“政治屬性”，從英國寫到日本、從蘇聯(lián)寫到中國，特別是中美兩國在冷戰(zhàn)期間“小球推動大球”的那段歷史軼事和外交突破成為全球的高潮。在格里芬看來，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不可否認地在打破中美關系堅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國人在1971年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準備。這本書剛一出版，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格里芬認為，20世紀初乒乓球逐漸成為一項“沒落的運動”，但隨后在國際乒聯(lián)主席，“共產(chǎn)主義者”蒙塔古的推動下漸漸變得火熱，終于在1970年代成為中美兩國緩和關系、進而實現(xiàn)關系正常化的工具，這一切都是精妙的“外交設計”。格里芬還認為，“乒乓外交”不僅為中美兩國建交鋪平了道路，同時也在全球外交領域梳理了一種通過民間外交、公共外交改善國與國關系的方式。

格里芬在接受記者采訪談到這本書時說道：“在整個“乒乓外交”的特殊時期里，一切——不僅僅是（雙方晤面地點的）選址，還有行程安排，以及以乒乓球作為破冰契機，這些都是由中方?jīng)Q定的。我的書能夠很好地提醒美國人，在那次談判桌上，中國人正扮演著令人印象深刻的東道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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