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圖為王先霈老師。華中師大77級中文系學生楊愛華攝
王先霈老師駕鶴西去的消息，我是6日晚上通過相關同學知道的。
本來4日夜里就應該有王老師逝世的消息傳來，是王老師本人遺囑延誤了噩耗及時傳播。他的女兒轉達了王老師的遺囑：不搞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不驚動任何人，只家人送別足矣。
7日，華中師大文學院發了訃告，我所在的大學同學群里，同學紛紛哀悼，有文章，有挽聯，同學們對王先霈老師的那份深情懷念，3天來在群里一直濃濃地彌漫。
宜昌同學張勇向王先霈老師敬獻的挽聯是：
先生無意？獨把歸期交五四；
春霈有心，澤遺桃李再三千。
華中師大文學院在訃告中稱王先霈老師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文藝批評家。他的教學成果和科研成就，他在文藝理論方面的建樹，網上有大量資料，本文不做羅列。
本文從與老師的初識說起。
如題，我是通過認識王先霈老師認識大學的，也是從王先霈老師身上讀出大師的。
我們師生是在華中師范學院京山分院相遇的，說來也算是一段波折后的緣分。
1978年2月底接到入學通知書，報到地點竟在湖北省京山縣孫橋鎮里的華師京山分院。
粗讀通知書，喜悅中涼了一截。我以為那是一所專科學校，跳出農門是一個喜悅，錄取專科大不情愿。細讀才知，那是華中師范學院的分院，我們是第一屆本科學生，因為本部一時接納不了才到了分院。
1977年大學恢復招生，桂子山本部因校舍被其他單位部分占領，只好把政治、中文、歷史三系學生安排到京山分院就讀：每間教室里擺上木頭高低床，就是我們的宿舍；吃飯沒有飯桌，大地就是餐桌；公共廁所建在外面，半夜起來小解還得長征。
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抗大”。
我想不到，陪著學生一路坎坷走來的，竟有我們的恩師王先霈先生。
先生出生于1939年，1960年畢業于華中師院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64年，學校送他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進修班進修，一同進修的，可都是當年全國的文學和文藝理論大咖。
資料說王老師之后一直在華中師大任教，這說法忽略了一段坎坷歷程：王老師曾在1972年下放到江西省九江市武寧縣石門公社石門中學任教4年，到1976年，他才又回到華中師范學院任教。
為什么偏偏下放到江西九江？他就是九江人，下放回原籍，是當時普遍實行的知識分子政策。
他住在京山分院，享受的是夫妻團聚的“政策紅利”——他愛人與他同年“進城”了。
我們進校后的“學前教育”搞完了，記得第一位給我們上課的就是王先霈老師。
他不是系統地給我們講文藝理論，文藝理論課至少是一年級下學期開，他給我們搞了一個文學欣賞講座。
那天下午，我們中文系77級220位同學來到教學樓二樓，紛紛坐進“拐手椅”，聆聽王老師講課。
初春的京山還有一點涼意，39歲的王老師站上講臺，淺平頭，早生華發，人中比常人深些，很是儒雅。有同學回憶他是穿著深色中式棉衣，我的印象是白色襯衣。
等他一開口，更是有一股震懾人心的力量。說實話，這是我第一次聽老師講普通話，盡管以后的老師中，普通話還有比王老師更標準的，但王老師的語言藝術，似乎沒有出其右者。
講座結束，我們同學報以熱烈掌聲。我心里想，畢竟與中學不同，畢竟是大學老師，看似不動聲色甚至很少移步，但王老師眼里有氣場，語言有魅力，內容有廣度深度，校舍雖然不起眼，但有這樣的老師，確實三生有幸。
那時候還不知道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過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京山分院，因為有王先霈等一眾優秀的老師，至今在我們心里引為神圣。
1978年下半年我們回到了桂子山，朱紅色磚墻、藍色琉璃瓦教學樓里，王先霈老師正式給我們開設文藝理論課程，我記得一開就是一年。
深秋，他愛穿一件深色中式棉襖，袖口常見“磨痕”，他講課從不嗯啊，一句話不管多長，他都會慢條斯理地找到恰當的賓語。他的這種語言藝術，讓我一生受益，后來我任教的系里，有年輕老師又模仿我的語言，成為講課的一把好手。這些，我還沒有來得及跟恩師匯報。
還記得王老師板書，引經據典，從不回頭看講義，這功夫，在當下投屏教學成為時尚的時代，確實是所有年輕老師應該奮起直追的楷模。
先生千古。但愿來生還做您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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