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上書國務院建議免征農業稅，2005年千年稅制廢止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決定廢止農業稅條例，在中國已經實行了2600年的農民種糧交稅的歷史宣告終結。財政部科研所研究員吳才麟是免征農業稅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動者之一。

吳才麟，1939年出生，浙江溫嶺市王府鎮人。

他11歲喪父，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靠著親友的接濟，才斷斷續續完成了小學和中學的課程。家道貧寒，迫使他從小養成了刻苦自立和奮發求知的習慣。

他家只有一間半平房：半間臥室，鍋灶、吃飯和豬欄都同在一間。冬天冷風直吹臥室，時時被凍醒；夏天，不但臭氣沖天，蒼蠅成群而且蚊子成堆。為了能讀書寫字，防止蚊子叮咬，他在豬欄旁邊的吃飯桌自習時，常穿長袖衣服和長褲，往往熱得滿身大汗，連翻書的手都是濕的。有時索性把兩只腳伸進空的酒壇里。

為了省燈油，他把主意打到燈芯上，別人聊天還用兩條，他只用一條。母親見他白天要到田里干活，夜里看書到三更半夜，流淚道：兒啊，你到什么時候睡覺，我也陪到什么時候睡覺！他痛愛母親身體，自此以后，晚上看書一般只到10點多。

他讀書很用功，每一小節都要真正看懂。遇到不懂的內容，他一般在第二天晚上到二里路外的下蔡小學問張天高老師。苦學之下，他終于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大溪初級中學。后來，又以較高的分數先后考進溫嶺中學和杭州師范學院歷史系。

1962年吳才麟大學畢業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學生分配工作比較困難。他由于成績優異，成了其中較早分配的一個，進入嘉興市一個基層財稅所任專管員。

這份與他所學專業風馬牛不相及，曾經使他彷徨苦惱。為了排遣苦悶，也是多年來愛好讀書的習慣使然，每天工作之余，吳才麟就專心致志重讀自己視如珍寶的史書。但畢竟是在財稅系統工作，他看書的視野就有了新的內容，看見史書與財政稅收相關的言詞，都會反復斟酌且抄錄下來。

這段經歷給吳才麟未來的事業，奠定了一個知識基礎。他由此認識到，原來國家財政也與一般事物一樣，有它萌芽、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并且伴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從低級階段向著高級階段逐步演進。

隨著國家的逐漸形成，地域性部落聯盟的財政分配關系也漸漸地演變成為國家財政。此后，每一個朝代都有自己的財政稅收政策，這種政策也是從簡單向復雜的內容演變，還有一定的演進規律。

他進而想到，史書在這方面論述很少，更不見專門的論述，自己可否根據多年抄錄的史料，進行梳理并前后對照：沿襲哪些政策，在什么條件下，社會經濟能夠發展；而沿襲哪些政策，對生產發展有阻礙。

另一名叫朱政的副所長，出身書香門第。他得此消息，幾次登門借閱，并且“保證對外不說”。

此時，正好碰到稅務總局組織全國六所相關院校的教授，編寫我國第一部《國家稅收》教材。初稿正在陸續集中到總局“綜合處”，而負責這部教材的總局副局長林榮生，卻為缺少一個既懂歷史又懂財政的人手苦惱。

他認為，審核這部稿子，古代的部分，應該請一位懂財政的歷史學家把關；而農村稅收出于天津財政學院李教授之手，他年紀較大，聽說很少下鄉，不知道針對性怎么樣，應該請一位農村稅務所的專管員提意見。

稅務總局研究來研究去，得悉財政系統竟然還有歷史科班出身的干部，于是相關領導決定將50萬字的《國家稅收》初稿，寄給吳才麟，聽聽他的意見再說。

一部厚重的國家級書稿送到一個小小的嘉興鎮稅務所。整個嘉興市的財政干部都轟動了。吳才麟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既受寵若驚又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

真金不怕火煉。他憑著多年積累的知識功底，針對書稿中存在的問題，日以繼夜地勘校、查證，改掉了3萬多字。其中農村特產稅等內容，更是大幅度進行刪改。

所長面對此事幾乎跳起來，說中央叫你修改，這是客氣話啊，你怎么連這個也不懂啊？你應該很好地學習才對啊。人家是大學教授寫的，你是他們的學生，你真的把它改了，還改得這么一塌糊涂，我怎么向上面交賬啊！你下筆之前怎么不和我商量商量？

書稿寄回北京，在專家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天津李教授還專門致信吳才麟“深表感謝”。

1978年8月份，財政部稅務總局專門發函，邀請吳才麟出席廬山《國家稅收》教材的定稿會議。與會者47人，多是研究員、教授、稅務總局有關領導，40歲不到的他是年紀最輕、級別最低的。

同一個學問，研究員請教稅務專管員，實屬特殊。但是吳才麟用自己多年在農村市場經歷的稅務實踐，結合稅收事務怎樣才能支持農業特產的發展理論，寫得既深入淺出又淋漓盡致，使得會場上的領導和專家們刮目相看點頭稱是。

會議最后一天，專家們通過無記名投票推選四名教材總纂。得票最高的是被稱為“國內第一號財政史專家”的王誠堯，而緊隨其后的就是吳才麟這名稅務所專管員。

1978年底，吳才麟被直調財政部工作，有關部門還為他開了特例：動用司、局長的名額解決了他的進京指標，一路開通“綠色通道”。湖北、天津、杭州等地高校聞訊后紛紛向財政部打報告，搶著要這名“財政史專家”。

以一個基層稅務所專管員直升財政部，這在財政部50多年的歷史上史無前例。

新的工作讓吳才麟如魚得水。在財政部財政研究所工作的近30年里，他擔任過財政歷史研究室主任，還擔任了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在財政史學的研究和教育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最讓吳才麟難忘的是《史前經濟與財政起源》的寫作。由于可考的史料太少，對于財政制度起源的研究在國內甚至全世界都是個空白。

只有一個方法可能復活那段遙遠的歷史：到民間去，找那些仍然處在原始社會形態的偏遠地區實地求證。

1980年，吳才麟向領導提出，他要到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調研。因為太危險，這個要求一度遭到了拒絕。爭執不過，不善言辭的吳才麟咬破手指寫下了血書，終于被放行了。

此后7年間，吳才麟和同事走遍了云南、甘肅、四川、內蒙古、福建、廣西、黑龍江等地的深山原野，和少數民族父老吃住在一起。

盡管漢族結束原始社會已經4000多年了，但有些少數民族地區還處在這一人類社會的初級階段，他們刀耕火種，食獸衣皮，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生活條件的艱苦可想而知。

像云南的哈尼族、基諾族，都是把玉米炒熟，抓一把放在口袋就出門勞動，餓了就喝一口溪水吃一把玉米。傣族住的條件很差。上面住人，下面養豬，一到夏天蚊蠅直往你眼睛、耳朵里鉆。

困難遠不止這些。在7年的考察期間中，10來個同事中，有1個患上了惡性瘧疾，另一個在獨龍江翻車，永遠地離開了他們。

回憶那段艱苦的日子，吳才麟仍覺得十分值得：“我們也算是抓住了古代歷史留下的尾巴，通過對某些原始社會生產方式殘痕遺跡的考察，搜集到很多次生形態的原始社會各種經濟支配方式發生發展的珍貴資料。現在時過境遷，你就是想去那邊考察，也都沒有經歷過原始社會的調查對象了。”

這部書不僅被評為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建社40周年以來出版的優秀書籍之一，也為吳才麟參編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國財政通史》填補了一個繞不過去的空白。

2000年，財政部在杭州籌建中國財政博物館，成立了籌備小組。時任財政部部長的項懷誠擔任組長，吳才麟被推選為顧問，主要任務是負責召集全國10多位財政史專家編寫財政博物館布展大綱。1年以后，大綱完成，整個中國財政史框架初現。

吳才麟提議，在此基礎上編寫中國首部《中國財政通史》。這個意見上報財政部后得到了項懷誠的大力支持，并主動提出要親自擔任主編。曾經3次召集全國財政歷史理論研討會的吳才麟被推舉為召集人，負責組織14個專家從事編寫。

這一財政史上最為龐大的編纂工程歷時7年，共12卷、總計480萬字。

也就是在調研專賣制度的過程中，“三農”問題成為這位財政史專家關注的重點。作為財政部從事煙酒專賣研究的主要負責人，每發生一起假酒、劣酒案件，吳才麟幾乎都會到現場參與調查。

案發地大多在貧困地區。他接觸許多農民，對他們身上的沉重負擔，特別是農業稅和“掛靠”在農業稅的眾多附加稅的承受之難，十分同情。

吳才麟說：“我算了一筆賬，目前因為沒有實行酒類專賣而流失的財政資金每年大約500到700億元。而全國農（牧）業稅2002年的總入庫數只有422億元。如果恢復酒類專賣，免征農（牧）業稅，兩者相抵還能每年多出數百億元的財政盈余。”

吳才麟還從財政史的角度對這個問題作了闡述：從清代后期開始，農業稅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民國時期，農業稅占全國年收入的40％左右。解放后隨著工業經濟發展，農業稅在財政總收入的比例繼續退居次要地位：1949年占39％，l979年占5.5％，2002年占2.1％，2004年只占1％。當今世界上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總共只有6個：中國、朝鮮、越南和另外3個海島國家。

2003年7月2日，吳才麟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給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建議恢復酒類專賣，免征農業稅。兩周后，溫家寶對這份報告作出了專門批示，要求發改委、財政部主要負責人認真研究這一建議。

2004年3月5日，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從當年起，中國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

2005年，這一進程再次提速：3月5日，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表示，明年將在全國全部免征農業稅，原定5年取消農業稅的目標，3年就可以實現。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一錘定音，以162票贊成、1票棄權的高票通過廢止農業稅條例。當天晚上，吳才麟和賈康作為嘉賓走上了《焦點訪談》。

一般認為，我國農業稅始于春秋時代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的初稅畝，到2005年廢止，經歷了2600年歷史。

吳才麟說：“農業稅自古以來都稱為‘皇糧國稅’。歷代來，好多次農民起義的口號也就是希望不交糧、不交稅，李自成起義的時候口號就是‘迎闖王不納糧’。所以取消農業稅是一件好事，是了不起的一種進步。作為一名財政史專家，能夠參與其中，欣逢其盛，讓我覺得十分榮幸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