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動知識產權服務邁向價值鏈高端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完善新興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健全知識產權公共服務體系和技術交易服務平臺網絡，大力發展科技服務。這標志著，知識產權服務的提質增效已成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支撐。面向“十五五”，知識產權服務應緊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這一中心任務，以服務新質生產力為著力點，加快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

深度融入“雙鏈”協同

知識產權服務是連接創新與市場的重要橋梁。無論是科技研發、成果轉化，還是風險預警、權益維護，都離不開高質量知識產權服務的有力支撐。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服務正深度融入創新鏈與產業鏈的協同發展，在支撐前沿創新、加速成果轉化、強化權益保護等方面發揮著愈發關鍵的作用。

覆蓋廣泛、分層銜接的知識產權服務體系正加速成型。在公共服務方面，我國已建成多維度、多元化的公共服務網絡，國家級知識產權公共服務機構達519家，實現省級層面全覆蓋，并進一步向園區和重點產業下沉，建設知識產權公共服務網點1057家。“十四五”期間，各類公共服務機構累計服務創新主體500多萬次。隨著國家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平臺上線運行，各類業務與信息數據基本實現“一網通辦”。同時，市場化服務體系協同壯大，截至2025年6月，全國專利代理機構達6231家，執業專利代理師超4.1萬人。一批信用良好、專業過硬的服務機構被納入精準服務保障名單，有效促進了優質市場資源與創新主體的高效對接。

知識產權法治保障與涉外服務網絡同步織密。一方面，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持續增強。2025年，知識產權部門辦理專利侵權糾紛行政案件5.7萬件，人民法院審結知識產權案件49.6萬件、判處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9萬人，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提升至82.81分；另一方面，涉外風險應對能力穩步提升。截至2025年底，在全國30個省（區、市）設立了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工作平臺99個，圍繞汽車、光伏等重點領域設立了產業工作平臺6個，并在11個國家完成海外工作站點布局。同年，針對跨境電商糾紛、海外商標搶注等突出問題，相關平臺累計為企業提供指導和咨詢服務4800余次，挽回經濟損失27.5億元，有力護航企業出海。

隨著服務體系持續完善與保障能力不斷增強，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成效日益凸顯。從規模看，知識產權創造領跑全球。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度《世界知識產權指標》，2024年中國專利申請量、外觀設計申請量及商標申請量均居全球首位；從效益看，轉化運用步入快車道。2025年我國完成專利轉讓許可備案69.7萬次，同比增長13.7%，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增至54%，連續多年保持穩步增長；從開放看，知識產權國際貿易量質齊升。2025年1月至11月，全國知識產權使用費進出口總額達3828.7億元，同比增長7.4%，其中出口額同比增幅高達23.1%。這些數據從不同側面印證，在知識產權服務全鏈條的協同發力下，我國知識產權建設正實現從“大國”向“強國”的深刻轉變。知識產權服務已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支撐，更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與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

亟待補齊服務短板

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知識產權服務體系與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相比，仍存在一些亟待補齊的短板。

公共服務與創新轉化的銜接仍存堵點。當前，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多集中于前端政策咨詢與確權登記，而在中試熟化、產業孵化、技術交易、融資增信等成果轉化的關鍵環節，服務供給明顯不足。許多具備市場潛力的科研成果，因缺乏公共服務的過程性引導，最終止步于實驗室階段，難以轉化。在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的當下，這種分散化、碎片化的服務供給模式已顯滯后。若公共服務仍固守“窗口辦理”模式與逐項審批流程，而不能前瞻性地嵌入創新全周期，便難以真正發揮賦能新質生產力的關鍵作用。

法治服務與時代需求的內在張力亟待破解。一方面，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客體定性、權屬界定、侵權判定、平臺責任等法律適用難題層出不窮，知識產權治理機制的適配壓力持續加大，制度供給的滯后效應日益凸顯；另一方面，在強化權益保護的同時，惡意訴訟、惡意舉報等行為仍時有發生，個別主體借維權之名，行權利濫用和不正當競爭之實，不僅加重了企業負擔，也擾亂了公平市場秩序。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深化知識產權非正常批量訴訟治理，依法駁回起訴2331件、司法處罰694件。這些問題深刻揭示了法治服務無論在規則更新的前瞻性上，還是在甄別惡意行為的敏銳度上，均與創新主體的迫切期待存在差距，亟須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規范。

市場服務供給與產業發展需求的結構性錯配尚需彌合。當前，多數服務機構仍扎堆于注冊申請、流程代辦等基礎業務，而真正能緊扣企業核心訴求，提供高價值專利培育、專利導航、數據資產運營及海外風險預警等高端增值服務的機構依然稀缺。尤其是在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等技術壁壘高筑的新興支柱產業，企業面對的是高強度知識產權競爭，傳統單一化、同質化的服務模式已難以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迫切要求市場服務深度融入科技創新全鏈條、覆蓋創新全生命周期。

涉外知識產權服務能力與高水平開放要求之間仍存在顯著差距。隨著我國企業加快高質量“走出去”步伐，知識產權服務的視野亟須從國內注冊、維權拓展至海外布局、跨境交易、域外爭端解決等更廣泛的領域。當前，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高科技領域，盡管我國已積累扎實的創新儲備，但如何將成果轉化為國際競爭優勢與規則話語權，仍是亟待破解的現實難題。特別是通過全球知識產權布局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在復雜多變的市場中防范并應對風險，已成為眾多產業出海的共性挑戰。若涉外服務能力始終滯后于企業全球化節奏，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攀升中將陷入被動，難以贏得戰略主動。

系統施策破解供需矛盾

上述問題深刻揭示了當前知識產權服務供給與創新需求之間的深層矛盾。破解銜接堵點、彌合制度落差、優化市場結構、提升涉外能力，亟待系統施策與精準發力相結合。

第一，推動公共服務從“基礎保障”向“增值賦能”升級。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公共服務不僅要“辦成事”，更要“促增長”。當務之急是補齊中試熟化、技術交易、融資增信等轉化短板，加快建設一站式科技成果轉化平臺，推動創新要素高效流通，切實降低經營主體的對接成本；各地應立足區域特色，鼓勵公共服務機構深耕本土稟賦，做實路演推介與交易撮合等工作；同時，依托數字化手段優化流程，打破部門壁壘，推動更多公共服務從“被動響應”向“主動賦能”轉型。

第二，優化法治服務向精準治理聚焦。緊盯新技術新領域涌現的法律問題，聚焦實踐中最迫切的制度需求，通過出臺法律規范與配套指引，明確權責劃分，為創新筑牢法治根基；針對惡意訴訟、惡意舉報等擾亂市場秩序行為，探索運用大數據手段建立惡意訴訟甄別預警機制，完善權利濫用懲罰規則，提高違法成本，遏制不當牟利；健全民事、行政、刑事協同保護機制，開展專項整治，強化跨區域執法與重點行業監管，全面提升知識產權法治保障效能。

第三，引導服務機構由基礎業務向高端服務延伸。當前市場服務的主要問題已非規模不足，而是高端供給短缺、服務能級偏低。對此，應順應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的要求，支持有條件的機構走專業化、特色化道路，圍繞數據資產運營、高價值專利培育、品牌戰略規劃、海外布局等重點方向，拓展高附加值服務，并積極開拓知識產權許可、轉讓等交易經紀業務。在新興技術密集型產業，應推動服務機構與龍頭企業、科研院校深度協同，將業務重心聚焦于支持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與成果轉化。并且，匯集法律、金融、咨詢等專業力量，強化綜合服務能力。此外，發揮行業組織自律作用，引導機構從價格競爭轉向質量比拼，充分釋放我國市場服務的規模效應。

第四，著力打造涉外知識產權服務的前瞻布局能力。高質量“走出去”要求服務環節前移，變被動應對為主動布局。為此，應加快健全與國際規則銜接的保護機制，依托現有海外糾紛應對指導體系，聚焦重點貿易伙伴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持續布局海外服務站點，為企業提供國別制度解讀、風險預警、糾紛解決等在地化支持，逐步構建覆蓋全球的風險防控體系；鼓勵行業組織、龍頭企業牽頭組建知識產權聯盟，通過聯合布局、專利池運營等方式，提升我國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加快培育熟悉國際規則的涉外人才隊伍，支持其與境外機構建立穩定合作，為企業海外維權與合規經營提供堅實支撐。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研究員 陳汪杰）

本文系2024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上海培育世界級生物醫藥產業群研究”（2024EJC01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