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識體系特輯 |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及對青年學者的期盼

2026 年是習近平總書記 “5?17” 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十載耕耘，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穩步向縱深推進。值此契機，本公眾號特上線 “自主知識體系特輯” 專欄。專欄文章，或源自我社特邀經管領域名家的專題研討，或收錄我社作者在不同場合發表的重要觀點文稿。冀以此專欄文字，為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貢獻綿薄力量。

題記：2026年5月14日，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研討會在北京大學朗潤園舉辦。本文根據北大博雅講席教授、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的主題演講整理。

自主理論創新是自主知識體系的內核，而自主知識體系則是自主理論創新的系統整合。作為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推動者、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倡導者，我借此機會談三方面內容：

(一)我為什么從1988年就開始致力于推動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

(二)如何深化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如何構建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三)對青年學者朋友們有何期盼？

為什么提出新結構經濟學？

理論的功能在于幫助人類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盡管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已形成十分完善的知識體系，但任何理論的適用性均取決于該理論的前提假設與應用場景的一致性。

西方經濟學自亞當?斯密創立現代經濟學體系以來，始終以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為理論建構基礎，其理論體系天然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條件為暗含前提。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與發展水平與之相比存在顯著差異，直接照搬難免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知。

這一認知正是我1988年開啟自主理論創新探索的起點。

那一年，我國出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高達18.5%的通貨膨脹。按照當時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治理通貨膨脹的最優路徑是提高利率——抑制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通過總需求收縮使物價自然會回落，通脹問題迎刃而解。該理論同時認為，提高利率能夠篩選出高回報率的優質項目，淘汰低效投資。在治理通脹的同時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這套理論極具邏輯自洽性。然而，我國1988年治理通脹時并未采納，而是實施以行政手段壓減資產投資項目，綜合“治理整頓”。從西方主流理論的視角觀之，這一做法缺乏理性且效率低下。但這一判斷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有矛盾：若中國政府果真如西方主流理論所描述的那般缺乏理性，為何能實現1978-1987年平均9.9%的經濟增長，且經濟運行波動幅度很低？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實現單一年度9%的經濟增長已屬不易，而中國作為同時處于發展與轉型雙重進程的國家，能連續9年保持高速穩定增長，足以證明中國政府的決策不僅高度理性，而且對本國國情有精準把握。

正是這種理論與實踐的深刻矛盾使我對當時學界普遍信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展開系統性反思。發達國家的理論均以其特定發展階段與現實條件為暗含前提，這使我認識到，任何理論本質上都有“刻舟求劍”的局限性，其有效性嚴格依賴于理論產生時的特定社會經濟條件。

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暗含前提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不符，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若想以學術研究貢獻于國家發展，務必深入理解本國國情，提出根植于本土實踐的新理論。

新結構經濟學因此就萌芽于1988年。我以反映經濟體發展階段特征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為切入點，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我與李周合作完成的第一篇論文正是探討1988年中國通貨膨脹治理的制度成因。自此，我們確立了從要素稟賦及其結構視角觀察中國轉型與發展問題的研究范式，并逐步形成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1994年，我與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中國的奇跡》一書，本書中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與分析框架已基本完備，確立了“要素稟賦決定產業結構，產業結構進而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的分析范式。

由于研究視角與分析方法與主流理論存在根本差異，新結構經濟學的許多論斷常常引發爭議。但是，理論的生命力最終取決于其推導的結論能否被后續的實踐所檢驗與印證。

例如，20世紀90年代，國際學界盛行“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未遵循主流的“休克療法”與“華盛頓共識”，即便短期能夠實現增長，最終也必然走向崩潰。針對這一論調，我們基于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做出預測：若中國堅持實事求是的漸進式雙軌轉型方式，那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于2015年超過美國；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于2030年超過美國。

這一論斷在當時非常大膽，引發了廣泛爭議，但實踐最終印證了我們的判斷：中國已于2014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就市場匯率口徑而言，中國經濟規模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也有極高的可能性。

2007年，劍橋大學主辦的經濟學界歷史最悠久、學術影響力最深遠的馬歇爾講座邀請我去演講。我在那場演講中將這套源自中國發展經驗的分析框架應用于二戰后全球發展中經濟體的成敗研究，揭示了少數經濟體成功實現追趕、絕大多數經濟體產生各種扭曲導致發展陷入困境的根源，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與理論論斷。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水漲船高，我于2008年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成為首位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匯聚了來自全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千余名頂尖經濟學者，其研究團隊與項目資源均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本應成為推動全球減貧與發展事業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機構。然而實際情況是：盡管世界銀行以“建設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為崇高使命，但在中國以外，全球其他地區的貧困人口總量非但未減，反而有增。

究其原因，與我1988年的反思結論高度一致：世界銀行所依托的西方主流發展理論均源自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將其直接應用于發展條件截然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出發點雖善，但最終結果遠遠不及理論預期。

基于此，我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之際的內部研討會正式提出“新結構經濟學”這一名詞。其核心邏輯在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由于物質基礎存在差異，其產業結構與制度結構必然具有內生的異質性。只有將這種結構異質性與內生性納入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形成適配發展中國家國情的新理論，才能真正指導發展實踐，實現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崇高目標。

2011年，我應邀赴耶魯大學的庫茲涅茨講座發表演講，這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學講座之一。在那次講座中，我首次以“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政策的理論框架”為題。該演講內容經整理后發表于《世界銀行經濟觀察》期刊，由此向國際經濟學界正式宣告新結構經濟學的誕生。

《新結構經濟學（典藏版）》

林毅夫 著

2016年，我有幸應邀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作匯報。這一重大會議的召開本身就標志著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理論創新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我本人及各位同仁都深受鼓舞。

如何構建和深化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多種理論進行解釋。西方經濟學自亞當?斯密至今近250年，已構建起完整的知識體系。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出現的所有現象幾乎都能找到現成的西方主流理論解釋，且表面上頗具說服力。

例如，在我國轉型期，國企改革是重要課題。國企之所以要改革，因其效率不高。學界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認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統一是實現效率最大化的最優制度安排，若二者分離，經營者與所有者的利益不一致，必然導致企業低效。由于國有企業經營者作為雇員不享有企業剩余價值索取權，該理論據此判定國有企業必然存在效率缺陷。若僅簡單地做回歸分析，將企業劃分為國企與民企兩類，那么無論采用何種統計指標衡量，似乎民企的效率均高于國企，因而上述觀點容易被主流經濟學界接受。

推進自主理論創新的首要前提，是必須秉持“常無”的學術心態。面對任何經濟現象，不應首先訴諸現有理論的既有解釋，而應深入現象本身，探究其內在本質與運行邏輯。回到國企改革問題，主流產權理論看似邏輯嚴謹，在國內學界也有市場，但如果深入觀察現實便會發現，國企與民企的差異絕不僅限于產權屬性：國企大多布局于資本密集型、關系國家安全與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同時承擔著防范私有資本壟斷、維護公共利益等重要職能；民企則主要集中于具有比較優勢的競爭性行業。只有通過自身對現實的直接觀察，準確把握二者的本質差異才能認識到現有主流理論未區分產業特性與企業目標，分析方式存在缺陷。

因此，若要抓住時代賦予的理論創新機遇，我們必須堅守“常無”心態。邏輯在于任何經濟現象都有其特定的生成條件，有暗含前提，而所有理論都是特定背景下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帶有“刻舟求劍”的局限性。唯有秉持“常無”心態，擺脫既有理論的束縛才能真正洞察經濟現象的本質及其決定因素。

這一理念是我在倡導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過程中始終強調的核心原則，我曾專門撰寫《本體與常無》一書，與學界同仁及青年學子探討如何擺脫現有理論對思想的束縛，讓我們自己的雙眼像新生嬰兒那樣重新觀察真實世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準確把握現象的本質與決定因素。

《本體與常無：經濟學方法論對話》

林毅夫 著

用中國傳統哲學來表述，依托既有理論觀察世界屬于“第二義”的認知方式；而摒棄一切理論偏見與預設，直接觀察現象本質的認知方式才是我們應該秉持的“第一義”觀察方式。這正是用“常無”心態看待現象的方式。

那么，以“常無”心態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現象怎么能夠認識現象的本質與決定因素呢？從哲學層面來看，在分析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時，存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種兩種核心立場不同的世界觀。

自1988年開始探索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以來，我始終堅持唯物史觀。這一立場與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高度契合：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有力的思想武器。

新結構經濟學自1988年以來逐步形成一系列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論的觀點，正是立足于唯物主義立場，以要素稟賦這一物質性因素作為切入點來觀察中國及全球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與轉型。為何要堅持唯物史觀？我個人的學術實踐與哲學閱讀均證明，唯物史觀是真正能夠揭示現象本質和決定因素的。而要素稟賦，則是運用唯物史觀分析經濟問題的一把非常好的入門鑰匙。

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經濟基礎是生產力與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生產關系固然重要，但其性質與發展水平最終由生產力所決定。因此，推動社會發展進步，起第一性作用的還是生產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新質生產力”重要概念時，強調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新結構經濟學較早地揭示了產業和生產結構的決定機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構成的生產結構，本質上是由其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內生決定的。

由此可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是第一性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第一性的；生產力以產業為載體，而產業由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內生決定。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鏈條中，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第一性因素。

新結構經濟學將物質第一性原則進一步具體化，明確提出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第一性的存在與決定性力量。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正是從作為第一性物質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出發（“一個中心”），來觀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推論：生產結構是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的，基礎設施是要適配生產結構的，上層建筑中的各類制度安排也應當適配于生產結構。這構成了新結構經濟學“結構內生”的第一個基本觀點。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中，不同類型結構的變遷存在相關決策者的協調等市場失靈問題，由此產生時間差與內在摩擦，或是政府為了發展以外的目標干預經濟，使得各層結構之間非完全匹配成為一種常態，構成了新結構經濟學“扭曲內生”的第二個基本觀點。還有，結構是內生的，扭曲也是內生的，經濟運行則會將這些內生性充分呈現，構成新結構經濟學“經濟運行內生性”的第三個基本觀點。

這便是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視角。

新結構經濟學要進行理論創新，就應從這一視角出發去觀察中國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發展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并且，只有以一以貫之的視角統領理論創新，才能將各個領域、各種狀況下的理論創新成果通過以一貫之的邏輯鏈條整合起來，構建起系統的自主知識體系。

新結構經濟學最初是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的，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各個分支，包括宏觀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財政學、經濟周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空間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等，均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作為暗含前提，忽視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之間的結構內生異質性。

因此，如果我們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結構異質性與內生性引入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各個研究領域，將在各個領域掀起一場“結構革命”。由此可見，新結構經濟學雖發軔于發展經濟學領域，但其理論意義遠不止于此，它本質上是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結構革命”。

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為暗含前提，忽視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因物質條件差異所導致的結構、制度與經濟運行方式差異。新結構經濟學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視角出發，將具有物質第一性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差異，以及由此而內生形成的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結構異質性引入現代主流經濟學，因此，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實質上是對現代經濟學進行一場馬克思主義化的革命。

對青年學者的期盼

如前所述，現代經濟學以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為起點，至今已走過250年的發展歷程。若以25年為一個學術代際，現代經濟學體系的完善歷經了10代學者的努力。坦率地講，現代主流經濟學確實能夠為幾乎所有經濟現象提供某種解釋，盡管這些解釋未必都抓住了問題本質，但其知識體系已經非常完備、邏輯鏈條十分嚴密，已極具說服力。

相比之下，新結構經濟學自1988年思想萌芽至今僅38年，自2011年在耶魯講座上正式向國際學界宣告誕生至今只有15年。相較于成熟完整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仍是星星之火，亟需青年學者們像西方主流學界那樣，一代又一代地投身其中，不斷深化各種場景、現象、問題的理論創新，方能最終構建起發源于中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這是需要幾代學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業。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也是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希望。今天有如此多青年朋友參與本次研討會，我對此深感欣慰。如果你們能夠從新結構經濟學“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的唯物視角出發，總結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轉型經驗，必將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時代機遇。

正如我1995年在《經濟研究》創刊四十周年之際所預言的：21世紀將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將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這一預言的理論依據在于，自亞當?斯密創立現代經濟學以來，世界經濟中心始終與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高度重合，而理論創新與學術大師的涌現也必然集中于世界經濟中心所在的國家或地區。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在2014年就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展望2049年，我相信中國經濟規模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甚至更多。世界經濟中心正在向中國遷移，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也必將隨之遷移到中國。

青年學者若要抓住這一時代機遇，首先必須秉持“常無”的學術心態，絕不能簡單地用中國的數據去驗證西方主流理論的既有結論。若面對中國經濟現象時，僅僅機械地套用西方主流理論進行解釋，固然能夠寫出學術論文，但難以抓住時代賦予的理論創新機遇，還可能因理解不正確而誤導社會，如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所見到的許多經濟學家那樣，雖懷有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責任感，卻因理論不當而誤導了實踐，最終使大量的資金與資源投入收效甚微。

我們做經濟學研究的目的不僅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只有將改造好世界作為學術研究的目標才能真正抓住時代機遇，推動理論創新。

時代機遇就在眼前，但能否抓住這一機遇，取決于是否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我們應摒棄那些脫離物質基礎、屬于唯心主義范疇的理論范式，始終從唯物出發，從各國的物質基礎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視角，也就是新結構經濟學“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的視角來開展研究。

同時，青年學者還應當樹立正確的學術人生觀：做研究的目的是經由自己認識世界來幫助人們改造世界、推動社會進步。這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而論文發表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附帶成果，而非目的。

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盡管自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召開以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理論創新迎來了發展的春風，但總體而言，自主理論創新仍多處于起步階段。新結構經濟學雖起步相對較早，但發展至今也僅僅38年，目前相關學術文獻的數量仍較為有限；且當前國內外學術期刊的主編與評審者可以說都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下成長起來的，會自覺不自覺地以現有的理論和范式為參照，自主理論創新成果的發表面臨不少困難。如果青年學者將論文發表作為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就很可能在現實壓力下放棄自主理論創新，從而錯失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所帶來的歷史性機遇。

因此，要迎接這個理論創新時代，既需要樹立正確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也需要確立以推動社會進步為目標的學術人生觀。要始終牢記自己做學術研究的初心與使命：自己認識世界，進而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最重要的目標，甚至是唯一的目標。

我相信，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與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與理論創新方向也必然向中國轉移，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大師也必將在中國輩出。我國的經濟學研習者生活在一個幸運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10年前倡導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理論創新，為我們開展理論創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環境。

值得欣喜的是，《新結構經濟學刊》已獲批正式出版，這為所有致力于新結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學界同仁與青年學者朋友們提供了一個發表研究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的平臺。

《新結構經濟學刊》（2026年第1期）

林毅夫 主編

最后，我謹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與各位共勉：“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來源：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北大國發院”微信公眾號。經作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