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觀·中國策 | 唐任伍：推動分配制度變革 實現從“價值鏈攀升”到“分配鏈重構”

全球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和中國啟示

編者按當前，技術偏向資本、去全球化與地緣沖突三重變局疊加，全球分配格局正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中國以收入分配改革、戶籍福利破壁與全球發展倡議為突破口，探索兼顧效率與公平的解題之路。本期《全球觀·中國策》以全球頂尖不平等問題專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的前沿研究為主線，從AI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資本收入調節與共同富裕的制度路徑、全球化與產業鏈重構中的收入分配風險等視角，邀請業內權威專家進行深入研討，敬請關注。

唐任伍

——訪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名譽院長、二級教授唐任伍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單純的經濟增長已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推動分配制度的深層變革，實現從“價值鏈攀升”到“分配鏈重構”，將產業升級目標從單純追求全球價值鏈位置上移，轉向同步優化價值分配規則，使勞動者、中小企業等主體能更公平分享發展成果。

產業縱深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王晶晶

當前，全球發展失衡、貧富分化問題愈發凸顯，不平等議題受到廣泛關注。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名譽院長、二級教授唐任伍日前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快速推進，收入分配不僅是單一國家內部的經濟問題，而是演變為一場跨越國界、行業與階層的系統性挑戰，并從全球、國家和個體三個維度，深刻重塑財富的分配格局，也催生了諸多潛在風險。如何破解價值鏈低端鎖定、跨越智能鴻溝，在產業升級進程中兼顧效率與公平，成為擺在各國面前的重要課題。

01

貿易壁壘疊加低端鎖定

全球分配矛盾凸顯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全球各類技術、貿易壁壘不斷疊加。發展中國家深陷價值鏈低端鎖定與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是什么?這一結構性困境又將對全球發展帶來哪些挑戰?

唐任伍：當今世界，特權階層的固化與“零和博弈”回歸，全球產業鏈本質上是一套精密的財富分配體系。在傳統的全球化分工中，研發、品牌和金融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長期留在發達國家，而污染重、勞動密集的加工環節則被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全球財富分配呈現出極端的金字塔結構，極少數人口倚靠廣大發展中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輸出創造的紅利，占據了全球近九成的財富，而絕大多數底層人口只能分食極小部分的殘羹。

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做大蛋糕”的時代逐漸過去，矛盾轉向“如何重新分配蛋糕”。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通過技術突破向產業鏈高端攀升時，打破了西方的高端利潤壟斷。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部分發達國家通過芯片禁令、產業鏈脫鉤等手段，試圖將后發國家重新逼回代工廠的位置，阻止全球財富的再分配。對于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鏈重構極易被“低端鎖定”，陷入“高份額、低價值”的分配陷阱。跨國資本通過技術壟斷和供應鏈控制，攫取了價值鏈的高端收益;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維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企業往往被迫壓縮勞動成本;一些國家和地區為了吸引外資提供的隱性優惠，實質上又將本已稀缺的公共資源轉化為資本收益，進一步擠壓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國際國內的“雙重擠壓”，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仍然處于弱勢和不利地位。正如米蘭諾維奇的“大象曲線”揭示的，全球化帶來了進一步的結構性矛盾，受益最多的是全球最富有的5%的特權階層，而廣大的中下層群體收入增長則停滯。

不僅如此，廣大發展中國家還要遭受產業升級的“關稅懲罰”。在全球貿易規則中，往往存在“關稅升級”效應，即對初級產品征收低關稅，而對深加工的高附加值產品征收高關稅。這種機制在客觀上“懲罰”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試圖將其長期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限制了國民整體收入水平的躍升。美國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實施的“關稅懲罰”，其實質是通過摧毀底層就業、削弱政府再分配能力、阻斷產業升級路徑，使發展中國家更難擺脫“增長但分配惡化”的困境，將外部沖擊轉化為內部不平等，如果缺乏國際社會在技術轉移、貿易融資和區域合作方面的支持，“關稅懲罰”可能逆轉過去20年全球減貧的部分成果，尤其是威脅最不發達國家的長期發展韌性。

02

警惕人工智能背后的

分配與發展風險

中國經濟時報：在人工智能重構全球產業鏈的過程中，帶來了哪些深層次的收入分配風險?

唐任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正在成為重構全球產業鏈的核心變量，但也帶來了深層次的收入分配風險。從個體與技術層面來看，人工智能具有明顯的“資本偏向性”，更傾向于替代如傳統制造業流水線、基礎文員等標準化、重復性的中等收入崗位，而對高技能的創造性崗位和低技能的服務性崗位替代性較弱，這樣就容易引發“智能鴻溝”與就業極化，使得中產萎縮。人工智能技術這種“兩頭增、中間減”的趨勢，會導致中等收入階層規模被壓縮，加劇社會收入的離散程度。掌握人工智能知識與技能的勞動者，能夠利用新工具大幅提升效率并捕獲新機遇;而缺乏相關訓練的群體則面臨失業或收入下降的風險。這種技術應用能力的差異，正在形成比傳統城鄉、代際鴻溝更為深刻的“智能鴻溝”，進一步加劇分化。

在人工智能驅動的產業鏈中，數據成為關鍵資本。擁有先進人工智能技術和數據平臺的國家，可能通過算法控制全球價值鏈的“接口”;缺乏自主人工智能技術能力的國家，可能淪為純粹的數據產地或人工智能產品的消費市場，其產業升級路徑面臨被技術標準封鎖的風險。這種數據主權和壟斷，又形成新型依附關系，即人工智能依附癥，這是比傳統的產業鏈依附、價值鏈依附更可怕的依附。

03

推動分配制度深層變革實現

從“價值鏈攀升”到“分配鏈重構”

中國經濟時報：我們應如何借助技術與制度改革，兼顧產業升級與分配公平?

唐任伍：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單純的經濟增長已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推動分配制度的深層次變革，實現從“價值鏈攀升”到“分配鏈重構”，將產業升級目標從單純追求全球價值鏈位置上移，轉向同步優化價值分配規則，使勞動者、中小企業等主體能更公平分享發展成果。傳統“價值鏈攀升”側重通過技術升級提升產業附加值，但可能加劇“增長與分配失衡”;而“分配鏈重構”則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賦能，在價值鏈升級過程中同步調整利益分配機制，確保產業升級紅利更廣泛惠及社會主體。這一轉變的核心在于打破“效率優先、分配滯后”的傳統邏輯，將分配公平納入產業升級的頂層設計。這就要求，一是通過“AI+”戰略等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向“微笑曲線”的研發與服務兩端攀升，做大高附加值蛋糕，為提升整體勞動報酬提供物質基礎，向價值鏈高端突圍和攀升;二是夯實人力資本價值，探索建立“技能積分制”等激勵機制，將職工的培訓時長、技能等級與薪酬、股權掛鉤，激發勞動者提升自我，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三是推動公平的全球規則，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強化區域價值鏈合作，并將分配公平納入產業升級的頂層設計，引導跨國企業將一定比例的本地利潤用于員工技能培訓，并對轉移定價等行為進行規范，打破不合理的全球分配舊秩序。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鄒 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