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釗：由“冷門絕學”追索中華文明基因，走向重建中國古典學

【編者按】

值“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上海社聯聯合澎湃新聞推出“潮頭·先聲”25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訪談專題。專題以“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為導向，聚焦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探索立足中國發展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學者在服務國家戰略，研究國家重大現實課題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如果說中華文明的連續性首先體現為文字的連續性，那么古文字研究就絕不只是“認幾個古字”的專門學問。2026年3月20日，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研究從甲骨文到漢初的文字，正是要穿透文字、文本與思想三千多年之下的變遷，重新理解中國人最早的語言世界、思想內核和文明基因。

古文字研究長期以來被視為“冷門絕學”。近年來，這門學科展現出極大的魅力，以及面向未來的潛力。由于出土文獻持續涌現，古文字材料得到極大豐富，考證也越發精密，更需要及時整理各類文獻材料，總結文字變化的原理，進而作系統歸納。如劉釗提出“變形音化”與“變形義化”等現象，正是理論創新的一例。另外，人工智能等技術正逐步應用于綴合材料等方面，也為古文字研究開拓了新的空間。只有借助新材料，重新梳理字詞、文本和思想觀念，才能糾正長期積累的誤讀，再現早期中國文明的真實面貌，中國古典學的重建由此方可逐步推進。

古文字研究也吸引了諸多西方學者，他們敬仰早期中華文化，回到本國教書時將收獲傳遞給學生。這讓國際交流更為順暢和生動。作為當下古文字研究最新穎和深入的成果，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如今正在醞釀推出英韓日等譯本。

探源早期文明，也是面向未來。劉釗認為，精密化、系統化、智能化、普及化與國際化，是古文字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借助新的技術手段，年輕的研究者可以省卻前人查找資料的時間精力，但要深度理解材料仍需自身大量學習體會。這就需要專業志向堅定，繼承老一輩學人扎實刻苦的學風，并充分拓寬眼界，掌握相關的學科技能。

需要從古文字中理解中國早期文明

澎湃新聞：古文字學涉及文本復原、源流追溯等工作。為何需要進行古文字研究，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這件事有怎樣的意義？

劉釗：古文字是個相對概念。循名責實，從字面上看，只要不是現代文字，所有古代文字就都可以叫古文字。但在學術界，說起“古文字”則是專指的。最早指先秦小篆之前的文字，后來隨著材料逐漸豐富，時段往下延了一點。因為直到漢初很多文字還保留著早期的構形特點，所以我們現在把漢代早期之前的，比如漢武帝時期的一些材料，也都放到古文字范疇里。因此古文字的研究范圍，一般是指從甲骨文一直到漢代早期。

當然，在古文字研究中，也有人作甲骨文之前的早期文字的研究，二者也有聯系。但早期文字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現在把早期文字劃到文字畫的范疇，所謂文字畫是用一幅畫表達一個意思，不嚴格與語言中的詞對應，比如東巴文，類似沒有文字的連環畫。如果將人所說的話通過文字嚴格記錄下來，詞的順序和語法是規范的，這才意味著嚴格意義上文字的形成。嚴格意義上的文字，就是從甲骨文開始的。

另外，還牽涉到出土文獻的概念。因為出土文獻就是用古文字來記錄的，因此在許多場合下，古文字和出土文獻指的是同一件事。只是存在不同的側重點。說古文字時，強調的是字的形體，而說出土文獻時，強調的是用古文字記錄的文本。因此，我們中心叫作“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即將這兩個概念并列。

為什么要研究古文字？漢字早期的歷史，要從甲骨文開始。目前初步統計，甲骨文大約有4000多個單字，而我們現在只認識1000多個。

這是因為，甲骨文中很多文字已變成死文字，因為語言中對應的詞不再使用，而字是記錄語言的，語言中的詞死掉了，后人也就不知記錄這個詞的字是什么意思。對甲骨文來說，商代流傳下來的文獻很少，如《尚書》等很少的一些文獻，又經過增刪修改，要去考字就變得很難，因為需要大量的傳世典籍的對比材料。漢代文獻基本都用隸書書寫，疑難字很少。另外，漢代的傳世文獻也多了起來，我們可以大量閱讀流傳下來的文獻，了解當時的語言文字狀況，用字用詞習慣和語法等。那么，發現漢代的文字材料，再用傳世的文獻去對比，就很容易搞清楚是什么字。甲骨文則是今人不認識這個字，原本的詞又不再使用，就難以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甲骨文的考字就要從這個字入手，在后世文字中找到它的化身和子孫。這中間可能很復雜，有很多缺環，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缺環補上，在早期文字和后世文字之間建立聯系。比如，對某個字，可從字形知道它的讀音，再從讀音知道它記錄的詞義。所有單個字詞解決后，才能明白整個文本是什么意思，進而才能研究它記錄的內容。

中國的甲骨文研究，從1899年至今已將近130年，大約有六七代學者投入其中。但還有大量問題無法解決，有許多字都不認識。這就導致對商代歷史的認識達不到相當的高度，很多事情迷茫一片，就好像被蒙上了一層紗幔。實際上，甲骨文的材料很豐富，所有甲骨文的字數加起來甚至比儒家《十三經》還多出很多。但一是重復內容很多，二是很多字不認識，不知記錄的是哪個詞，因此對文本也無法透徹了解。這個工作很艱難，但同時也是作古文字研究的價值所在。

人類的思想是通過文字來記錄的，反過來，文字也驅動語言的形成和思想的發展；當然，所謂言不盡意，語言也會制約思想。人會采用自己的語言去思考，并受其制約。漢字音形義一體，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們可以按照不同時代去看。甲骨文是特定場合的特種文體，即商王要以此占卜問神、刻寫卜辭等，其中的字詞大都是相應的術語。商代人寫字，最主要是用毛筆在竹木簡上寫，但這類涉及當時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的材料已經腐爛，今人已經看不到。總而言之，甲骨文本身是一個很專業的術語系統，如果通過它去了解商代語言文字的實際情況，其實還遠遠不夠，再加上很多字又不認識，在此基礎上，今人能夠形成的認識就更為淺表了。

西周最常見的古文字材料是金文。鑄造銘文主要在用于祭祀和宴饗的禮器上，還有一些生活用品上。字是由銅水澆鑄而來，其制作方式使得工匠必須認真，字也相對更漂亮規整。而甲骨文是用玉刀等工具在龜甲上刻寫。龜甲很硬，上面有膠質，不容易把字刻得漂亮，也不能表現毛筆的圓轉，很多直線比較生硬。裘錫圭先生就認為，甲骨文是當時比較特殊的一種俗體字，當時的正體應該是用毛筆寫在竹木簡上的，與殷商的金文一致。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政策。每逢戰爭狀態，國與國之間就比較封閉。長此以往，語言文字就產生了很多隔閡。由于每個國度都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戰國時期的文字是最難認的。同一個文字，兩國所寫的完全不同，有的形體變化匪夷所思，這就形成了諸多異形字。又根據地域不同，分出很多系別。由此，考證戰國文字也是比較難的。當然，過往研究古文字主要集中在甲骨金文，對戰國文字的科學研究，是20世紀50年代才正式開始。這些年，因為大量戰國簡牘出土，戰國文字研究進步也很快。尤其是湖南出土了從戰國到東晉的各個時期的簡牘，它們在地下得到了非常好的保護，為研究提供了便利。

秦以后統一六國，開始書同文。秦的文字跟早期的西周金文比較接近。秦之外的六國，字的各種變化就非常多。從秦以后，字基本都是認識的，雖然有一些不認識的，但所占的比重就很小了。有一些字保留了早期的寫法，也能夠弄懂是什么字。

隨著時代推移，人類的思想會產生很多變化。我們所有的思想觀念，都是從古代傳下來的。中國有文字的歷史有三千多年，思想觀念通過古書一代代傳遞，古書則是用文字寫的。如果沒有或看不懂這些古書，我們就很難對古代世界有所了解。中國有記錄歷史的傳統，我們的古書最多。比如，甲骨文本身也是文獻，記錄了商王朝的祭祀、田獵、戰爭等，從中可見當時對天地宇宙的認識是怎樣的，舉行的儀式是怎樣的。如果不研究古文字，用這些古文字記載的歷史，我們就無法了解。如果從漢初的篆書向上追溯，這段歷史有相當大的跨度，其中的材料也非常復雜。而奠定中國人早期思想觀念、思維習慣的，正是這些東西。即便拋開內容，僅僅研究漢字的來龍去脈，相應的寫法和詞義從哪里來，字和詞的關系如何演變，讀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也都要追溯到根源上，如此才能去了解演變的過程。

澎湃新聞：古文字研究可能會面對材料殘缺、分期復雜和形義關系微妙等問題。主要存在哪些難題？

劉釗：前面提到，甲骨文方面，商代距離當代的時間太久遠，語言文字狀況發生了太多變化，可供比照的傳世文獻也太少。我們對商代語言文字總體面貌的了解還很不夠，加上有些“死文字”，造成甲骨文方面的研究進展不如后世文字。當然，這幾年也有很多收獲，其中有很多反倒是借助后來材料往前推而得來的。

金文的狀況比甲骨文要好一些，難字沒有那么多。如果說存在理解上的不順，那么主要是對當時典章制度、各種歷史記錄的情況沒有那么了解，造成相應的阻礙。比如，對于各種祭祀祖先的方法，我們只能用傳世典籍的片段記載來做推論和猜想，這些遠遠不夠。一方面需要繼續深入挖掘，一方面就要寄望于不斷有新材料出現。

戰國文字可以說是最難的。前面提到過文字異形，當時大量用通假字，就要研究一個字通為哪個字。比如，從聲音講，一個字通為其他字的可能性很多，研究者選擇一個音理上能解釋通的方案，還要找到出土文獻或傳世典籍里具體的用例。最后，放在原來的語言環境中，要讓這句話解釋得非常通順。但研究經常不能做到這么圓滿。當然，這也跟內容有關。清華簡里有很多內容，哪怕字詞沒問題，但因對當時的社會思想觀念比較隔膜，意思還是不太懂。只有在那個時代的人，才能最深切體會到文字記錄的內容。這方面的問題嚴重阻礙了對具體文本的串講和翻譯，但這也沒辦法。我們只能用傳世典籍和各種證據，用各種考證辦法去不停地揣摩試探，以求逐漸得到正解。

古文字研究正在推進更多理論總結

澎湃新聞：構形研究是否可能反過來影響對經典文本的理解，以及對思想史的研究？

劉釗：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從形體上看，甲骨文不全是象形，有很多字是用抽象概括的形象，去記錄漢語中的詞，也不能把它當作畫去看。有些字形提示我們，這個字記錄的早期詞義，并不像后人所想的那樣。比如“暴”字，有個成語叫作“暴虎馮河”，對“暴虎”的解釋是徒手和老虎搏斗。但我們看到，甲骨文的“暴”字，是手拿著古代兵器“戈”對著一只老虎。這說明，早期說“暴虎”并不是指徒手，而是可以拿兵器跟老虎搏斗的。而“暴”記錄的詞義，本來是指曬糧食（曝）。“暴虎”的“暴”的甲骨文字形保留早期的詞義。

再舉個例子。比如霓虹的“虹”，北方話讀成gang（杠）。實際上，甲骨文的“虹”，寫成穹窿形的一個怪獸，兩邊各有一個頭。后來，“虹”從象形字變成了形聲字。那么，甲骨文的“虹”如何考證而來，為什么知道這個字就是“虹”呢？這是憑借上下文把這個字卡死的，從文意和語境看，一定是后來的“虹”。但“虹”如何從象形字變成形聲字，是什么時候變的，現在還搞不清楚。甲骨文中，虹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渴了要喝水。虹的出現一般是雨后河水漲起，虹的兩個頭扎到河里去喝水。而虹的出現又是一種兇兆，史書上和民俗中，對“虹出現表示兇兆”有很多記錄。從字形聯系到歷史記載和民俗，就可以把“虹”這個字的歷史貫串起來。

甲骨文的字形是高度凝練概括的。甲骨文字形的設計和布局，體現了中國早期思想觀念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字形講究對等和穩定，詞義可追溯到中國人早期的思維形式。漢字的發展史有兩個趨向，一是如何寫得更便捷，比如出現了隸書、草書，不再像小篆那樣復雜。二是如何寫得更美，在特定的場合，追求繁復裝飾的美術效果。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黨的創新理論的“根”。這些年，黨和國家對此非常重視。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北京海淀區民族小學看望少年兒童時，就提到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漢字的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真正的中華基因。的確，文字就是思想的基因。追溯最早的文字，就是追溯中國人最早的思想。如果不理解用古文字記錄的這一段中國歷史文明，就會覺得“萬古如長夜”。

澎湃新聞：您強調要把“認字”放在語言系統本身發展演變的過程去看。構形變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比如變形音化、變形義化等，又如何總結而來？

劉釗：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有了漢語才有了漢字，漢字始終伴隨著語言的發展而變化，不能完全獨立于語言之外。歷史上，也是語言變化之后，文字隨之而變化。

構形變化方面，舉幾個戰國文字的例子。比如，容易的“易”，有一種構形就寫成兩個易一正一倒的樣子，強調變易的意思。

而信用的“信”，有種寫法是加了一個玉字旁。因為古人對玉癡迷，認為它又硬又溫潤，有美麗的花紋，故常用玉來形容人。古人說，君子佩玉，一舉一動都伴隨著鏘鳴的節奏。同時強調人要講信用，這樣就把“信”也加上玉字旁。這個字就體現著當時的思想觀念。

我提過兩個文字構形現象，一種叫作“變形音化”，一種叫作“變形義化”。變形音化更為重要。因為古人很早就意識到，聲音是最為重要的，在文字構造上起到樞紐作用，自造字起就努力把聲音融進去。

比如接受的“受”，是兩只手中間拿一條船，上面一只手，下面一只手，中間一個船。船又稱為舟。不了解漢字構形的人可能奇怪，在人手之間拿不了這么沉重的船，為何用它來表示傳授和接受呢？其實用舟來表示這種關系，是因為“舟”跟“受”聲音相近。在這個字的構造里，“舟”既是表示授受的對象，雖然理據上不通，但可以虛化，只表示兩人之間傳授的東西，同時還是聲符，記錄“受”的聲音。也就是說，古人造字時要突出聲音的因素，本可用別的東西表示授受對象，之所以用“舟”是為了突出聲音。

又比如遠望的“望”，甲骨文是一個站立的人形，上面有一個大大的眼睛。因為望需要用眼睛看。字形發展到后面，就把眼睛這部分改成了“亡”，就是把會意的一部分改成聲符。

變形義化方面，比如寶貝的“寶”。寶蓋頭下方有一個“玉”，一個“缶”，一個“貝”。“缶”是一個聲符。所謂聲符，是說缶代表聲音。“缶”字上部本來是“桴”，即一個敲鼓的鼓槌，同“寶”聲音很近。寫到東漢時期，“缶”被錯寫成了“爾”，“爾”又與“?”很像，于是為了迎合字義，人們故意把“爾”改為“?”，并與左邊的“玉”結合起來變成“珍”。“寶”和“珍”有相同的意思，如今我們還說“珍寶”。這就是“變形義化”。

又比如，升遷的“遷”，本來也是升的意思，寫到隋唐時期，俗體中就有把“遷”字中的一部分故意改成“升”的寫法，以迎合字義，這也屬于“變形義化”。

不過，“變形音化”的例子遠多于“變形義化”。畢竟聲音是更重要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語言的變化，漢字不斷調整自身結構。前面提到，便捷和美觀是漢字的兩個主要趨向。同時，形旁和義旁也在不斷調整。有人說，漢字有七八萬個，似乎掌握起來很困難，但實際上，常用的就是三千多個字。掌握三千多個漢字，完全可以應付日常生活。而且，越是常用的字，筆畫就越少，這同樣是出于便捷的目的。

研究古文字，從甲骨文到漢代，時間跨度是很大的。深入其中就會發現，隨著時代變遷，文字的變化是很劇烈的。其中的各種構形現象，都需要歸納概括，上升到理論層面。實際上，對于變形義化、變形音化的現象，過往的研究者也早有認識，只是并沒有用一個術語來命名，并將其總結為文字演變過程中的特殊現象而已。

另外，古文字研究也需要更多總結，包括對前人成果的總結。比如，研究者考出一個字，常常會沾沾自喜，后來才發現前人早都說過。這樣的事例有不少。我們對前人的成果注意得還遠遠不夠。沒注意到，重復勞動，就相當于浪費。當然，很多研究散在偏僻的地方，不易發現。這就需要進行更多的搜集、整理和歸納。

過往，研究者總是關注一個個實際的漢字，而在理論層面的總結，以及對研究的整理歸納，相對較為缺乏。現在強調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開展這類工作正是恰逢其時。

從古文字研究走向中國古典學重建

澎湃新聞：古文字和出土文獻，對中國古典學的重建，會起到怎樣的作用？中國古典學又應當如何重建？

劉釗：裘錫圭先生不斷強調中國古典學重建。古文字研究，一方面是認字，即這個字相當于后世的什么字，考證它的讀音，了解它記錄的意思；另一方面，當每一句話都搞懂后，也就清楚文本講了什么。我們一邊考證文字，一邊用古文字材料和傳世典籍進行互證。裘錫圭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國古典學重建”，他的意思是，現在出土材料越來越多，到了利用它們全面證古書的時候了。

我們中心的老師，現在也把利用出土材料來校訂古書作為研究重點。要利用出土文獻，對所有傳世的，尤其是漢代早期之前的傳世典籍，進行全面清理，把很多字詞的用法和文義說清楚。相比過往，學術界有了更大的自覺性，工作的系統性和深入度也更強。

歷史上，圍繞著對古書的認識，有兩次大的思潮。早期的古書，其職能不是記載歷史，而是造作故事，編排人物，起勸誡作用。比如，告訴帝王要怎么做才能做得好，百姓才能擁戴。而后來古書中的英雄人物，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用來感召民眾的。一個英雄人物非常高大，就一定有一個非常壞的反面人物。經常是沒有中間人物的。這與后世的小說、戲劇等差別不大。20世紀初起，出土材料越來越多，人們發現，對古書的認識必須有大的改變。這就是代表第二次思潮的“疑古派”的由來。如果按照歷史事實衡量，很多古書記載都并非真實。畢竟，古代史學家并非親見，表示自己觀念好惡時，都有很強的傾向性。譬如描寫壞人，就常常限于所謂“惡居下流，萬惡皆歸焉”的現象。

因此，要科學地認識古書，不能簡單用“真假”判定。這就是走出疑古、進行釋古。也就是說，古書之中，其具體記載的字和詞義，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其中，確實有很多歷代積累的錯誤。比如，古書歷代傳抄翻刻，其中會有客觀上的訛誤，還存在有意改動產生的錯誤。如四庫全書，涉及容易讓人聯想“清非正統”的話，就會被刪改。有些改動留下了痕跡，有些改動明確發生過，但并未留下痕跡，我們就不知何時以及為何而改。再比如，書商編纂了一個流行簡本，而原書因人們不用或不重視而逐漸失傳。歷史上這種情況發生過很多。這在當代也是一樣，最為流行的譯注版本，卻不一定是最準確和最完善的。

比如，復旦大學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出自《論語·學而篇》。過往對“博學而篤志”是理解為廣泛地學習并立下堅定的志向。但其實這是錯誤的，原意并非如此。劉賀墓中發現的穿衣鏡，上面就有這句話。“篤志”寫成“熟記”，即牢牢記住。再回頭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實際上講的是學習漸進的過程，即“廣泛學習，牢牢記住，多多提問，仔細思考”，跟所謂“志向”并沒有關系。“熟”和“篤”是通的，這兩個字經常換用。“志”本就記住的意思，繁體寫成“誌”。從宋代起，人們把這個字寫成“志”，讓它表示內心目標。宋人喜歡把事情理解為與心性有關。如果我們看不到這個出土文本，就不知這背后的情況。漢語中這種被后人誤解、將錯就錯的例子特別多。如果按照學術真實復原，那就要取漢代人的理解。

類似情況還包括，如當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時，認為其中印章上寫著“辛追”二字，就把這位墓主老太太叫作“辛追夫人”。前段時間發現不對，所謂“辛追”二字，實際就是“避”字。但“辛追”已叫了五十多年，如要改名字，大眾會感到困惑，就要慎重考量。學術研究經常遇到這類情況，即完全求真是必要的，但在某些情況下，需要結合形勢加以靈活處置。

詞義隨著時代發展也在變化。有些非常專業的術語，隨著相應思想式微，人們連帶著對詞語本義也不再熟悉。比如，成語里有“首當其沖”，按照現在詞典的解釋，沖就是要沖，指的是道路。該理解實際也是錯誤的。“沖”是涉及軍事術數的天文用語。中國古代天文學有個概念，歲星也即木星，在哪個國家的上空，就對哪個國家非常有利。比如說，歲星在我方頭頂，我方打別人必勝，別人打我方必敗。這時，跟我方方位相對的國家就是“沖”。“對沖”一詞本義便是如此。“首當其沖”是指，自己的位置正好與有利的一方“相對”，如此就會最先受到有利一方的加害。但后人并不理解，因為兵陰陽的思想失傳了，天文術語變得晦澀難懂，人們只好想當然按照“要沖”、即道路的意思去理解。這類情況還有很多。

兵書里還有一個詞叫“辟兵”，本義是要把兵器推開。后來的詞典將其解釋為“躲避兵器”，給“辟”加上了“辵”旁。漢語的詞義有個特點，兩個相對的內容在同一個詞中。比如，“見”通“現”，同時發生兩件事：我見到和你出現。“辟”是一方面排開，另一方面躲避。但“辟兵”的發起者一定是主動排開，而非躲開。當然，詞義也經歷了變化，最早“辟暑”是指把暑氣推開，后來變成“避暑”，即躲開暑氣。

這類詞義變化，裘錫圭先生很多文章也都提到過。比如善的概念，最早指的是這個人很有才能，后來變成指人的道德水準很高、有慈愛之心。君子本來指的是非常有知識的人，后來才變成對自己道德要求比較高的人。

很多時候，如果用后世的詞義，解釋早期的典籍，就會解釋錯誤。詞義也在經歷變化，詞典應該把這些變化過程記錄下來。從古文字的角度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后人的字典和詞典解釋存在很多問題，如果不對變化進行記錄，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會進行錯誤的解釋。而我們的詞典通常只記錄某個時段的詞義，沒有詞義的前后變化。

回到古典學重建的問題。我們糾正傳世古書的錯誤，主要是糾正字詞理解，不太涉及史實。實際上面對出土文獻，它記錄的史實的真假，和它文本的真假，是兩件事情。比如，戰國人寫下的字是真的，相應的簡牘是真的，但講的事情可能又是不存在的。因為可以進行編造，記錄假的事情。

早期王國維提出過“二重證據法”。是說要利用地下材料來證地上材料。對于這個方法，一種觀點說，傳世古書是主流主干，出土文獻比較瑣碎，不足以撼動前者主體地位。而另一種觀點則強調出土材料的重要性。我認為，這兩種傾向都不對，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不具體論斷誰高誰低，而是每種材料都具體問題具體對待。

出土材料也分歷時材料和共時材料。比如，若在戰國楚墓里發現《詩經》《老子》，那么是從西周或春秋傳到戰國，對應的是歷時材料；若發現當時離埋葬時間很近的公文，那就是共時材料。如果要研究當時的語言和詞匯，這兩種材料就應該分別對待。不能把從戰國墓里出土的西周春秋的語料，當成戰國的語料來用。

另外，還要分析文本性質。即文本記錄的是什么內容，主要用在什么場合。如果是帶有思想性的著作，比如儒家著作，用詞都會比較典雅。而當時的公文、醫書等，更貼近老百姓生活，多用俗語詞。研究對應的詞匯時，也要把雅俗兩者分開。

總之，中國古典學重建，是要一方面考證古文字，一方面利用古文字來證古書。這里邊就涉及字的問題、詞的問題和字詞背后記錄的思想觀念的問題。

從學科建設角度去看，關于如何定義中國古典學的內涵，怎么設計這個學科，今后發展應走什么樣的路徑，學術界一直有爭議。

首先，古典學的名稱就來自西方，指的是對希臘羅馬早期寫本的研究。這門學問早期叫語文學，主要研究的是文本字詞。語言學與語文學的主要不同在于，語言學涉及說話的聲音，語文學只研究字面上的字詞。后來古典學發展，德國新古典學將歷史、哲學乃至考古都納入進來。在我看來，中國古典學研究，也應納入中國相應的內容，利用早期的材料，既研究文字、文本，也研究哲學、歷史或考古，也即需要以古文字和出土文獻材料為主，去生發研究其他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的古典學研究，可分成兩個方向。一個是中國的古典學，一個是中國的西方古典學。中國人研究西方古典，確實已在開展和推進。另一部分就是中國古典學。這兩種方向都要有。中西主要研究的時段、領域、方法完全可以相互借鑒。考證考據的一系列工作也都是相通的。

有人說，中國要跟西方切割，就做自己的研究。我認為這并不合適。古典學本來就是翻譯過來的概念，當下更是強調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關鍵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思想源泉。我們需要求同，而強調差異也不是為了分裂。早期文明本身就有相同點。用中國的早期文明去跟希臘羅馬早期文明比較，不存在任何方法上的障礙。大家的發展道路不同，但也有很多殊途同歸。中國早期的文明輝煌燦爛，許多古書可以用很少的字把道理說得很透徹，從詞語到思想，能夠體現后來中國人的思維觀念特點。

也有人說，古典學就是國學。我反對這種意見。不能把古典學當作什么都往里裝的筐，必須有一個界限。對于中國古典學，我建議，從中國早期文明階段有文字開始到漢代，可算在中國的古典學之中，不宜再往下無限度地下延。

古文字研究的未來發展：精密化、系統化、智能化、普及化和國際化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科技進步的每個動作，都會影響學科發展。近年來，人工智能文物拼綴、紅外掃描、數據庫建設等技術廣泛應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如何在古文字研究之中運用新的技術，其應用對研究過程和成果產生了哪些實質影響？

劉釗：我們搞了很多數據庫，包括馬王堆的、甲骨文的，漢簡的，等等。這些數據庫是把零散的材料湊在一起。比如，有很多要綴合的材料，分散在很多地方，一個人很難全部掌握。而把這些材料統計到數據庫中，首先是便于檢索，研究者查一個號碼，對應的材料就出來了。研究者還可以把這些斷裂的材料拼綴起來，隨時改正和更新。

比如，我的學生鄭健飛拼馬王堆帛書，拼了大概有200片。這比楚簡和漢簡拼綴更難，帛書的小碎片像小指甲這么大，共有幾千片。要拼到原位，就必須熟悉材料，對字、內容和帛的形狀顏色等爛熟于胸。當下，這些工作并未做到全部由AI輔助。只有甲骨拼綴開始使用AI。我的一位學生設計了一套程序，用機器進行篩選，拼綴了大約50片的甲骨。相比之下，一個研究者把甲骨記在腦子里，用20年拼400片，已經算是非常多了。

目前，我們在努力構建古文字知識圖譜，把所有古文字材料集中到一起，讓機器自我學習，自動分類篩選，智能檢索。研究者可以提問，提出要寫有關什么問題的文章，使用哪類材料，機器自動聯想和鏈接，研究者在此基礎上去撰寫自己的成果。

這背后也有大量基礎性工作。雖然機器效率很高，人力無法與之相比，但還需要大量數據清洗處理。實際上，對于前期積累的大量數據，機器是無法直接使用的。機器能自動學習和鏈接的數據，是需要經過統一篩選和標注的。而古文字之中，有太多的字極難處理。要把這些信息提取出來，對其圖形化或加以標號，形成編碼，機器才能辨認和檢索。現在能夠被機器所學習的數據，數量還是遠遠不夠的。這方面的工作是當下最大的問題。

再舉甲骨為例。甲骨現在都是碎片，拼綴有時比較難。最初古董商買賣甲骨時，甲骨是論字算價的，字多的值錢，字少就不行。有的人覺得，拓片中沒有字的部分沒用，于是就光留有字的部分，旁邊就剪掉了。這就造成，現在有時不知原來的輪廓邊框是什么樣。機器主要用圖形比對，如果能保存原樣，就比較好綴合。如果最核心的拓片的邊緣不可靠，那就不好綴合。另外，龜甲比較脆弱，很多甲骨保存不當，導致邊緣變形，再靠邊線輪廓也就不好使了。這時可以用DNA的辦法，每只龜的DNA都不一樣，如果所有碎片的DNA都能做出來，用機器就能瞬間讓同一片龜甲聚到一起。從技術上講，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很多甲骨流散海外，獲取資料也很有難度。

總體來說，在新技術應用方面，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相應投入趕不上材料的增長，而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又令數據投喂的工作嚴重滯后。不像我年輕時發愁看不到材料，現在出土材料非常多，這里出了簡，摞了一堆資料在桌子上，沒等看完，那邊又出了簡，根本跟不上材料井噴的速度。

這些資料的選取和整理，需要大量人力財力支撐。這是必須推進的發展方向。現在，上海成立了科學智能研究院，復旦大學參與其中，我們在其中做了些古文字方面的工作。復旦大學在推進“中華早期文明探源工程”，試圖利用多模態系統呈現中華早期文明的全景，包括考古、人類學、古文字、歷史地理的所有信息，涵蓋圖像、照片、視頻等，形成超大型的數據集。

我們中心則在作古文字知識圖譜。我們研究古文字，把大量時間用在查找材料上。比如用10天查材料，用1天寫成一篇文章。按理說，前面10天應該讓機器來完成，研究者可以用這段時間來考慮更有意思的要點，去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從過往經歷看，照相技術、印刷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都日新月異，也逼迫古文字學科做出相應改變。照相技術方面，我們現在利用的資料大都是高清彩照，可以纖毫畢現，接下來還會有各種角度的三維圖像，把東西懸起來，研究者在電腦上可從不同方向認真觀察。印刷技術方面，以往我們古文字的投稿，刊物不愿用，因為排印難以呈現古文字；現在一篇文章里都是古文字也沒有任何問題。人工智能技術方面，很多技術用起來，檢索和拼綴材料就方便多了。

這方面，年輕人可略過我們當年積累原始材料的過程。相比之下，我們年輕時浪費了很多時間，天天亂翻亂找材料，跑到很多地方借書，或催人要復印資料。當下青年學者，只要有一定聰明度，識別能力和邏輯能力較強，用人工智能處理材料，很快就能寫出很好的文章。當然，年輕人缺乏的是經驗的積累，以及對材料理解的深度，仍然需要大量學習體會，只是可以省去我們這代人在收集材料上所浪費的時間，以便全心考慮更為深入的問題。

澎湃新聞：從學科建設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出版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令長期缺乏古文字研究系統教材的空白得以填補。您在參與編撰這部教材時，有哪些最為關注的要點？

劉釗：我們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希望打破傳統的寫法。在通論部分，提供富有自己創見的內容，都是前人沒有寫過或是比前人的探討更為深入的研究，而不再做耳熟能詳的介紹。希望令人耳目一新。而文論部分，從甲骨到金文到戰國文字，從銅器到璽印到陶文到貨幣到金銀器，古文字的時段是齊全的。從甲骨文到漢代文字，我們中心每位老師，各自都有最擅長的部分，正好形成了完整的一個環。而且，我們做了精心選擇，挑出其中有一定難度的內容去講述。由此，每部分都由對應研究最深入的作者撰寫，寫得也非常深入和完備。我們這本教程非常受歡迎，精裝本在網上秒光，平裝本已印了4次，銷路非常好，被稱為“破圈的教材”。

古文字普及的工作也十分重要。現在要大力實施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我們純學術上的深入研究要不斷進行，同時也有責任向大眾、向社會、向中小學加以廣泛宣傳和傳播。讓甲骨文進校園、進教材、進課堂。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大家也都充分認識到，研究不能鉆到象牙塔中，而要關心“國之大者”，配合國家的文化發展戰略。

澎湃新聞：在材料不斷出土、技術不斷升級的時代背景下，您如何展望未來二三十年的古文字研究？

劉釗：我們這些年有很多研究成果。校正古書也好，糾正歷史也好，廓清古人的一些思想觀念也好。可以說，古文字研究踩上了時代的節拍。中國有太多好東西，如果不能及時整理，材料就可能隨著時間而變化，比如字跡變得不清楚，等等。另外，雖然古文字研究變得熱門起來，但人才還是遠遠不夠。還有很多跟古書有關的東西，流散在海外，也急需回歸加以整理。

在我看來，古文字研究今后的發展有五個“化”，即：精密化、系統化、智能化、普及化以及國際化。

前面提到，隨著各種材料豐富起來，古文字考證越來越精密，需要及時進行學科理論的梳理歸納總結。得益于材料的豐富，現在古文字研究的分支也越來越多。對應的術語系統、理論框架等也都要重新建立。這就意味著需要系統化。而在智能化方面，數字化和人工智能需要充分介入和參與。對此，很多高校、企業和研究機構相互都有合作，這方面在幾年之內一定會有很大的飛躍。比如，我們跟上海科學智能研究院在第四屆世界科學智能大賽的“AI4S智能體CNS挑戰賽”中，設立了一個古文字識別賽道，我們中心出了一些考題。這項賽事正在推進，會有來自世界的很多名選手報名參與。普及化方面，前面也已提及。

國際化方面，我們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正在推進日、英、韓三種譯本。我們最近還要出一本《出土文獻里的中國》，把出土文獻里的具體材料，像講故事一樣去表達。這也有助于普及和對外傳播。這些年，對中國古文字感興趣的外國人正在變多，尤其是歐美國家的人。一方面，是因為不斷有新的材料出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國持續保持著和平穩定。因此，現在是做國際交流的好時機。

外國學者來到中國學古文字，首先是有熱愛。他們對字詞本身或許不能深入理解，主要是敬仰早期中華文明的思想。而這也能給我們一些借鑒。其中，很多外國學者又會回到本國去教書，進一步傳播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走出去，在這方面是見實效的。我們也要繼續推進研究轉化，講好中國故事。

澎湃新聞：古文字學專業性極強，培養周期也很長。您所在的中心，形成了老中青結合和跨學科合作的結構。這一良好局面是如何促成的？您對年輕人又有怎樣的期待？

劉釗：我們也反復說到這一點：古文字這么冷門的東西，在國外的大學里，個別院系能有一個人做研究就不錯了，不可能像我們中心這樣，有16個人專門去做古文字研究。這個條件只在中國有。

先有一位好的帶頭人，形成好的學風，經過長時間的磨煉，內部形成良好的機制，才能讓這個集體長盛不衰。首先，我們中心的年輕老師，很多都是裘錫圭先生的學生。裘先生的要求是嚴格的。他要求學生必須像自己，做學問的學風必須是踏實的，也需要努力刻苦。只有繼承裘先生的這一學脈，才能留得下來。另外，裘先生在的時候，因為他自身嚴謹，不徇私情，學問又好，在學術界風評很好，弟子們得到正面的影響，加上自身的品質和能力，令學界同仁更為信任，因而成長也比較順利。

年輕老師進入中心后，他們既有一些個人項目，同時有很多集體項目。我們的口號是，一切從集體利益出發，是一種集體造就個人、個人成就集體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同一師門的基礎。我們是教育部公布的第三批“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是該計劃成立以來，復旦大學獲得這一榮譽的第一個文科團隊。這表明，我們團隊的教師在教學和為學上得到充分認可，我作為負責人也要以身作則。

而在學生去向方面，能夠接納古文字畢業生的單位也在不斷增加。我們中心的畢業生，工作都不錯。去向包括高校、出版社、博物館和圖書館等。因此，需要強調的是，學習古文字研究這一所謂冷門學科，只要努力，真正熱愛這一事業，也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沒問題的。但是，年輕人首先專業志向要堅定，要繼承裘先生等老一輩學人扎實刻苦的學風。另外，要充分拓寬眼界，相關的學科技能也要掌握，盡量跟上新技術發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