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紀念李維漢同志誕辰130周年

今年是李維漢同志誕辰130周年。李維漢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在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論家和卓越領導人。他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老黨員，投身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歷程，親歷了黨的歷史上許多關鍵時刻和重大轉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李維漢同志的一生，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斗歷史聯系在一起，他為祖國和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永載史冊。

一、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大革命時期領導推動湖南工農群眾運動迅猛發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1896年6月2日，李維漢同志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痛恨于“勞動人民受欺壓的痛苦境況”，在心中埋下反抗壓迫、追求解放的種子。1916年，李維漢同志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校期間，他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同志等先進青年，共同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在長沙組織的新民學會，是當時具有相當社會影響的進步團體。

1919年，李維漢同志赴法國勤工儉學。留法期間，在蔡和森同志的影響下，接受并信仰了馬克思主義。1922年，他和周恩來、趙世炎同志等一道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并負責組織工作，積極在勤工儉學學生中進行聯絡。同年，李維漢同志回國，不久后由毛澤東、蔡和森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4月，李維漢同志接替毛澤東同志擔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后改稱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直到1927年4月。大革命期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湖南的工農群眾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湖南成為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1927年初，毛澤東同志到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寫下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共湖南區委和李維漢同志完全同意這篇報告，并首先在區委機關刊物《戰士》上全文發表。在毛澤東同志的影響下，李維漢同志針對農民運動“過火”的責難，提出“貧農猛烈之打擊土豪劣紳，實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現在鄉村之封建政治”。他領導中共湖南區委支持農民自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斗爭，幫助農協建立農民自衛軍，推動湖南農民運動走向新階段。1927年5月，在黨的五屆一中全會上，李維漢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大革命失敗前夕，1927年7月中旬，黨中央進行改組。李維漢同志與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同志等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作出舉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決定。在八七會議上，李維漢同志擔任會議主席，當選為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并在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常委。八七會議著重批評了大革命后期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中國革命由此開始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1928年，黨的六大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舉行，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同志留守國內，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留守中央致力于建立城市工作的群眾基礎、開展城市工人運動，整頓和發展農村工作、組織指導農民暴動，整頓和發展黨組織、加強黨的秘密工作等，很好地完成了黨中央委托的重任。

黨的六大后，李維漢同志先后擔任中央巡視員，中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書記等職。1931年，他赴莫斯科學習。1933年回國后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擔任中央組織部干事、副部長、部長。在長征途中，他無保留地擁護遵義會議的決議，擁護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

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吳起鎮后，李維漢同志受黨中央派遣作為先遣隊成員尋找陜北紅軍。當他得知陜甘革命根據地正在進行肅反，劉志丹、習仲勛同志等被錯誤拘捕后，立刻向黨中央匯報這一情況。黨中央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不久，李維漢同志參加以董必武同志為首的5人“黨務委員會”，及時糾正錯誤肅反，釋放劉志丹、習仲勛等蒙冤同志，使陜甘革命根據地轉危為安。

二、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嚴峻考驗，致力于陜甘寧邊區的鞏固和發展，為籌建新中國嘔心瀝血

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夕，李維漢同志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此后，又歷任陜北公學副校長、分校校長、校長，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和干部教育工作，為陜甘寧邊區建設和全國抗戰培養了大批人才。在中央黨校，他領導完善課程體系，建立學業鑒定制度，對學員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情況進行考核或評定，成效顯著。在陜北公學，他認真貫徹黨中央關于“使教育為長期抗戰服務”的方針，開展馬列主義啟蒙教育和軍事訓練，號召學員“畢業上前線”，陜北公學分校第一批畢業生中就有1000多人奔赴晉東南前線。在干部教育工作中，他積極響應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號召，提出“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對教學內容和方式進行改革，配合了延安整風學習的深入開展。

1942年9月，李維漢同志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臨行前，毛澤東同志與他長談，希望邊區政府在執行黨的各項政策中起帶頭和示范作用。遵照毛澤東同志的囑托，李維漢同志主持起草《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推進精兵簡政；貫徹“三三制”政權原則，團結黨外民主人士；組織大生產運動，發展文化教育事業。這些舉措，為把陜甘寧邊區建設成為模范抗日根據地和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鞏固后方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4月，李維漢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參加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他在重慶、南京、上海等地積極聯絡各方面人士，在極其艱苦復雜的環境下宣傳黨的主張，擴大黨的影響。國共談判破裂后，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李維漢同志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國共談判破裂了，但我黨滿載人心歸去。”

1946年12月起，李維漢同志先后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長、部長。1948年9月，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他繼續擔任部長，并負責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

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李維漢同志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兼第一小組組長，負責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他協助周恩來同志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和溝通協調工作。經過3個多月的醞釀，確定了一份包括黨派、地區、軍隊、團體和特別邀請等5個方面662位代表的名單。這個名單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體現了全國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空前大團結，被毛澤東同志稱贊為“一本包羅萬象的天書”。

三、新中國成立后，長期主管統戰、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論和實踐上作出卓越貢獻

李維漢同志歷任全國政協秘書長，政務院秘書長，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第八辦公室主任，第一屆、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第二屆、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從1948年至1964年底，李維漢同志一直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他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提出適合國情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原則，為黨和國家的統戰、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統戰工作方面，李維漢同志提出“統一戰線是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的重要一部分”，統一戰線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1953年，他提出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重要建議，被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采納，成為運用和平贖買政策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創舉。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建議民主黨派、工商界開“神仙會”，采取“三自方針”（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和“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的方式繼續進行自我教育，創造了以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方法，受到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1962年，他深入分析我國階級關系和統一戰線的根本變化，提出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應該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處理，應該“更加強調團結，強調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對于增強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在民族工作方面，1951年，李維漢同志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負責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談判西藏和平解放問題，達成《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有力維護了中國的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他強調社會改革必須適合各民族的具體條件，在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有必要經過和平的迂回曲折的方法來實現改革。他提出“普遍而大量地培養各少數民族干部”，推動建立民族學院和民族干部學校，促進了少數民族干部的成長和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

在宗教工作方面，李維漢同志指出，我國的宗教具有群眾性、長期性、國際性、復雜性。他強調，要堅持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團結各種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眾，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要努力培養一大批既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又具有較高宗教學識的代表人士；宗教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制度。1958年，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改革宗教制度、廢除宗教壓迫和剝削的建議，被黨中央采納。

四、改革開放后，耄耋之年仍為黨和國家事業殫精竭慮，積極總結歷史經驗

李維漢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殘酷折磨，被關押8年之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正式為他平反。從1979年起，李維漢同志先后擔任中央統戰部顧問，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他不顧年邁體弱，以“我是采薪憂不盡，殘年有志惜晚晴”的頑強毅力，爭分奪秒，奮力工作，為黨的事業貢獻了最后的力量。

李維漢同志十分關心黨的建設工作。1982年9月，他在黨的十二大上作書面發言，堅決擁護“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整黨，使黨風根本好轉”。他認為整黨工作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要自上而下，逐步推廣；要高舉“批評自我批評的武器”。他的這些意見被黨中央采納。

李維漢同志堅決維護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他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1983年4月，他得知中央統戰部召開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統戰理論座談會，不顧86歲高齡，親自撰寫提綱，到會作了長達3小時的理論報告。不久后，他又發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一文，全面總結統戰工作的基本規律，在黨內外引起廣泛反響。

李維漢同志非常重視研究黨的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提出要“把經驗留下來，交給黨，留給后人”。他晚年傾注極大的心血撰寫回憶錄，直到去世前3個月，還插著氧氣管在病榻上修改文稿。他談過撰寫回憶錄的幾條原則：一是以集體為主，著重寫集體的活動，適當聯系自己，反對突出個人；二是實事求是，真實第一，力求寫出歷史的本來面目；三是重視總結經驗，包括正面的、有益的經驗，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為鑒戒的經驗；四是對個人的活動持分析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自我批評。他的回憶錄《回憶與研究》內容豐富、材料翔實，是學習、研究黨史的一部珍貴資料，他本人也被譽為“很好的黨史教員”。

1984年8月11日，李維漢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好象木柴還在燃燒”，“把余光余熱盡量發揮出來”，這是李維漢同志晚年的真實寫照。

五、“永遠是我們的楷模”

李維漢同志的光輝業績和崇高風范，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他身上體現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貴品質，“永遠是我們的楷模，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李維漢同志是信仰堅定、對黨忠誠的楷模。他曾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有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和百折不回的革命毅力，才能在任何情況下經得起嚴峻的考驗。在白色恐怖時期，他教育女兒：萬一被敵人抓住，寧可犧牲，也不能暴露秘密。我們是父女關系，如果你們叛變了，就不再是父女，而是敵我關系，只能刀槍相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黨忠誠，是共產黨人首要的政治品質。”我們學習李維漢同志，就要以堅定的理想信念砥礪對黨的赤誠忠心，自覺加強政治歷練，接受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淬煉，以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

李維漢同志是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的楷模。他善于將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并把新經驗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加以總結，創造性開展工作。在起草《共同綱領》過程中，他提出根據我國歷史和現實情況，不宜實行聯邦制，而應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項建議被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采納。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一項重大創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于創新者進，善于創造者勝。”我們學習李維漢同志，就要在實踐中大膽探索，以守正創新推動事業發展，努力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新鮮經驗。

李維漢同志是熱情坦誠、廣交朋友的楷模。他密切聯系群眾，特別是同黨外人士廣交朋友，與他們“相親相愛情難已，處事同心似一人”。在陜甘寧邊區，他主動與開明紳士李鼎銘先生等促膝談心，激發他們的參政積極性，使他們對邊區政府的態度由“你們黨上”轉變為“我們團體”。新中國成立后，他經常走訪黨外人士，闡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傾聽他們的意見，解決他們的難題。黨外人士視他為“良師益友”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啟蒙老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說到底，統一戰線是做人的工作”。我們學習李維漢同志，就要善于聯誼交友，加強同黨外人士的團結聯系，為黨交一大批肝膽相照的黨外朋友。

李維漢同志是崇尚實干、不務虛名的楷模。他以黨的事業為重，務實篤行，從不計較地位高低和個人得失。他的工作崗位幾經變動，他都能愉快地服從，毫無怨言。籌備新政協期間，他恪盡職守，親力親為，時常為了一個代表人選的確定而“函電往返，斟酌再四，費時達數周之久”。周恩來同志總結籌備工作時說：“維漢同志出力最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教育引導各級領導干部堅持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我們學習李維漢同志，就要克服浮躁情緒，摒棄私心雜念，看淡個人進退得失，講實話、辦實事、求實效，真出業績、出真業績。

李維漢同志青年時期就積極探尋“解除一切不平等”的良方。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以畢生的精力投身于共產主義事業。今天，我們可以告慰李維漢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是，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接續奮斗，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邁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老一輩革命家的寶貴精神財富，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不懈奮斗！

來源：《 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02日 06 版）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