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每日幸運簽#
6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喬爾·瓦爾德斯在社交媒體上宣布了一件大事:五角大樓新聞辦公室被重新劃定為“敏感分隔信息設施”,記者不能再進入那片區域了。瓦爾德斯的說法是,國防部長辦公室的演講稿撰寫人現在跟新聞辦公室共用空間,這些人經常處理機密材料、使用保密的SIPRNet網絡,所以這塊地方沒法讓記者待著,完全禁止未經授權的人員進入。他還補了一句,說這事“沒什么好爭議的”。
瓦爾德斯解釋,從現在開始,記者想跟五角大樓溝通,只能預約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部長肖恩·帕內爾,一對一碰面。
單看這條消息,可能有人會覺得,就是換個地方辦公嘛,沒什么大不了的。但把它放進過去一年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里看,就沒那么簡單了。
這件事得從去年10月說起。
2025年10月6日,五角大樓以“維護軍隊和國家安全”為由,給在國防部常駐報道的媒體頒布了一套新規定。其中有個條款特別扎眼:禁止記者尋求或發布未經國防部明確授權的信息,哪怕這些信息不被列為機密,哪怕是從五角大樓以外的渠道獲得的。也就是說,一篇報道能不能發,得先讓國防部官員點頭。
政策一出來,五角大樓要求各家媒體在規定期限內簽一份知情書。結果呢,許多持有采訪證的記者拒絕簽字,直接交回了證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NBC、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等八家主流媒體被要求搬出在五角大樓內多年的辦公室,騰出來的空間被安排給了偏保守派的媒體機構。去年10月,絕大多數新聞媒體撤出了五角大樓,交回了通行證。
這場對峙迅速從辦公室搬到了法庭上。
2025年12月,《紐約時報》起訴國防部,要求取消那些限制。今年3月20日,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的弗里德曼法官裁定,五角大樓這套政策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撤銷相關限制,并為7名《紐約時報》記者恢復采訪證。法官在裁決里用了這樣的表述——他說“無可爭議的證據”顯示,這些措施的目的其實是排除“不受歡迎的記者”。他還說,官員可以拒絕回答問題,但“沒有法律禁止記者提問”。
按理說,法院判了,這事就該翻篇了。可五角大樓的選擇是——換了個更隱蔽的方式繼續。
3月23日,國防部宣布將關閉記者們在五角大樓內用了數十年的“記者走廊”辦公區,把他們全部遷到樓外的附屬區辦公。同時推出新規定:記者可以繼續進入五角大樓參加新聞發布會和采訪,但全程必須由五角大樓工作人員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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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樓新聞協會當時發了聲明,措辭很重——說此舉“明顯違反了最近法院裁決的文字和精神”,并質疑在當前美軍對外作戰的關鍵時期限制記者報道活動的做法。
到了5月18日,《紐約時報》第二次起訴國防部。這次針對的就是那個“全程陪同”政策。訴訟文件里說得很清楚:這政策不是孤立的規定,而是五角大樓“一系列不斷升級措施”的一部分,目的就是阻止不利報道。記者朱利安·巴恩斯被要求在任何采訪活動中都必須有陪同,訴訟主張這嚴重限制了媒體長期的獨立報道權,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
帕內爾則在X上回應說,《紐約時報》的訴訟“只不過是試圖消除他們獲取機密信息的障礙”。
然后就是6月1日這步棋。新聞辦公室被劃成了機密設施,記者連那間屋子都進不去了。
把這三步連起來看,脈絡就很清楚了。第一步,禁止記者報道未經官方批準的內容,哪怕是不涉密的信息也不許。記者拒絕簽字,交回證件離開。第二步,法院判違憲,五角大樓就改成“全程陪同”來繞過判決。第三步,把新聞辦公室直接變成“機密空間”,從根本上切斷記者與信息源的日常接觸。
每一次法院裁決之后,不是限制放松了,而是換了一種形式上符合判決但實際更緊的方式。那個著名的“記者走廊”被關閉時,官方聲稱是“出于安全考慮”,但記者方面完全不認同這套說辭。
在看這些資料的時候注意到一個細節:去年秋天,五角大樓給記者提出的新規中,有一項條款甚至暗示,如果記者向軍方人員“索取”敏感信息,就可能被視為安全風險并被驅逐。這個“索取”的定義非常模糊。一個記者隨口問一句“最近有什么進展”,算不算索取?主動權完全在五角大樓手里。
美國新聞俱樂部的馬克·舍夫在6月1日發的聲明里說了這么一段話:把新聞辦公室劃成“機密空間”不是孤立事件,它緊跟著一系列不斷升級的限制措施——限制記者報道經官方預先批準的信息,撤銷那些做常規報道的記者的證件,把記者從長期使用的辦公區趕走,還要求全程陪同。聯邦法院已經判定這些政策的關鍵部分違憲了,訴訟還在繼續。把記者工作的地方叫成‘機密空間’并不會讓政府更透明,它只會給記者和公眾需要了解的信息之間多加一道墻。
他還說了一句我覺得挺重的話:獨立報道美軍的事務不是可有可無的。當記者被越推越遠,美國人民得到的信息就越少,透明度越少,監督也越少。任何限制這種準入的做法,都應該讓每個珍視自由和知情社會的人警覺起來。
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之間的關系,全世界都在討論。但這件事超出常規的地方在于:這是五角大樓——美國軍事力量的核心中樞——在明面上、系統性、一步步把記者推開。而且手法越來越精細化:不是因為某次泄密事件臨時收緊,而是設計了一套層層嵌套的政策組合,讓信息公開的門越開越窄。
有人會說,戰爭時期保密是必要的,軍方有責任保護作戰安全。這個道理對。可問題是,什么時候“安全”變成了一個可以無限延伸的概念,大到能夠覆蓋記者和國防部官員之間的日常交流?什么時候一個新聞辦公室被重新定義為一個“敏感分隔信息設施”,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記者拒之門外?
有支持的人說,這是保護國家安全,記者本來就不該到處亂闖。反對的人認為,這叫“把自己不愿看到的報道者趕出門外”,用的理由只是一個借口。還有人嘲諷說“下一步是不是連五角大樓周圍的街道都要劃成軍事禁區”?
讓人印象深刻的評論來自某英文媒體的討論區——大意是“當政府開始把記者隔絕在真實信息之外的時候,離謊言統治就不遠了”。它反映的是一種深層的擔憂:一旦透明變成了一種可選項,誰來保證普通人知道的事情是真實的?
在任何社會里,當權力集中的機構開始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時,不管理由是什么,最終付出的代價都是普通人的知情權。那些在戰爭、國際沖突中流血的士兵,那些被國家決策影響生活的普通人,他們有沒有權利知道自己的政府正在做什么?
信息壁壘從來不是一夜之間建起來的。它是一塊磚一塊磚壘的。一塊磚叫“安全考慮”,一塊磚叫“設施重新認定”,一塊磚叫“全程陪同”。每一塊都有人覺得“合理”。等到壘成一面墻的時候,你才會發現,你已經看不到那邊發生的事情了。
這次,記者被關在了新聞辦公室門外。下一次,關上的那扇門,會不會是你了解真相的唯一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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