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右翼在阿根廷買豪宅就是拋棄特朗普？美媒炒作錯在哪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煜華】

最近，《紐約時報》的一條消息在美輿論場炸開了鍋：

Palantir 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豪擲1200萬美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購入豪宅，將孩子轉學當地，還頻繁與阿根廷總統米萊閉門會面。

彼得·蒂爾（右）于四月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總統府，準備與米萊會面。 路透社

一時間，腦洞大開的解讀瘋傳全網：有人說他挖好了核掩體，要躲世界末日；有人斷言他對美國徹底失望，決心“叛逃”；更有聲音將其與去年馬斯克和特朗普的決裂綁定，宣稱“科技右翼與MAGA的蜜月徹底終結，特朗普已成被拋棄的棄子”。

這些故事都很有畫面感，也很符合一些人對特朗普政府“風雨飄搖”的預設。但要看懂這套“阿根廷豪宅加棄船跑路”的敘事，得先放下一個下意識的預設，即以為對蒂爾這樣的人來說，“祖國”是一個值得效忠、也可以背叛的對象。在他和他所代表的那個階層眼里，民族國家從頭到尾都是一件工具。理解了這一層，阿根廷的房子和華盛頓的合同就不再彼此矛盾，反而是同一套盤算的兩面。

彼得·蒂爾何許人也

2022年，《紐約時報》在一篇介紹彼得·蒂爾為MAGA派資助的文章中，這篇文章的標題用“潛在的擁立國王者“（Would-Be Kingmaker）來形容蒂爾。盡管在美國語境里，所謂Kingmaker并非一個多么獨一無二的稱號，一般只是用來指代那些能扶植領導人的有影響力的人物，僅在特朗普本次大選中，就有很多人被冠以這一稱號。但蒂爾卻實實在在能擔得起這個名號，

彼得·蒂爾的履歷幾乎是一張硅谷權力的索引：PayPal聯合創始人、被稱作“PayPal黑手黨”的那群人的精神領袖，Facebook的第一位重要外部投資人，風投機構Founders Fund的掌門，以監控數據起家的Palantir的奠基者和董事長，副總統萬斯的政治金主與思想引路人。今天媒體口中那個“科技右翼”群體，那群出身科技和風投、政治上向保守民粹靠攏的非典型硅谷精英，蒂爾差不多就是它的引力中心。

他的意識形態常被簡單貼上“自由意志主義”的標簽草草打發，這恰恰是誤讀的開始。蒂爾這套思想至少有三層，層層相扣。

第一層是資本至上的反民主內核。蒂爾追求的“自由”，核心是資本不受民主約束的無限擴張權。2009年，蒂爾在其《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一文中，就宣稱“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相容的”，這句驚世駭俗的言論，本質是對大眾民主制約資本的焦慮——自普選權擴大與福利國家建立以來，資本被迫向普通人讓渡再分配權與接受監管，這在他眼中構成了根本性“問題”。他在《從0到1》中奉壟斷為創新之源，堅信治理權應歸于少數精英，而這一邏輯的極端延伸，便是對新反動主義代表人物柯蒂斯?雅文的推崇。雅文公然主張以“君主制”取代美國民主，其思想不僅被蒂爾引入主流右翼話語，更深度影響了副總統萬斯等核心政客。

第二層是技術加速主義的救贖敘事。蒂爾這代科技精英普遍懷有“被辜負的幻滅感”：信息時代讓他們暴富，卻未能實現“會飛的汽車”式的突破性進步，正如Founders Fund那句著名抱怨：“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結果只得到了140個字符”。他們將技術停滯歸咎于科學官僚化、監管膨脹與精英統治衰退，開出的藥方是資本投入加制度松綁的雙重加速，追求通過技術奇點重啟增長，而倫理與社會風險則被視為必要代價。

第三層是工具化的技術民族主義。表面上，反政府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擁抱國家主義看似矛盾，實則精準契合資本邏輯：政府對他們而言，是提供公共物品、政策護航與巨額訂單的核心工具。他們一面緬懷冷戰時期政企軍緊密咬合的“黃金年代”，一面推動華盛頓將資源向科技領域傾斜。Palantir聯合創始人卡爾普在《技術共和國》中直言不諱，將美國關鍵技術落后渲染為“西方清算時刻”，號召精英回歸國防與國家項目等大事，恰是這一邏輯的集中體現。

而Palantir，正是這三層意識形態最直白的肉身。這家公司以《指環王》里那顆“洞察一切的水晶球”命名，做的是把海量數據煉成監控與決策能力的生意：早年靠CIA的風投起步，2011年協助追蹤本·拉登，近年深度嵌入國防部，2025年初向陸軍交付了AI系統“泰坦”，還長期參與移民執法。反民主的人把公司做成了政府最鐵的供應商，看似悖論，其實只說明一件事，即他們的反民主從不妨礙用政府，反倒要盡可能站到那條“政府撒錢的水管”前面，同時一點點掏空可能約束資本的民主問責。

美國帕蘭蒂爾公司（Palantir Inc.）獲得戰術情報接入節點（TITAN）地面站單元的開發和交付合同。圖為TITAN效果圖。 Palantir

正因為有這三層底色和Palantir這具肉身，蒂爾對當下美國政壇的影響才遠遠超出“一個大金主”的范疇。他真正的分量，與其說在幾張政治獻金支票上，不如說在于他用十幾年時間搭起了一條思想管道加一條人才流水線。他用十余年時間構建了思想傳播與人才輸送的雙重網絡，深度嵌入共和黨權力核心。

在思想層面，他作為國家保守主義大會核心人物，常年通過演講布道，并資助《美國事務》《美國偉大》《斯坦福評論》等刊物，將雅文等邊緣理論家的極右翼思想，系統性地推向共和黨新生代政客的案頭。在人才層面，蒂爾的“造王”之路早有布局：2008年起物色資助共和黨政客，2016年成為“硅谷唯一公開挺特朗普的精英”，并在慶功會上將馬斯克、卡爾普引薦給特朗普；到特朗普第二任期，這套人才流水線集中兌現——親手栽培的萬斯坐上副總統之位，多位“PayPal黑手黨”成員散落在政府關鍵崗位，馬斯克麾下相關技術團隊的骨干，也多半出自Palantir或他投資的Anduril。可以說，今天華盛頓處理科技、監管、國防的那套議程里，處處疊著蒂爾多年布局的影子。

蒂爾為何選阿根廷？

理解了這三層底色，阿根廷的選擇便不再神秘。

媒體將此事渲染成“富豪受驚、倉皇出逃”的驚悚戲碼，不過是最表層的解讀。真正的行為邏輯，藏在蒂爾奉若圭臬、逢人便推薦的九十年代奇書《主權個人》中。這本書的核心論斷直白而尖銳：信息時代首次讓掌握資本與認知優勢的精英，有能力掙脫民族國家的征稅與控制，成為“主權個人”——他們不效忠任何單一國家，將各國視為相互競爭的服務商，在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比價、擇優、套利。蒂爾，正是這套理論在現實世界里最虔誠的實踐者。

拆解這套“逃離政治約束”的方法論，能看到一條貫穿二十年的清晰主線：用技術人為開辟國家權力無法觸及的新空間。蒂爾早在2009年的文章中就明確了三大前沿領域——網絡空間、外太空、海上家園，且逐一付諸行動。

網絡空間層面，他參與創立PayPal、后續重金押注加密貨幣，本質都是同一股沖動：繞開政府對貨幣主權的壟斷，讓價值在國家視線之外自由流動；海上領域，他出資支持“海上家園研究所”，試圖在公海上打造擁有獨立法律體系的漂浮國度；陸地飛地方面，他與安德里森等人聯合投資的洪都拉斯“興隆城”，在高度獨立于該國政府的特殊經濟區框架下運作，甚至能開展繞開FDA監管的臨床試驗。將這套邏輯投射到他個人身上，便是國籍的套利：2011年獲取新西蘭國籍，2022年申請馬耳他護照，如今在阿根廷購置豪宅、安排子女入學、會晤總統，不過是同一串動作的延續。

2022年4月7日，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舉行的比特幣大會上，彼得·蒂爾在主題演講中向與會者贈送了兩張百元美鈔。 美聯社

往深處探究，這套方法論的核心遠不止逃避。其本質是主權層面的對沖與套利。在蒂爾的構想中，理想世界應是這樣的：資本結構性地凌駕于任何單一民主政體之上，公民身份退化為可隨時更換的消費選擇——哪個國家稅低、監管松、產權穩，就將“訂閱權”切換到哪里。所謂躲核彈、挖掩體的末世焦慮，并非孤立的敘事，而是這套退出邏輯推向生存主義極端的表現，備份國家與備份硬盤，本質是同一種風險規避的心理結構。具體到此刻為何選中阿根廷，答案并不浪漫：米萊推行的近乎無政府資本主義的激進去監管政策，是當前全球最貼近這一世界觀的現實試驗田，一位執政總統恰好與蒂爾共享“逃離政治約束”的本能；再疊加一個直接的現實誘因，即加州正在醞釀針對億萬富翁的5%財富稅公投，進一步堅定了他的選擇。

因此，有一點必須明確：《紐約時報》的消息人士反復強調，此次搬遷屬于臨時安排；1200萬美元對身家約280億美元的蒂爾而言，不過是九牛一毛；他的財富、公司根基與政治影響力，仍壓倒性地錨定在美國。這件事的本質，是在主權層面進行資產配置，將民族國家本身視為可對沖的風險敞口，搭建一張可隨時切換的全球網絡。對“主權個人”來說，國家是可以同時持有多份的“訂閱服務”，關鍵從不是逃離某一個，而是拒絕被任何一個捆綁束縛。

“拋棄特朗普”的幻覺：從未忠誠，談何背叛

理清了蒂爾的個人邏輯，再回頭看那個最流行的論斷“科技右翼正在拋棄特朗普”，就能看出它錯在哪。

如果只看媒體渲染的圖景，的確很容易得出這是一套慣見的兔死狗烹的政治戲碼：馬斯克和特朗普2025年因那部“大而美法案”公開撕破臉，一度揚言另組政黨，特朗普則放話要“搞垮”他的公司；如今蒂爾又把家搬去阿根廷，儼然一張對美國政治投下的不信任票。結論于是呼之欲出，蜜月散場，科技要棄MAGA而去。

問題在于，這段關系從來談不上“蜜月”，它從一開始就是一樁徹頭徹尾的相互利用。把它當成感情戲來讀，自然會把每一次爭吵都誤判成分手。科技右翼和特朗普之間，是一種雙方心知肚明的彼此借力：各自的議程并不完全重合，誰也不指望對方百分百契合自己，但在最在意的那幾件事上，他們暫時找到了共同利益，于是走到了一起。一旦哪一方覺得對方不再有用，或者動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翻臉只是遲早的事，這恰恰是相互利用關系的題中之義。

那么他們擁抱特朗普，究竟圖什么？拆開來看，恰好對應著前面那三層意識形態的現實兌現。

其一圖“反民主”。特朗普對既有制度、政治規范和龐大行政國家的猛烈沖擊，正合科技右翼弱化民主問責的本能。在他們的設想里，決定技術與產業走向的權力，本就該從職業官僚和喧鬧選民手里收回，交還給少數“看得遠、不怕盲目大眾”的精英。特朗普這臺推土機推平的，正是那些他們眼中礙事的程序、制衡與問責。

其二圖“反監管”。特朗普上任首日就廢除了拜登政府針對人工智能的監管行政令，對加密貨幣也由嚴打轉為大開綠燈，再加上馬斯克掛帥、大刀闊斧拆解監管機構和削減開支的所謂政府效率部，整套組合拳幾乎是照著科技右翼“民用領域自由放任、戰略領域重點扶持”的清單在落子。監管這道緊箍咒一松，AI和加密貨幣就能放手狂奔。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一條，圖“進一步實現金融資本擴張”。民主黨當年那套面向中產的加稅與福利議程，尤其是對未實現資本收益征稅的構想，被這些富豪視為壓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特朗普則反其道而行，重提涓滴經濟學，許諾給大企業和高收入者減稅。與此同時，政府的錢袋子向他們大開：Palantir的政府合同、Anduril的軍方大單、五千億美元級別的“星際之門”AI基建、能源與關鍵礦產的解綁、為搶人才而松動的H-1B簽證。換句話說，特朗普把國家同時改造成了資本的護衛艦和提款機。沖著這三樣東西，他們當然樂意湊上來合作。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0日，馬克·扎克伯格、杰夫·貝索斯和馬斯克等人出席美國總統就職典禮。 路透社

而正因為這是相互利用，所謂的“決裂”才更應該被看作利用關系內部的討價還價，而非關系本身的破裂。馬斯克那場風波就是一例：法案觸到他的利益，他立刻翻臉放狠話。可幾個月后，兩人又握手言和，柯克的追悼會上同框，海湖莊園里共進晚餐，馬斯克重新給親特朗普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掏錢，最近還一道坐著空軍一號飛往中國。同樣的道理，就在蒂爾全家落腳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當口，Palantir和Anduril拿下的政府與軍方訂單不減反增，他一手托舉的萬斯還穩坐副總統之位。

更要命的是，這套關系根本不綁定在任何一個具體的人身上。特朗普若失勢或退場，后面還排著萬斯，那位被蒂爾用真金白銀托舉、深受新反動派思想浸染的門生；萬斯之后，還有一整條可供扶植的板凳。科技右翼為這條板凳已經經營了十幾年：資助候選人、辦大會、養刊物、轉動政商旋轉門、買下社交平臺來重塑輿論。他們押注的從來都是這條不斷產出“可用政客”的流水線，換上誰都不影響它運轉。把誰送上去、再把誰換下來，對他們而言只是工序，談不上忠誠，也談不上背叛。

這就觸到了根上，也是最該講清的一層：科技右翼并非一個隨特朗普起落的選舉派系，它是資本主義晚期危機的一個長期自救產物。全球化進入下行周期、傳統投資回報率走低、2008年金融危機雪上加霜之后，金融資本急需新的增殖出口，于是與人工智能、加密貨幣這些技術深度聯姻；與此同時，大國競爭重啟又逼著這部分資本主動占領并俘獲國家機器，以保住自己的技術壟斷地位。一個為續命而生的階層，斷不可能“對政治失望、退出政治”，介入政治本身就是它的生存策略。只要還有余力，它就一定會盡可能深地插手政治，通過特朗普，通過萬斯，通過下一個被推上去的人，同時也通過阿根廷這樣的退出選項給自己留好后路。

說到底，“占領”與“退出”是同一具身體的左右手：一手攥緊華盛頓的權力水龍頭，一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鋪好逃生網絡，看似背道而馳，伺候的卻是同一個目標，即讓科技資本精英最大限度地擺脫民主問責、保住行動自由。蒂爾沒有拋棄任何人。他在做的，是他十五年來一直公開宣稱要做的事，把民族國家本身當成一個需要對沖的風險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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