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百度百科·鄭蘋如詞條、《良友》畫報第127期（1937年）、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史料、《孤島上海》相關歷史文獻、張愛玲《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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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11日，上海，江灣。
這個日期，放在民國歷史那條長得看不到頭的時間軸上，算不上什么特別顯眼的坐標。
那一年，中國大地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多到讓每一天都壓得喘不過氣來，讓人不知道該記哪一天，又該忘哪一天。
上海這座城市，自1937年淞滬會戰結束之后，就進入了那段被后人稱為"孤島時期"的特殊歲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占區四面包圍，活脫脫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孤島。
島上的日子，表面上還維持著一種令外人咋舌的繁華：霓虹燈還亮著，百樂門的舞池里還有人踩，南京路上的百貨公司櫥窗里還擺著讓人移不開眼的洋貨，街上的行人還是衣著講究的派頭，看上去和戰前沒多大區別。
可生活在這里的每一個人，心里都揣著同一塊石頭——這份繁華，到底還能撐多久。
1940年2月11日一早，一輛車從上海市區出發，沿著公路往江灣方向開去。
車上坐著一個女人。二十二歲，旗袍，容貌出眾，神情出人意料地平靜。
押送她的人坐在旁邊，不時側頭看她一眼，又把視線移開。
車窗外，上海的街道一條條從窗邊退走，樓房漸漸變得稀疏，市聲慢慢消散，換成了郊外特有的空曠和寂靜。
接近刑場的那一段路上，這個女人開口了，向押送的人說出了一個請求。
押送人員聽完，久久沒有說話。
然而，就在那幾個字落進那個清冷的早晨之后，這個見慣了生死的人，竟在原地愣了許久，始終沒有開口說出那個"不"字……
【一】名門之后，混血美人，一張上海灘難以忽視的臉
鄭蘋如的出身，放在民國上海那個五方雜處、各色人物云集的地方，也是頗為少見的那種。
父親鄭鉞，祖籍浙江，清末生人。那個年代能出洋留學的，家里多少都有些底子，鄭鉞也是如此。
他早年東渡日本，在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
法政大學在清末民初出過相當數量的中國留學生，這些人里后來各有建樹，鄭鉞是其中之一。
學成歸國之后，他回到上海，在司法界站穩了腳跟，做的是法律相關的差事，有穩定的收入，在上海圈子里也積攢了一定的名望和人脈。
但鄭鉞這個人，不是那種守著一份安穩差事就能滿足的性子。
他年輕時加入了同盟會，骨子里裝著那個年代讀書人特有的理想與抱負，是有信仰的那種人，不是光拿薪水過日子的主兒。
這條隱在生命底色里的線索，對于理解他后來為何愿意讓女兒踏入險地，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當然，這是后話了。
母親木村花子，是地道的日本人，生在明治年間，出身普通的日本家庭，后來嫁給了鄭鉞，隨夫來到上海，改了個中文名字叫鄭華君，就此在這座城市扎了根，一住就是幾十年。
鄭華君把上海當成了自己真正的家，把上海的弄堂氣息、梧桐街道、咿哦聲調都住進了骨子里，和這座城市之間，早就分不清是人適應了城市，還是城市接納了人。
鄭蘋如，就是這兩個人的孩子。1918年8月16日，生在上海。
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這一半一半的血統，給了她一張在那個年代極具辨識度的臉。
五官輪廓清晰，皮膚白皙，眼神明亮，帶著一種說不清來路的氣質——不是那種一眼看去就讓人覺得不過如此的美，而是越看越有東西在里面的那種，越看越耐看。
她從小讀書，聰明，學東西快，日語說得和母語一樣流利，一點口音都不帶，一旦開口，本地日本人也未必能察覺出她有中國血統。
這個能力，在后來孤島時期的上海，成了一張相當管用的通行證。
鄭家在上海的社交圈子里有一定的人脈，鄭蘋如在這個環境里長大，見過各色人物，禮儀舉止是家教一點一點磨出來的，談吐得體，進退有度，在上海上流社會的場合里挑不出什么毛病來。
就算放在那個美女如云的大上海，她走進任何一個房間，都不會成為背景板里的一個人影。
1937年，《良友》畫報第127期，在封面上刊登了鄭蘋如的照片。
《良友》畫報，1926年在上海創刊，是民國時期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廣的綜合性畫報之一，面向有文化水平的都市讀者，內容涵蓋時事、文藝、社會、體育、電影等各個領域，在國內外均有相當的發行量，是彼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物之一。
那個年代上過《良友》封面的，有影星阮玲玉、胡蝶，有各界社會名流，有體育健將。
能出現在這張封面上，在當時是有實質性含金量的事，不是隨便哪個人都能上的。
鄭蘋如上封面那年，十九歲。
照片上的她，旗袍，精心打理過的發式，嘴角帶著那個年代時髦上海女孩特有的輕松笑意，整個人的氣質介于鄰家女孩和名媛之間，親切而不失風度，漂亮而不讓人覺得遙遠。
就是這張照片，在她死后的幾十年里，成了她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廣為人知的影像——一個十九歲女孩的笑臉，定格在了一張泛黃的舊畫報封面上，歲月從那里靜止，再也沒有動過。
誰也沒想到，這個在《良友》封面上笑得好看的女孩，三年之后，會死在上海郊外江灣的寒風里，年僅二十二歲。
【二】戰火之后，孤島之上，一個在上海暗流里悄然開始的故事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正式打響了。
中日兩軍在上海展開激烈交戰，這場仗歷時整整三個月，傷亡極為慘烈，最終以中國軍隊全線撤退告終。
1937年11月，上海大部分地區陷落，但英美法等國管轄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為列強之間復雜的政治格局，暫時得以保留，形成了一座被日占區四面包圍的孤島。
這個格局，從1937年11月一直維持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正式進入租界為止，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上海孤島時期"，前后將近四年。
孤島里的上海，是個極為矛盾的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疊在一起，既荒誕，又真實。
一方面，租界里的日常生活，以一種令外人咋舌的頑強在延續著。
商業、娛樂、出版，該有的都還有，百貨公司照常營業，咖啡館照常開門，舞廳照常有人光顧，外國人、中國商人、文化人、各路過客，在這塊四面受困的夾縫里各顯神通。
大量難民和資本的涌入，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租界經濟的表面繁榮，那幾年上海出版業的活躍程度，放在整個民國時期都算得上突出。
另一方面，孤島內部的暗流從來沒有停歇過。
情報戰、暗殺、綁架，在這座城市的皮膚下面日日夜夜地進行著，各方勢力在這塊狹小的地盤上縱橫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撥開表面的繁榮，里面是另一番險象環生的光景。
那幾年，租界里隔三差五就會傳出某人被暗殺、某人失蹤、某處發生槍擊的消息，多到讓人漸漸習以為常。
淞滬會戰結束后的某個時間，鄭鉞把女兒叫到了身邊，談了一次話。
那次談話的內容，史料里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
父女倆說了什么，從哪里說起，談了多長時間，鄭蘋如當時是什么反應，這些細節都已經無從知曉。
但談話結束之后，鄭蘋如悄然加入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情報工作，成了一名秘密情報員。這個機構，就是通常所說的軍統。
選她來做這件事，理由是明擺著的。
日本血統讓她可以在某些日方背景的場合里不顯突兀，流利的日語是一把能打開某些門的鑰匙，出眾的外貌和得體的社交能力，讓她可以在上流社會的圈子里自如活動，既不會引起多余的注意，又能接觸到足夠廣泛的人脈。
這種條件的組合，在孤島時期的上海，是一套極為稀缺的搭配，軍統不可能視而不見。
從外表上看，鄭蘋如還是那個活躍在上海社交圈里的時髦女孩，出入各種場合，認識各色人物，說話得體，笑容好看，是那個年代大上海的一道風景。
從實質上講，她在這些場合里穿行的同時，一邊周旋應付，一邊收集情報，一邊把獲取到的消息通過秘密渠道傳遞出去。
這種雙面人生，從1937年一直持續到1939年，前后將近兩年時間。
兩年里，她以這個身份出現在上海的各種場合，收集到的情報秘密傳遞出去，具體做了多少，史料的記錄是零散的，但她的名字確確實實留在了軍統的檔案里，那是實打實的記錄，不是傳說。
【三】1939年的任務，一個讓人聽名字就心里發怵的目標
1939年，軍統給鄭蘋如安排了一個新的具體任務，目標人物是丁默邨。
丁默邨，1901年生，湖南常德人，本名丁叔量，字默邨，史料里也有寫"丁默村"的版本，不同來源寫法略有差異。
他的早年經歷頗為復雜，年輕時有過一段革命背景，做過一些與那個年代政治變局相關的工作，后來走上了與早年截然不同的路，和汪精衛集團掛上了鉤，成了汪偽政權在上海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1939年，汪偽特工總部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正式掛牌運作，丁默邨是這個機構的實際負責人。
這個地方，在歷史上被簡稱為"76號"，是孤島時期上海最令人談之色變的所在之一，兇名遠播，在租界里幾乎無人不知。
76號在孤島時期的名聲，簡單說就是：沒有什么事是它不敢做的，沒有什么手段是它不敢用的。
針對抗日人士和各類抵制日偽的人員，76號使盡了一切手段，殘酷程度有大量史料為證。
住在租界里的人，大白天提起76號，都會本能地壓低聲音，生怕驚動了什么。這兩個字，在那幾年的孤島上海，就是一個人人避之不及的符號。
軍統的任務，是讓鄭蘋如接近丁默邨，伺機刺殺。
這個任務，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極度危險的事。
丁默邨周圍的人，全是在各種險惡場合里摸爬滾打出來的，安保森嚴，毫無松懈可言。
而他本人，在各種復雜局面里經歷了多年，對危險有著一種近乎本能的警覺——這種人，輕易是騙不了的。
要在這種人面前扮演一個毫無破綻的角色，撐上足夠長的時間，難度之大，不言而喻。
鄭蘋如憑借日本血統和親日的外表，以一種不動聲色的方式，逐步出現在丁默邨的視線范圍內。
丁默邨比她年長將近二十歲，對這個年輕漂亮、能說一口流利日語、在上流社會場合里游刃有余的女子，表現出了明顯的好感，兩人之間的往來隨之日漸頻繁，開始在各種場合里成對出現。
在這段看似尋常的往來背后，鄭蘋如一邊應付著丁默邨的殷勤，一邊把通過這層關系獲取到的情報，悄悄傳遞出去。
這種狀態，從1939年春天一直持續到了秋末，將近大半年。
這大半年，放在普通人的生活里，不過是日子的一個尋常切片。
可對鄭蘋如來說，這大半年里的每一天、每一個細節，都是懸在刀刃上過的。
對外要維持住那套讓丁默邨和他周圍的人信任的人設，每一個眼神、每一句話都不能有破綻；對內要保持足夠的清醒，把有用的消息記下來，找到機會傳遞出去；與此同時，還要時刻警惕著76號那張鋪得極廣的監視網絡，不能被任何一處細節露出馬腳。
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后果是鄭蘋如清清楚楚知道的。
鄭蘋如就這么撐著，一直撐到了1939年12月。
1939年12月，刺殺計劃進入了執行階段。
軍統選定的行動地點，是南京西路上的一家皮草行。
選皮草行作為地點，是有講究的——對于那個年代有錢有閑的上海人來說，冬天進皮草行挑皮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以逛街購物為由約人同往，不會引起任何人的疑心；而且店鋪空間相對封閉，進出口有限，便于事先布置人手，等待時機。
軍統方面提前在皮草行內部和附近安排了行動人員，一切準備妥當，只等時機。
鄭蘋如按照計劃，以逛街購物為由，約丁默邨同往。丁默邨同意了。
兩人走進了那家皮草行。店里掛著一排排各色皮貨，在燈光下顯出厚重的光澤，是那個年代上海冬天里尋常的消費場景。
兩人挑選皮草，談笑，一切看上去都與平日里無異。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丁默邨突然站起身來，以有急事為由，拉著鄭蘋如快步走出了皮草行，上了車，絕塵而去。
關于丁默邨如何察覺到異常，不同史料給出的解釋存在出入。
有說法是隨行人員發現了周圍可疑的布置，也有說法是丁默邨本人多年磨練出來的危險直覺，在那一刻感到了某種無從言說的不對勁。
無論哪種原因，結果是一樣的：刺殺，就這么失敗了。
此后不久，鄭蘋如的身份暴露，被76號逮捕，關押在極司菲爾路76號。
父親鄭鉞得知消息，立刻四處奔走，動用了鄭家在上海積累的所有人脈關系，托人說情，反復斡旋，把每一個可能的口子都試了一遍，始終沒能撬開76號那扇鐵板一塊的門。
這場營救，從鄭蘋如被捕一直持續到處決前夕，一天都沒有停過，但每一次都無功而返。
兩個月之后，處決的決定作出了，執行日期定在1940年2月11日，地點，上海郊外的江灣。
那天一早，押送人員奉命將鄭蘋如帶上車，從極司菲爾路出發，往江灣方向開去。車上這個二十二歲的女人，容貌出眾，神情平靜得出人意料，一言不發，只是望著車窗外的景色。
押送人員側過臉看了她一眼，再看了一眼，心里產生了某種說不清楚是什么的東西，手上的動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下來。
快到刑場的時候，鄭蘋如平靜地開口，說出了一個請求。
然而，當押送人員聽清楚她說出的那幾個字之后，沉默了很長時間，久到車內只剩風聲，最終，緩緩點下了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