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建國,今年六十三歲,在縣城第一中學教了整整三十八年的數學。去年九月,我正式辦了退休手續。離開學校那天,我沒有參加學校組織的歡送會,而是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教室里,看著窗外的梧桐樹發了很久的呆。
那棵梧桐樹是我剛來學校那年種下的,現在已經長得比教學樓還高了。三十八年,我送走了一屆又一屆的學生,有些名字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有三個學生,我這輩子都忘不了。
第一個是陳志遠。
1996年,我帶高二(3)班的數學課。陳志遠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上課的時候總是低著頭,不是在睡覺,而是在畫畫。他的課本空白處畫滿了各種東西——樹、鳥、人臉、遠山。那些畫線條流暢,明暗得當,即便我一個外行人看了,也覺得有靈氣。
但他的數學成績一塌糊涂。每次考試,他最多考四十幾分。不光是數學,他的物理、化學也差得離譜,唯獨語文和美術課,他總是全班第一。
那時候我年輕氣盛,覺得自己有責任把每一個學生的成績拉上去。我找陳志遠談了好幾次話,讓他上課認真聽講,別再畫那些"沒用的東西"。他每次都點頭答應,但第二天照畫不誤。
后來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了,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把他的畫本沒收了。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本子已經畫了大半本,里面有鉛筆素描,有鋼筆速寫,還有幾幅用圓珠筆畫的人物肖像,栩栩如生。
我把本子鎖在辦公室的抽屜里,跟他說:"等你數學考到九十分,我就還給你。"
陳志遠沒有爭辯,只是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我后來想了很多年,不是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種說不清的黯淡,像是一盞燈被人擰小了。
![]()
那之后,他確實不畫了。上課也抬起頭來聽講了,作業也按時交了。期中考試,他的數學考了六十八分,進步了二十多分。我很高興,在班上表揚了他,覺得自己的方法奏效了。
但他的眼睛里再也沒有光了。
高三那年,陳志遠的成績勉強夠上一個三本線。他父親是鎮上開雜貨鋪的,覺得讀三本太貴,不如早點出去打工。陳志遠沒有反對,高考結束后就跟著老鄉去了廣東的一家電子廠。
這件事我本來已經漸漸淡忘了。直到2015年,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報道,說我們省有個青年畫家在北京辦了個人畫展,作品被好幾家美術館收藏。那個畫家是陳志遠,報道里還提到他的啟蒙經歷——他說自己二十五歲才重新拿起畫筆,在工廠里利用下班時間自學,后來考上了美術學院的成人班。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了很久,終于在一個舊紙箱里找到了那個畫本。我當年說等他考到九十分就還給他,但他始終沒有考到九十分,而我也始終沒有還給他。
我坐在書房里翻看那些畫,一頁一頁地看。一個十六歲的少年,用最普通的鉛筆和圓珠筆,畫出了那樣生動的世界。而我,當時親手把那個世界關上了門。
第二個學生叫林小慧。
林小慧是2003年我帶的高一(1)班的學生,成績非常好,尤其是數學,幾乎每次考試都是滿分。她安靜、刻苦、從不惹事,是所有老師都喜歡的那種學生。
但她真正熱愛的不是數學,而是音樂。
這件事我是后來才知道的。她的同桌告訴我,林小慧每天晚自習結束后,都會一個人去學校后面的小樹林里唱歌。她不敢讓別人聽到,因為她媽媽說過,唱歌是"不務正業"。
林小慧的母親是我們學校的英語老師,對女兒的要求極其嚴格。在她的規劃里,林小慧應該考上重點大學,將來做一份體面的、收入高的工作。
后來林小慧跟她母親說想考音樂學院,她母親當天晚上就來找我,因為我是班主任。她坐在我對面,語氣平靜但堅決:"周老師,你幫我勸勸她。她數學這么好,去學什么音樂?學音樂能有什么出路?"
我答應了。
第二天,我把林小慧叫到辦公室。我跟她說了很多"現實"的話——學音樂的人那么多,能出頭的有幾個?你數學天賦這么好,為什么要放棄自己的優勢?先把大學考上,以后想學音樂隨時可以學。
林小慧沒有哭,也沒有爭辯。她只是問了我一句話:"周老師,您覺得一個人一輩子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能做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