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蘇浙皖8位主要領導坐臺下，這位長三角“老兵”的發言為何讓全場凝神靜聽？

5月21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高層論壇上，滬蘇浙皖主要領導和100多位來自長三角的公務員、企業家坐在臺下，阮青站上發言席。

燈光聚攏，目光匯集，阮青感慨萬千。

4年前，上海作為輪值方主辦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高層論壇時，阮青還是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更多是在臺下參與籌備、協調會務、推動事項落地。如今，他以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的身份登臺，講的是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基礎研究領域的長板、短板與建議。

從長三角“老兵”到科創研究者，阮青的身份變了，關注的主題卻沒有變：長三角如何在國家戰略中找到自身方位，如何把區域協同的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

“對長三角一體化，要有信心。”阮青說。這份信心既來自自上而下的國家戰略部署和制度平臺，也來自自下而上不斷匯聚的市場力量、企業活力和城市能級。

今天的長三角，GDP已占全國24.7%，且仍以每年約0.12個百分點的幅度提升；三十多個城市經濟增速跑贏全國平均水平；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接近德國；已有十個城市躋身全國“萬億俱樂部”。這些數字，阮青脫口而出。多年深耕區域發展的經歷，使他對長三角的底盤、潛力與短板都格外敏感。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建設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今年4月30日，加強基礎研究座談會在上海召開。這些變化都在釋放明確信號：科技創新的競爭，正在向原始創新能力深處推進，更加需要跨區域統籌與合作。

論壇之后，回到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的小樓里，望向長三角一體化的下一程，記者專訪了阮青。

阮青近照。

基礎研究長短板

記者：您認為當前長三角基礎研究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

阮青：一些地方投入強度仍然不夠。我在一些地方調研時聽到一種聲音：對于基礎研究項目，大家不想投、不愿投、不敢投。基礎研究和產業項目不一樣，它回報慢、周期長，還不一定有回報。資金投下去，可能短期看不到水花。還有一個突出問題是，不知道怎么投——想要找頂尖的人、頂尖的團隊，但有時缺乏認知。

基礎研究不能完全靠競爭性項目，對科研機構的穩定支持還需要加強。德國馬普學會固定撥款比例達到80%，美國國家實驗室大約75%，而長三角高校院所競爭性項目占比一般達到70%，科研人員大量時間花在申請項目、結題驗收上。因此我們建議，長三角要設定更有牽引力的目標。初步測算，到2030年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的比重應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達到9%左右。同時要整合三省一市資源，建立穩定資金池，形成長效投入機制。

記者：您在演講中特別提到論文質量問題。長三角論文總量很大，為什么還要強調質量？

阮青：基礎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論文，但不能簡單數論文。

從高被引論文占比看，長三角為1.2%。從篇均引用次數看，全球頂尖研究機構的篇均引用超過40次，有的超過80次；國內頂尖院校如清華等在25到30次之間；長三角不少機構在19到26次之間。這說明，我們論文總量很大，但價值高的還不夠多。

癥結在哪里？仍以“論文數量”為核心的考核評價機制，容易催生大量“短平快”的低質量論文，大家為了考核、職稱、項目結題，就去發表很多論文。但基礎研究真正需要的是原創性、長期積累和全球同行認可。

我們建議建立代表作制度，從“數篇數”轉向“看精品”。不能只看一年發表了多少篇，而要看你最好的那幾篇有沒有分量。還要建立國際小同行評議和長周期評價，率先建立區域統一論文質量評價標準等。

記者：從調研看，長三角基礎研究已經積累了哪些優勢？

阮青：長三角家底非常厚實，匯聚了國家許多壓箱底的科技力量，是我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依托。我們歸納下來，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科技創新的“四梁八柱”初步成形。長三角有8個國家實驗室、13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30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還有長三角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長三角科技創新券通用通兌平臺等。這些不是零散資源，而是已經開始形成體系化能力。

第二，研發投入規模很大。2024年長三角全社會研發支出達到1.12萬億元，占全國3.6萬億元的30%以上。三省一市研發強度普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第三，成果產出數量可觀。長三角論文總量超過195萬篇，接近日本，超過韓國。高被引論文總量達到2.4萬篇，2022年以來新增1.12萬篇，在全球城市群中位居前列。

第四，高端人才具有比較優勢。根據斯坦福大學和愛思唯爾聯合發布的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全球頂尖科學家共23.6萬人，長三角有7901人，是全國頂尖科學家人數最多的城市群。

所以說，長三角基礎研究有實力、有潛力。問題是，我們能否達到更高的尖峰產生學術引領力，能否在全球創新網絡中掌握更多話語權。

航拍鏡頭下的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外景。本報記者 賴鑫琳 攝

長三角“老兵”

記者：這次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高層論壇上作主旨演講，您有什么特別感受？

阮青：4年前，上海作為輪值方舉辦這個論壇，我還是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的“店小二”，主要在臺下進行籌備。會議怎么開，材料怎么改，各方意見怎么協調，都是我們的工作。這次有幸成為發言嘉賓，本質上還是為長三角這件事服務。

今年3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開展背對背研究。這是一次“冷班子”調研，我們不是長期從事自然科學評價的主力，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過去更多研究城市、經濟、區域發展。科創領域，特別是基礎研究，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課題，短時間內要拿出符合各方期待的成果是一種挑戰。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工作，我干了很多年。它不是一個抽象概念，不是文件里的文字、數字，而是一條條“斷頭路”、一個個項目、一場場協調會、一批批企業跨區域布局逐步“煉”出來的。所以這次講科創協同，我也不是單純從學術角度講，而是把它放到長三角一體化的大背景里看。

長三角面臨的任務變了，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已經成為一體化發展的新關鍵。前幾年，大家更多講交通怎么連起來，斷頭路怎么打通，生態環境怎么聯防聯治，能源怎么互保互濟，醫保異地怎么結算，這些都很重要，而且是打基礎的事。近幾年，尤其是2020年之后，我認為戰場轉移了，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必須放到區域協同里去做，要一起干，攥指成拳。

記者：您從什么時候開始深度參與長三角工作？

阮青：我是2014年回到發改委的，其中一塊工作就是協調區域發展。那時候我還不算老同志，三省一市區域協調工作一般由比較有經驗的同志來做，后來幾茬干下來，我就變成最老的了。

最初這方面工作還不叫“一體化”，也沒有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就是三省一市發改系統的區域處在做一些溝通協調。2017年底，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視程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從2017年底開始醞釀成立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三省一市各自派出干部駐扎上海，集中辦公。為了盡早掛牌運作，最早的一塊機構“招牌”還是從工地上找來的。

集中辦公的好處是，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說、一起干、一起“吵架”。有不同想法，就據理力爭。比如制定第一輪三年行動計劃時，各地有很多意見要求加進去，最后就是求最大公約數，能寫的盡量都寫進去，同時跨區域項目涉及多級事權，寫進去得有依據。后來評估第一輪三年行動計劃，只有兩個項目因前期條件不充分而撤銷，完成率遠超過90%。這樣的結果比預想好很多。

2018年11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到了2019年，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接待了來自各方的400批次來訪。我們分析了一下結構，來訪者中58%是企業、科研機構和金融機構，有30%多是政府。大家來干什么？有的想了解國家戰略，有的來找資金，有的來找項目。這說明長三角一體化不是上面要求大家做，下面也有很強烈的需求。各類經營主體、基層政府、科研機構都在尋找機會，這正是一體化強勁生命力的體現。

記者：長三角城市實力都很強，部分產業方向比較相近，外界常說存在同構化競爭。您怎么看？

阮青：在我看來，論長三角“產業同步化、同構化”的表述有些簡單化、表面化。比如，芯片產業是長三角各地都在發力的方向之一，但大家專注不同的細分領域。看起來都是芯片，實際上環節不同、分工不同、資源稟賦不同。即便同一個企業，在長三角多處選址布局，生產內容也肯定不同——有的是中心外溢，有的是尋找低成本洼地，基本是根據市場信號需要做出的決策。

現在大家都在發展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不用太著急下結論，自會有分工，形成各地的比較優勢。競爭肯定存在。一個行政區內尚且存在競爭，何況長三角這么大的區域。關鍵是要承認競爭，同時看到共同利益，看到未來的蛋糕，看到通過合作能夠取長補短、帶來更多好處。

2024年，我到鹽城調研，幾乎跑遍了鹽城所有的區縣。以前作為上海干部，我們看鹽城，更多是希望他們當好農副產品供應基地，多給上海做保障。但鹽城真正思考的是，如何融入上海“五個中心”建設，怎么在合作中實現更多共贏。調研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好東西——綠色能源。鹽城面積大，海岸線長，沿海灘涂的風光電資源特別豐富。上海正缺綠色能源，這種互補性為合作打開了新空間。

鹽城現在已被列入上海大都市圈，但怎么合作，這篇文章還得再深化，尤其是能源和產業方面。長三角的每個城市都值得我再細細回頭看一看、深入看一看。不能用老眼光看，要用發展的眼光看，每個城市與上海都能通過合作創造更大價值。

我再舉物流的例子。在制造業領域，長三角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或許不占優勢，但完整的物流體系建立起來，再加上高密度的產業鏈，綜合成本就不一樣了。降低物流成本，與其說是單純降低某個環節的費用，不如說是提高區域整體的現代物流協作效率。今年的長三角主要領導人座談會上首次設立邊會，其中一場便是關于航貿數字化的。以前航貿數字化以上海為主，現在長三角要一起做。

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

獨行快眾行遠

記者：您認為長三角下一步最需要抓住的關鍵是什么？

阮青：我覺得關鍵是把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把各種要素高效組織起來。

我們在推動長三角基礎研究長短板的調研項目時，項目組核心成員也就四五個人，這幾乎是我從業以來最小的一個研究班子。人數多少其實不重要，關鍵是把大家組織起來，發揮各自的優勢。長三角也是這個道理，不能指望一個地方、一個單位把所有事情都干完。

所以說，基礎研究不能關起門來做。有位專家總結，全球創新資源格局呈現出高高聳起的錐形分布特點。科學家在哪里，頂尖團隊在哪里，資源就在哪里。因此區域科創合作不能平均用力，而是要把頂尖資源、重大平臺、產業需求、城市功能組織起來。上海有服務能力、開放平臺、國際網絡；江蘇、浙江、安徽有產業基礎、應用場景、制造能力。組合起來，效果就不一樣。

基礎研究已經進入新型舉國體制競爭階段。美國也不是“自由散打”，而是通過高風險投入和靈活組織撬動顛覆性創新。比如他們提出的“創世紀計劃”：聯邦政府做“房東”和出題人，提供國家實驗室資產和原始數據；科技巨頭做“基建商”，提供通用數字基礎設施；初創公司做“特種團隊”，攻克具體硬科技問題；集成商成為節點“黏合劑”，確保系統協同。

我們長三角也要有組織能力，要有長期穩定投入，既要有戰略科學家，也要有鼓勵支持交叉學科的機制，要有企業和社會資金參與，還要有國際合作平臺。

長三角已經進行了不少有益的嘗試。這些年建立了關鍵核心技術聯合攻關機制，采用“企業出題、社會揭榜”的方式，由企業提出發展中遇到的關鍵技術難題，面向社會征集解決方案。此外，長三角已累計發布三批共36家創新聯合體。每個聯合體都由龍頭企業或高能級創新平臺牽頭，整合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和高校院所等資源，開展跨區域協同攻關。

記者：您對長三角基礎研究和一體化發展的未來有怎樣的期待？

阮青：我對長三角一體化非常有信心。

長三角做強做厚基礎研究，正當其時。我們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天時是國家戰略疊加——長三角一體化、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強基礎研究，都指向這里。地利是長三角產業鏈密度高，創新資源多，開放程度高。人和是三省一市這些年合作基礎越來越好，社會各界和各類經營主體也有強烈需求。

當然，基礎研究好比種樹，不能急功近利。它不是今天投錢、明天就有回報。允許科研人員坐冷板凳、守得住寂寞，要支持非共識創新，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創新體系，要讓真正有能力的人有生產力、有經費、有信任去做長期研究。

獨行快，眾行遠。過去長三角一體化靠大家一起干，未來基礎研究更要靠大家一起干。打造長三角高質量發展動力源需要基礎研究這股源頭活水，在不遠的將來，長三角一定會走到全球知識創新的前沿，為我國建設成為科技強國作出更大貢獻。

原標題：《滬蘇浙皖8位主要領導坐臺下，這位長三角“老兵”的發言為何讓全場凝神靜聽？》

欄目主編：陳抒怡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鞏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