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都
一直以來，在許多惡性刑事案件中，不少兇手因患精神疾病逃過死刑判決，一直被受社會詬病。
而近日廣東東莞一起離婚殺妻案，法院以兇手作案時“抑郁發作”，屬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為由判處死緩，再讓輿論嘩然，難道“抑郁癥又成了另一道免死金牌？
慘案始末：精心策劃的致命追殺
悲劇發生在2024年3月8日，這一天正是三八婦女節。26歲的佛山女子陳某某因堅決離婚，在公司門口被丈夫楊某東強行拉上車。“從佛山被帶至東莞”。
在車上，二人因離婚糾紛再次發生激烈爭吵，楊某東當場用磚頭猛拍陳某某頭部。正常情況下，誰會在車上放磚頭？是不是其丈夫提前準備的作案工具呢？
陳某某在僥幸逃脫后向路人求救，楊某東竟駕車追擊，連撞三次，隨后又持刀瘋狂捅刺其頸部、胸腹部、四肢等要害，刀刀要命，毫無留情，致陳某某當場身亡。后經法醫鑒定，其身上留下創口高達136處，場面血腥而慘烈。
案發后，警方在檢查楊某東的手機時發現，早在案發前，他的手機搜索記錄就顯示了他的預謀痕跡：白酒加頭孢的用量、扭斷脖子需要多大力量、刀刺穿心臟是否致命、頸動脈位置…… 甚至還搜索過“精神失常犯法要擔責嗎”，并提前網購了三把刀具。這一切行為表明，這是一場精心策劃、手段殘忍、主觀惡性極大的謀殺案，絕不是什么突然失去理智的激情犯罪。
一審宣判：“抑郁發作”成保命關鍵
2025年2月，東莞中院一審宣判：楊某東犯故意殺人罪，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論罪應處極刑。但判決同時指出，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發，楊某東案發時處于抑郁發作期，屬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且認罪態度較好，最終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這一結果，讓被害人家屬陷入絕望，也讓公眾嘩然。被害人家屬強烈質疑：一個提前搜索殺人方法、預謀作案的人，真的是“發病失控”？于是向檢察院申請抗訴，但是抗訴被遭東莞市檢察院駁回。駁回理由是：
一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清楚，定性準確；鑒定意見合法、客觀、可靠，依法可作為定案證據；一審法院判處被告人最高法定刑，量刑適當。
奇怪的是楊某東本人也不服一審判決，向二審法院提起了上訴，二審將于6月11日開庭。兇手上訴是什么原因？難道認為一審法院死緩判重了？
核心爭議：抑郁癥=精神病人？能免死？
我國《刑法》第18條明確規定：
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作案時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能力，不負刑責，但需強制醫療；
限定刑事責任能力：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能力，應當負刑事責任，但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精神正常時作案，或雖患病但認知清晰、預謀明確，必須全額擔責，最高可判死刑。
從一審判決來看，法院依據的是“限定刑事責任能力”。限定責任能力是“可以從輕”，并非“應當從輕”，更不是“必須免死”。
廣東廉江曾有精神分裂癥兇手連殺3人，雖被鑒定為限定責任能力，但因手段極殘忍、后果極嚴重，仍被判死刑立即執行。
一個提前搜索殺人手法、網購兇器、查詢法律責任的人，思維清晰、邏輯嚴密、目標明確，應該完全符合“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特征吧？
從強行拉人上車，磚頭拍打頭部，駕車追撞，再到精準捅刺要害，全程認知清楚、行為連貫、目標明確，這樣的行為是喪失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嗎？
新聞報道提到，“案件材料顯示，案發后，經鑒定，楊某東患抑郁癥，作案期間處于發病期，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這種鑒定太不可思議了。案發后，才補充鑒定為抑郁癥，而且還認定“作案期間處于發病期。”這個作案還原太精準了，依據是什么？
為此，被害人家屬提出對楊某東重新進行精神鑒定，鑒定機構表示，楊某東診斷為“抑郁發作”，但沒有幻覺、妄想、顯著的精神運動性興奮或抑制等精神病性癥狀，因此，未對楊某東重新進行精神鑒定。
結語追問：法律的寬宥，該給誰？
抑郁癥是病，值得理解與治療，但絕不能凌駕于生命權之上，更不能成為暴力犯罪的擋箭牌。
當“抑郁發作”與“精心預謀”同時出現時，你覺得應該相信誰？預謀殺人能憑“病”保命？
二審即將開庭，這場判決不僅關乎26歲被害者的公道，更關乎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如果抑郁癥成了惡性殺人的“保護傘”，那法律底線何在？普通人安全感何在？公平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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