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男人扮演動物，這是笨拙的表演，還是新的劇場？

“我的表演是笨拙的。”英國藝術家湯姆·貝利這樣概括他在上海演出的獨角戲《蘆葦鶯的遠行歌》和《野獸出沒》。盡管《野獸出沒》是2025年愛丁堡戲劇節期間“藝穗節”單元最受好評的作品之一，貝利卻屢次用“滑稽”“傻氣”來形容他的演出。他說：“在許多經典作品里，人們用優雅的舞蹈和不可思議的肢體來表演動物，比如芭蕾舞《天鵝湖》。我想讓劇場回歸于游戲，做有趣的、玩鬧的肢體劇場。我的身體僵硬笨重，做不了炫技漂亮的動作，像個提線木偶。觀眾看到一個不能成功扮演動物的人，通過這樣頑皮、甚至可笑的‘扮演’游戲，我希望人們能跳出人類視角的局限來思考全世界正在共同面對的問題。”

貝利給他的劇團起名“械生”，由“機械”和“動物”兩個單詞拼接而成。他認為，機械和技術的發展同時改變了生活和生態，人類的部分天性在發達技術支配的生活中發生著變化，“械生”這個新造詞是他對人類、其它物種和現代生活的思考。

《蘆葦鶯的遠行歌》演出開始時，貝利雙手背在身后，從表演區域搖搖擺擺地走進觀眾席，脖子一伸一縮，他在假扮蘆葦鶯。這是一種在英國南方常見的淡褐色小鳥，貝利居住的布里斯托以南大片濕地是這種鳥的棲息地，每到冬季，它們飛越大西洋，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東非度過冬天并繁殖下一代，開春時再長途飛行回英吉利海峽兩岸。

貝利曾長時間地在蘆葦鶯的聚居地觀察，他了解到這種小鳥有一種奇異的適應力，它們在東非和西歐之間長途遷徙的過程中，每到一處，叫聲會模仿當地的鳥類。他從這種生物學特征中得到靈感，聯想到人類跨越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遷徙。

《蘆葦鶯的遠行歌》不僅是一個男人在模仿旅途中的鳥，人的痕跡和鳥的行為始終平行存在，演出全程伴隨著多種人類語言的旁白，貝利在難民營認識的不同國家的朋友用他們各自的母語作了配音。旁白、字幕和現場多媒體呈現的圖表，這些不僅是對觀眾解釋演員看起來笨拙的行動怎樣演示鳥的處境，更構成一種明白的隱喻：人觀察著鳥，實則觀察著自己。

整整兩年，貝利觀察蘆葦鶯的遷徙，研究它們在不同地理環境里改變的叫聲。他并非試圖在劇場里“翻譯”“演示”科學研究的內容，因為劇場藝術是完全不同于科學的另一種“研究”路徑，科學的目標是確定的結論，藝術是為了提出更多的問題。他了解蘆葦鶯與生俱來的天性，從中獲得看待歐洲當代移民議題的新視角。他說：“同是地球上的生物，人的遷徙比動物的遷徙更高級嗎？一旦把眼光放到現代工業文明之外，在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和進化的時間軸上，旅行和移動是不是我們天性的一部分？這是不是凌駕于國家、文化和種族之上的自然人的本能？”

貝利熱愛扮演動物，以這種特殊的想象式代入，他獲得對自然、對世界的全新感知。在《蘆葦鶯的遠行歌》之后，他大膽嘗試在演出中“同時是許多種動物”，于是創作了《野獸出沒》。

這是有著悲哀底色的喜鬧劇，貝利手忙腳亂扮演著在地球演化過程中滅絕的物種。起初是存在于科學論證中的古生物，這些奇怪的物種橫跨地球經歷的5次生物滅絕，然后出現人的活動痕跡，“哈姆雷特”加入到物種的集會，接著便是近代隨著人類活動范圍擴大，曾經有跡可循又宣告滅絕的生物。

貝利希望觀眾看到——一個人試圖扮演他未曾見過的生物，他失敗了。他想在劇場里展示一場關于人類局限的游戲，我們并非全知全能，把時間的尺度放大到10億年以上，“人”是地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物種，恐龍和莎士比亞或哈姆雷特是平等的。“我不是控訴人類給地球制造的麻煩，也不是對自然進化的過程感到絕望。我是個笨拙又喜歡開玩笑的丑角，邀請觀眾和我一起玩這場游戲，用充滿想象力的方式重新看待人類在自然生物版圖上的位置。”

貝利自嘲“身材不夠好”“做不出賞心悅目的肢體表演”，他做的是“身體戲劇的游戲”。這場游戲的終點是祈禱，就像古代的人們演戲是為了祈禱。《野獸出沒》的最后，他披著一張印著48000種滅絕生物名錄的條幅出現，多媒體畫面放映著他帶著這條幅，從英格蘭南方步行到蘇格蘭北方的海岸，搭乘一艘漁船穿越北海，從挪威的西南海岸徒步橫穿中部高原和森林，抵達奧斯陸。他喜歡一種瀕危的貽貝，因為它的學名字面意思是“祈禱貝”，他演出的最后一個“動作”是扮演潮汐中的貽貝，邀請觀眾和他一起“祈禱”。

多媒體影像的群山、森林和海岸，觀眾眼前披著生物名錄條幅的貝利，他祈禱的姿勢，現場從笑聲轉向靜默，這些共同組成天真、傷感且情感激蕩的劇場時刻——戲劇保留了幻想、怪誕和滑稽的權利，從人類中心的自戀和缺乏溝通的封閉中掙脫出來，重建對我們所在的復雜世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