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官員到底有多累？上班上朝不是很累，但下班后是最要人命的

清朝當官，凌晨三點就得摸黑出門，走上一兩個鐘頭才能趕到宮門外候著。這是真的，不是夸張。

但要說什么最要命，其實還真不是這段趕路。

早朝結束，大臣們各自回家，沒有坐班這一說。真正把人折磨死的，是散朝之后那張鋪天蓋地的網——吃不完的飯局，還不完的人情，以及一輩子也還不清的債。

一、凌晨趕路這事，確實挺慘，但不是最慘的

說起清朝上朝，最離譜的地方在于時間。

皇帝卯時上朝，大臣得在寅時就到門口候著，換算成現在，就是凌晨三點出門，更早的甚至兩點不到就得起。趕上給太后祝壽這種大場合，有記錄的是凌晨一點半起床——還沒等到深夜最后一班地鐵停運，人家已經穿戴整齊出門了。

路上沒有燈。皇宮明火是嚴禁的，大臣只能摸著黑往里走。少數有資格提燈入宮的人成了人肉路燈，后面跟著一串蹭燈光的同僚。下雪天、下雨天照走不誤，雨雪路滑，有人步行跌進御河淹死，這不是說書，是史書上白紙黑字的記載。

三品以下的官員沒資格坐轎騎馬，全程靠腿。六十多歲的老臣，頂著寒風走兩個時辰，天還沒亮就站在宮門外發抖——這畫面確實很慘。

但你知道早朝有多少次嗎？

除了康熙、雍正、乾隆幾位真·卷王，其他皇帝基本是半個月甚至一個月才朝一次。

有位叫惲毓鼎的詹事府官員，他的差事按理說要陪皇帝左右，但他自己在日記里說，一年的上朝班次可以自己挑著上，挑了四次，其中一次因為起床太早頭暈嘔吐，半路折返沒去成。也沒人追究。

更關鍵的是，朝會結束之后，大臣們可以回家，不用坐班。至于朝廷真正的事情怎么處理，那是軍機處的事，是各部胥吏的事。

有人專門研究過，清代衙門里有個叫"太阿倒持"的現象——真正懂政務的是書吏，官員換來換去，書吏永遠都在，漸漸地，整個部門的實際權力就落在了這幫不入流的人手里。

早朝的本質，其實是一場權力儀式。

皇帝通過這個儀式告訴所有人：我在，我醒著，我比你們都勤。大臣通過這個儀式回應：是的，我們三更出門，就是為了向您報到。至于政務，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上朝那點苦，是真實的，但是可以計量、可以結束的苦。凌晨三點出門，但上完朝可以回家睡覺，這一關闖過去，接下來的時間是自己的。那真正的苦在哪兒？

二、一張永遠收不支的賬單

先看一筆賬。

曾國藩剛進京做翰林院編修的時候，一年的收入大概就一百出頭兩銀子，換算成現在大約不到兩萬塊。但他一年的實際花銷，要三百多兩。

這不是他個人大手大腳，而是這座城市的基本運轉成本就這么高。

租房就先吃掉四分之一。北京內城是旗人住的，漢族官員住外城，進宮上朝要走很長的路。宮附近的院子，一個月幾千文錢起步，有體面一點的要更多。

隨著曾國藩升遷、家眷進京、人口增加，他換了一處又一處，租金越來越高，到后來一個月的房租相當于他全年俸祿的兩倍以上。

衣服是另一塊大頭。清朝官服規定得極細，什么品級配什么頂珠、什么紋樣的蟒袍、配多少顆朝珠，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湊合。暖帽、涼帽還得換季，不能穿錯。這不是講究，是規定，穿錯了是要問責的。

然后是各種人情往來。上司過壽、同僚迎新、前輩送行，每一條都得出份子。

收支加在一起，曾國藩當京官的十幾年，幾乎年年負債。做到侍郎級別、相當于現在副部長了，還掏不出回一趟老家的路費。十三年京官生涯結束，他離京的時候欠著一千多兩，這筆賬直到后來做了封疆大吏才還清。

這種困境不是他一個人的。"戊戌六君子"里有個劉光第，考中進士后被授刑部主事，接到任命的第一反應不是高興，而是發愁——這官當不起，實在沒錢支撐那份排場，險些不想去就職。

為什么會這樣？

清朝的低俸制，是明朝傳下來的祖制，一直沒有動。雍正搞過一次改革，給地方官設了"養廉銀"——總督一年兩萬兩，知府五千兩，比正俸多出幾十倍，算是承認了正俸活不下去這件事。

但這筆錢發給地方官，京官沒有份。皇帝腳下的官，在經濟上反而比邊地的知縣還難過。

靠正俸活不下去，又沒有額外補貼，那怎么辦？

三、真正要命的，叫做"這張網你出不去"

答案是：靠別人養著。

有一種錢叫"炭敬"，地方官在冬天送給京官的"取暖費"；還有一種叫"冰敬"，夏天的"消暑費"。地方官到京城述職，走之前還要給相關京官包一筆"別敬"，意思是分別的心意。

這些錢不叫賄賂，叫慣例。有人統計過一位從陜西升遷四川的官員，他這一次進京打點下來，光別敬就送出去一萬五千多兩。

送給軍機大臣四百兩一位，六部尚書一百兩，侍郎往下遞減，同鄉同年都得顧到，一圈走完把腰包掏空，"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饜"——送的人已經送到精疲力竭，收的人還覺得沒收夠。

地方官為什么愿意送？因為京官能幫他們在皇帝面前說話，能透露朝廷風向，能在關鍵時刻替他們擋一擋。這是一筆投資，不是情誼。

京官要拿到這筆投資，前提是維持住人脈。 而維持人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出現在各種場合，吃飯，喝酒，接待，回訪。

還是惲毓鼎，他在日記里記過一段時間的賬，從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足足一個多月，幾乎沒有一天沒有應酬，飯局接飯局，客人送走再來，到最后他自己寫道"疲困浮動，頹然病矣"。

有一次，他一個上午連續接待了五撥客人，頭暈氣短，客人一走就吐了。還有一次連續見了十幾個人，腿疼到走不了路，情緒崩潰，罵自己"究竟無一正經之事，無一關系之言，費光陰，耗精神"。

長期下來，他睡眠開始出問題，思緒紛亂，夜里躺著睡不著，精神上已經撐不住了。

他在日記里寫過一個念頭：要是能有一間鄉下老屋，種地讀書，不問世事，該多好。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這輩子大概是沒這個福分了。

他走不了。因為一旦從這張網里退出去，冰敬炭敬就斷了，人情往來就斷了，灰色收入就斷了，而靠正俸，連租金都付不上。

這就是清代京官真正的處境：不是凌晨三點起床那段路最要命，而是散朝之后那個永遠沒有終點的夜晚。

上班的苦，至少有個頭。下班之后，那張網就在那里，你出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