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那套帶院子的房子拆遷款打進存折的那天,我坐在床頭,手心里全都是汗。兩百多萬,這是我這輩子沒見過的一筆巨款。我和老伴苦了一輩子,老伴走得早,留下我和一兒一女。那時候我滿腦子想的都是,這筆錢終于能讓我在這世上挺直腰桿,也能給老李家留下一份厚實的家業。
那天晚上,兒子建國和女兒建萍都回了家。飯桌上的氣氛有些微妙,連平時最愛鬧騰的孫子也被兒媳婦拘在身邊,不怎么出聲。我把存折拿出來,紅色的本子在白熾燈下反著光。
建國先開了口,他往我碗里夾了一塊紅燒肉,說他看中了一套學區房,還差個首付,另外他還想跟朋友合伙盤個建材店,算下來剛好需要兩百萬。兒媳婦在旁邊幫腔,說這都是為了老李家的香火,孫子將來能上好學校,建國的事業要是做大了,我這個當媽的也跟著享清福。
我聽著心里感覺挺妥帖,點頭答應了。就在這時,一直沒說話的建萍放下了筷子。
她眼眶有些紅,嘴唇動了好幾次才出聲:“媽,大明的廠子倒閉了,欠了外面幾十萬的債,小宇這兩天又查出肺炎住院,醫生說要交押金。您能不能……能不能借我二十萬?等大明找到新工作,我們一定慢慢還您。”
屋里突然安靜下來。建國皺了皺眉,兒媳婦拉長了臉,把筷子往桌上一重重一放。我看著建萍那張憔悴的臉,心里不是沒有過掙扎,但那些老輩人傳下來的規矩像一根根釘子死死釘在我的腦子里——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家產從來都是留給兒子的,哪有拿娘家的錢去填婆家窟窿的道理?
我避開建萍懇求的眼神,硬著心腸說:“萍啊,不是媽不疼你,這錢是留給你哥立業的。大明是個大男人,遇到難處該自己想辦法,不能總指望娘家。再說了,你哥要是拿不出這兩百萬,那生意就黃了,學區房也買不上,這可是咱們家的大事。”
建萍定定地看著我,眼里的光一點一點地暗了下去。她沒有哭鬧,也沒有像兒媳婦那樣甩臉色。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去廚房把碗洗了,然后把垃圾袋打好結拎在手里。臨出門前,她輕聲說了一句:“知道了,媽。您自己多保重。”
那一晚的門關得很輕,卻沒有想到,那一扇門關上,就把我們母女今生的緣分徹底隔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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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一年,我并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對。建國拿了錢,順利買了寬敞的學區房,我也跟著搬了進去。開頭的日子是舒心的,兒媳婦天天笑臉相迎,孫子繞著膝頭喊奶奶。
逢年過節,我偶爾會想起建萍,給她打過兩次電話,她那邊總是很忙,匆匆說幾句就掛斷了。我心里有些氣惱,覺得這孩子氣性太大,不就是沒借錢給她嗎,親媽還能記仇不成?等她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水面下的暗礁漸漸露了出來。建國和朋友合伙的那個建材店,因為他不懂行又愛擺老板架子,不到三年就虧得底朝天,不僅把剩下的錢全賠了進去,還欠了外債。家里的氣氛一天比一天壓抑。兒媳婦的笑臉沒了,摔摔打打成了家常便飯。
我的處境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一開始我住在朝南的大次臥,后來建國說想把次臥改成書房方便他在家辦公,把我挪到了北邊沒有陽光的小房間。再后來,北邊的房間要給孫子做獨立臥室,我就被安置在了陽臺改造的一個狹小隔斷里。冬冷夏熱,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
每天早上我起得最早,做好一家人的早飯,然后去菜市場買最便宜的打折菜。晚上他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就在廚房里收拾油膩的碗筷。有一次我腿疼得厲害,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兒媳婦一邊拖地一邊指桑罵槐,說家里養著閑人,連點眼力見都沒有。建國坐在一旁刷手機,像聾了一樣,連頭都沒抬。
那天夜里,我躺在陽臺冰冷的硬板床上,聽著窗外呼嘯的風聲,眼淚無聲地流進花白的頭發里。我想起了建萍。以前我住在老房子的時候,每逢換季,建萍總是第一個提著大包小包來看我。
我腿疼的老毛病,也是她用紅花油一點一點給我揉開的。她雖然家里條件不好,但每次包了餃子,總要裝在保溫盒里,騎著電動車給我送來,到我手里時還是燙的。
我顫抖著摸出那臺舊手機,戴上老花鏡,翻出那個已經很久沒有撥過的號碼。按下去的那一刻,我甚至想好了要怎么開口,我要跟她說媽知道錯了,媽想去看看小宇。
電話里傳來的,卻是冰冷的機械女聲:“您好,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
我愣住了,不甘心地又撥了一次,兩次,三次……依舊是空號。第二天,我瞞著建國,自己坐公交車去了建萍婆家以前住的那個老舊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