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近日，福建某地一起“當街抬棺送葬”事件的通報引發輿論熱議。兩名當事人因沿街抬棺走行送葬被處以行政拘留，多名參與的公職人員也受到相應處理。
當地推行移風易俗、倡導喪事簡辦的初衷不難理解，但將“抬棺送葬”這一傳承千年的喪葬民俗直接與“違法”劃等號，甚至動用治安處罰手段，難免讓人產生“矯枉過正”的疑問。移風易俗的邊界究竟在哪里？治理民俗問題，到底該“堵”還是該“疏”？
抬棺送葬絕非什么封建糟粕，而是中華民族喪葬文化里最樸素的情感表達。“生者為逝者抬棺，送最后一程”，承載的是子女對長輩的孝意、親友對逝者的追思，是中國人“慎終追遠”倫理觀念的具象化體現。1954年楊立三同志逝世，周恩來總理親自為其執紼抬棺，一句“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不是無情論者”道盡了這份儀式背后的人倫重量。這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傳統，從來不是移風易俗需要革除的對象，真正需要治理的，是借喪葬之機大操大辦、鋪張攀比、擾民滋事的陋習，而非“抬棺”這一情感載體本身。
針對部分地區婚喪嫁娶大操大辦、人情負擔過重的問題，倡導“喜事新辦、喪事簡辦”，本質上是為群眾減負、為鄉風清障。但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抬棺”本身，而是“是否占道擾民、是否影響交通、是否存在鋪張浪費”。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將抬棺送葬一概視為違規，甚至直接上升到行政拘留，本質上是混淆了“民俗儀式”與“違規行為”的邊界，是典型的“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這種“一禁了之”的治理邏輯，有擴大之勢。有的地方以“安全”為由禁止民間端午劃龍舟，有的地方推行“禁炮令”連鄉村紅白事鞭炮都全面叫停，還有的地方為了“環保”禁止群眾清明燒紙。
這些政策的出發點似乎都站得住腳：禁龍舟是為了避免安全事故，禁鞭炮是為了防治空氣污染，禁燒紙是為了防范火災。但每一項禁令的背后，都掐斷了一種傳承千年的文化表達。管理者只看到了風險和成本，卻忽略了民俗背后的情感價值與文化根脈。為了規避管理責任，直接取消群眾的文化權利，用最簡單的“禁止”替代最該做的“規范”，這不是高效治理，而是懶政怠政。
真正的移風易俗，從來不是消滅民俗，而是升級民俗。2026年新修訂的《殯葬管理條例》明確規定，辦理喪事活動不得妨礙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但同時也強調尊重喪葬習俗，鼓勵文明節儉的殯葬方式。這意味著，治理的方向應該是“規范”而非“禁止”。
比如針對抬棺送葬，完全可以劃定出殯路線、限定隨行人數、明確通行時段，引導群眾避開主干道和高峰時段；針對大操大辦，可以限定宴席標準、禁止低俗表演、打擊攀比斂財，把管的重點放在“擾民”和“浪費”上，而不是放在“儀式”本身。就像端午劃龍舟，與其全面禁止，不如做好航道管控、安全培訓、秩序維護，讓群眾既能延續傳統，又不觸碰安全紅線。
假如治理者總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遇到問題就先“禁”字當頭，看似管住了亂象，實則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也傷了文化的根脈。
中國人的民俗里，藏著最樸素的人情與信仰。抬棺里的孝意、龍舟里的追思、鞭炮里的年味，都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記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對人的尊重，對文化的敬畏。少一些“一刀切”的蠻橫，多一些“精細化”的智慧；少一些“禁止”的冰冷，多一些“疏導”的溫度，才能讓移風易俗真正走進群眾心里，讓古老民俗在當代煥發文明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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