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溫嶺教師扮富商深入敵巢，為游擊隊購得物資槍支

晉承河，安徽省當涂縣城關鎮人。

由于他擅長英語，1944年暑假曾被校指派到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當翻譯。1945年7月，晉承河畢業于上海暨南大學國際外貿系。

晉承河隱蔽下來以后，與浙南地下黨取得了聯系，以溫嶺縣立中學英語教師的身份為掩護，擔任中共浙南工委地下交通聯絡員，并在溫嶺縣立中學開展愛國學生運動。

1949年，張悟新是溫嶺縣立中學春班初中三年級（畢業班）學生。2月底的一天下午，英語教師晉承河把他叫到辦公室。

晉承河問：“我經常發現你在后山看《展望》，這雜志在上海被政府取締。你是從哪里得來的？”張悟新說：“在上海讀大學的表兄寄給張悟新的。”晉承河說：“不過你要小心，注意保密，不要被警察發現。”

過了幾天，晉承河又叫張悟新到他辦公室，開門見山地說：“你知道我們學校有個讀書會嗎？你愿參加嗎？”張悟新回答：“愿意參加。”晉承河說：“我介紹你入會。”就這樣，張悟新加入了花山讀書會。

花山讀書會的發起和組織者是晉承河，還有教師杜培桂、高中部學生王行新等。《花山讀書會章程》規定，讀書會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形勢任務，團結發動師生，培養骨干，迎接解放。

讀書會是一個半公開的師生群眾組織。會員以進步教師和高中部的進步學生為主，以后發展到初中部的進步學生。會員的具體任務是宣傳解放戰爭的形勢任務，團結廣大師生，做好護校工作，迎接解放。還通過幾個骨干會員及時掌握縣城敵軍動態，向浙南地下黨和游擊隊報告，并帶回傳單在縣城、校內秘密張貼。

每周一、周六晚上，讀書會舉辦講座。主講人是晉承河、杜培桂、王行新和葉如兆、王元德、陳曼聲等骨干進步老師。學習內容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社會發展史》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目前形勢和任務》等，以及介紹左聯作家的代表作。

參加學習講座的會員開始只有30多人，以后發展到100多人，并歡迎非會員的進步師生列席旁聽。讀書會還組織骨干會員到括蒼山浙南游擊根據地參觀。

為了及時報道解放戰爭的消息，實現花山讀書會的任務，讀書會決定辦《花山報》。但辦報資金緊缺，晉承河向進步師生、社會進步人士籌集了100銀元。

還設了采編組，高中部兩個，初中部1個，每組5人。為了保密和安全，所有稿件一律不署名。采編組除完成自己任務外，還幫助校對、發行。

該報為油印小報，8開版面，每逢周三、周六夜間出版，每期500份。讀者以本校師生為主。同時，也秘密張貼縣城。

《花山報》從創刊號開始就旗幟鮮明，把新華社的新聞放在首位，報道共產黨的新聞，針對時弊，揭露黑暗，引起城內國民黨軍警特務的注意。

3月中旬，縣里派了1個班的警察進駐學校，監視師生行動，讀書會和《花山報》被迫轉入了地下。

新任溫嶺縣長盧伯炎逼于形勢，玩弄兩面手法，一面妄圖組織反革命自衛隊，一面通過進步人士與浙南游擊縱隊聯系起義。晉承河利用盧伯炎的心理特點，通過上層解釋、交涉，警察只駐了幾天就撤了。

此后，隨著解放戰爭的形勢發展，花山讀書會、《花山報》都逐步走向公開。到7月，是花山讀書會活動的最后一個月，也是《花山報》發行的最后一期。

讀書會自建立以來舉辦講座26期，各類大會3次，參加師生約3000人次；《花山報》刊出20多期，發行1.5萬份；《特快消息》1200份。花山讀書會與《花山報》完成了浙南地下黨交給的歷史任務，培養了大批革命師生。3、4月間有100多名學生陸續奔赴浙南游擊縱隊。

溫嶺解放后晉承河帶領一批師生參加接收國民黨縣政府、縣黨部的工作，一批又一批學生參軍、參干。他們為溫嶺的解放，為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

晉承河在溫嶺縣立中學開展學生運動的同時，受中共浙東椒南工委的指派，到上海采購軍需物資，供應浙東游擊縱隊。

1949年2月底3月初，晉承河生病，向溫嶺縣立中學告假。溫嶺解放后，張悟新和同學才明白了他這次生病的真相。原來他生病是佯裝的。

在病假期間，晉承河通過各種渠道，設計了很有“來頭”的信件，扮作大商人去了上海。此時，國共和談還在進行，解放軍在長江集結，矛頭直指南京。國民黨上海防務司令湯恩伯揚言保衛大上海，市郊布滿掩體、碉堡、戰壕；市內軍警密布，荷槍實彈，處處設卡，盤查每個過往行人。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

晉承河鎮定自若，憑著偽造的信件，機智勇敢地通過一道又一道“關卡”，購到一大批藥品、布匹、紙張等，還給《花山報》購了1臺收音機。最重要的是采購到一批槍枝彈藥。他又依靠那些“大商人”的保護，秘密運輸，一路偽裝，把物資安全運到海門，從海門轉運給浙東游擊縱隊。

晉承河在溫嶺時間雖然不長，但他組織的溫嶺縣立中學花山讀書會和創辦的《花山報》，不僅在溫嶺，乃至在全臺州的愛國學生運動中，都是最完整、最光輝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1950年初，晉承河上調到浙江省公安廳一處一科，參加對敵反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