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許廣平《最后的一天》（原載1936年11月15日上?！蹲骷摇返诙淼诙冢S廣平《欣慰的紀念》｜魯迅《兩地書》｜魯迅《死》（1936年9月5日《中流》第2期）｜魯迅《日記》｜許廣平《十周年祭》｜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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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的上海，秋風從黃浦江上一陣一陣吹過來，帶著濕意，也帶著涼意。
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的紅磚樓里，燈一直開到半夜。
這棟樓住的是魯迅、許廣平，還有他們的兒子周海嬰。
三層的石庫門式里弄房，紅磚紅瓦，魯迅1933年搬進來的時候，海嬰才三歲出頭，一天到晚在樓梯上跑上跑下，把那幾級踩得嘎吱響的木頭臺階當成了玩具。
那時候家里還有些熱鬧氣，來拜訪的人多，飯桌上隔三差五有客人，蕭紅、蕭軍、胡風，一個個年輕的臉，在這間小小的會客廳里進進出出。
可到了1936年，那種熱鬧氣散得差不多了。
魯迅的病，是老毛病，肺病，纏了他二三十年，年輕時不當一回事，這幾年卻越來越壓不住了。
開始是咳嗽，后來是低燒，后來是喘，到了1936年秋天，連上樓梯都要扶著墻慢慢挪，稍微動作大一點就喘個不停。
須藤五百三，魯迅的主治日本醫生，每隔幾天就要上門來，打針、吸氧，一套流程下來，魯迅靠在躺椅里，臉色像紙一樣。
許廣平把每一次須藤來的時間、用的藥、魯迅的反應，都記在心里。
她每天在樓上樓下走動，手里不是端著藥，就是端著飯，或者捧著一疊稿紙要送進書房去。
海嬰已經六歲了，調皮，愛鬧，有時候夜里魯迅剛睡著，他在三樓蹬床板蹬得砰砰響，許廣平就得輕手輕腳上去哄，再輕手輕腳下來，生怕驚著樓里那個病著的人。
魯迅有時候夜里睡不著，就一個人坐在那張靠窗的藤椅上，也不開燈，就那么坐在黑暗里。
外頭弄堂里偶爾傳來幾聲狗叫，或者哪戶人家的聲音，上海的夜從來不是真的安靜。
他坐在那里，手里夾著煙，或者不夾，就是坐著，盯著窗外什么都看不清楚的夜色，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許廣平不止一次，推開那間書房的門，看見他這個樣子。
她進去了，他就扭過頭，叫她去睡，說沒事，說只是睡不著。
她不說話，幫他把窗縫關小一點，省得風吹進來，然后站在門口看他一會兒，才慢慢退出去。
但那扇門里頭，深夜里有時候會有一點動靜——不是寫字的聲音，不是翻書的聲音，而是一種很輕、很克制的、一個人壓著喉嚨的哽咽聲。
那個被人叫做"民族魂"的人，在沒有人看見的深夜里，獨自落著淚。
他哭的什么，他沒有跟任何人說。那個守在門外、心里什么都明白的許廣平，也沒有問。
有些話，在這段日子里，被壓進了最深的地方，一直等，等到了彌留那一刻，才終于開口……
【一】1923年，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一封信的開始
說魯迅和許廣平這段感情，得從頭講起，從1923年的北京講起。
那年，魯迅應好友許壽裳邀請，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教書。
他當時42歲，論外貌，在圈子里是公認的"小老頭"，個子不高，留著濃密的一字胡，頭發硬邦邦立著，穿的是打了補丁的長衫，連皮鞋上也有補丁，夾著個舊印花包袱走進教室，同學們第一眼見了，沒忍住悄悄議論——這人看著也太寒酸了些。
可他一開口，就完全不同了。
紹興口音雖然重，但話里頭的東西是真貨，講起來不掉書袋，不繞圈子，直來直去，叫人聽著過癮。
第一堂課結束，學生們還沒回過神來，他已經夾著包袱走掉了，只剩下一教室的人回味。
許廣平就是這樣被留住的。
許廣平當時25歲，廣東番禺人，祖父曾做過浙江巡撫，家里是正經的官宦門第，但這個姑娘從小就帶著一股子不安分勁——19歲那年，為了反抗包辦婚姻，她一個人離家出走到天津女師念書，后來又考進北京女師大，是學生運動里的活躍分子，膽子大，嘴皮子利落，遇上不平事正面剛，從來不繞彎子。
這樣一個人，跟魯迅遇上，注定話多。
她開始給魯迅寫信，說學校里的事，說自己對時事的看法，問他對某篇文章的意見，語氣里帶著不服氣，也帶著真誠。
魯迅回了，而且回得很快，第二天就有了回音，在信里稱她"廣平兄"——兄，不是客套，是魯迅自己定下的規矩，舊友、同學、直接聽過課的學生，他寫信一律稱兄，把關系拉平，當人看，不當學生看。
這個"兄"字，讓許廣平弄了半天才懂，回信去問，魯迅才解釋了一番。
就這樣，兩個人的通信開始了。北京城里兩處住所，相距不過三公里，偏偏靠寫信往來，一封一封，后來整理出來，從1925年3月到1929年6月，足足135封，結成了那本《兩地書》。
《兩地書》里沒有多少"情呀愛呀"的話，魯迅自己說，"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
大多數信件談時事、談教育、談學生運動，談各自的苦悶和掙扎。
直到感情漸漸明朗起來，關切的話才多了幾分，但也只是點到為止，藏在字里行間，不顯山不露水。
1925年，許廣平在《國民新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同行者》，文字里寫著一句話："我不畏懼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地向著愛的方向奔馳。"
落款是許廣平，文章發出去，北京城里的人都明白那是寫給誰的。
魯迅后來在信里回應，說他從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如今"我可以愛"。
從"不敢"到"可以"，這中間隔著的，不只是時間。
魯迅那時候已經和朱安有著名存實亡的婚姻，那是1906年母親做主包辦的，兩個完全陌生的人捆在一起，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夫妻感情。
他不是不知道這道坎的重量，但他還是走了過來，邁向了許廣平。
【二】1927年南下，兩人并肩到上海
1926年，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廈門，在廈門大學任教。
許廣平則回到廣州，在廣東省立女子師范任教。
兩個人天各一方，書信來往更頻繁了，那一段往來于廈門與廣州之間的信件，收在《兩地書》第二集里，寫的是異地相思，但字里行間藏著的是兩個人都明白的走向。
1927年1月，魯迅從廈門來到廣州，到中山大學任教。
人生地不熟，許廣平幫他張羅安頓，幫他做翻譯——魯迅聽不懂粵語，她就跟在旁邊翻，后來魯迅在香港做演講，也是她幫著把話傳出去。
1927年10月3日，魯迅偕許廣平抵達上海，從此在上海定居。
到了上海，兩人公開了關系，對外宣稱已經結婚，但沒有舉行任何婚禮，也沒有任何手續。
魯迅的發妻朱安仍留在北京，魯迅每月寄錢回去，讓朱安和母親魯瑞一起生活。
這件事，許廣平知道，也不曾在外人面前說過什么。
魯迅后來在《兩地書》序言里寫："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
這段話，概括了兩個人到上海以后的日子。
外頭不是沒有閑話，有人罵，有人議論，有人冷眼旁觀，但兩個人把牙關咬緊了，把頭埋下去，一天一天往前走。
許廣平本來打算到上海后出去工作，但想了想，還是留在家里。
她后來說，魯迅整個精神都放在工作上，需要有人在身邊照顧飲食起居，需要有人幫他抄稿、校稿，留在家里比出去工作更能發揮作用。
于是她就留下來了，把自己的事情往后放，把他的事情往前放。
魯迅在上海的那些年，創作量反而超過了從前。
《故事新編》、大量雜文集、翻譯作品、新興木刻運動的推動——許廣平說，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績，雖然時間只有前二十年的三分之一，但成就反而超過了前二十年。
每出一本書，魯迅都把許廣平的名字寫進去，說是"我們的"。
【三】大陸新村9號，這個家的樣子
1933年4月11日，魯迅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攜許廣平和兒子周海嬰，搬進了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
這是一群紅磚紅瓦的三層新式里弄樓房，由大陸銀行上海信托部投資，1931年落成，魯迅搬進來的時候，整棟樓還很新。
一樓是會客廳和餐廳，白色木框磨砂玻璃的隔斷，黑色的餐桌，這里是魯迅見客的地方。
二樓是臥室兼書房，鐵床，書桌擺在窗下，紗幔是許廣平親手縫的。
三樓是海嬰的臥室，枕套上繡著"周"字的威妥瑪拼音"chou"，是許廣平的針線。
這棟樓里最常見到的人是許廣平。
她早起，替魯迅備好文房用的紙筆，到了飯點端著飯菜上樓，晚上等魯迅安頓好才歇下。
來了客人，她在廚房張羅，蕭紅和蕭軍那幾年常來，魯迅請他們吃飯，幫他們聯系出版社，許廣平在旁邊忙里忙外，把一桌菜端上來，自己有時候沒顧上吃。
海嬰在這里長大，三歲到六歲，一天比一天鬧。
魯迅在日記里夾了一段話，提到海嬰調皮，惹了三家鄰居警告，聽著像是抱怨，但字里行間藏著的是做父親的寵溺。
這個家，是許廣平撐起來的。
她把自己的寫詩的手，變成了操持家務的手。
把自己的時間，分給了魯迅的書稿和這個家里的每一件瑣事。
魯迅的衣裳干凈妥帖，她的衣服有時候來不及換，穿著就出門了。
1934年12月9日，魯迅在舊書店里淘到了一套《芥子園畫譜》三集，是上海有正書局的翻印本，原版難得，翻本里頭算這個最好。
他買下來，在扉頁上提了一首詩，送給許廣平：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這首詩，是兩個人在上海共同走過的那些年最誠實的記錄——沒有花好月圓，沒有歌舞升平，是"艱危"，是"以沫"，是"甘苦兩心知"。
那本畫譜，許廣平一直留著，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直到她自己的最后歲月。
【四】1936年，病越來越重，那盞深夜的燈
1936年，魯迅55歲，他的身體情況到了最難撐的關口。
他自己早就知道這件事，在當年9月寫給母親魯瑞的信里，他坦白說："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
一輩子不喜歡嚷病的人，到了這時候，才在家信里說了實話。
肺病是他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候落下的根子，加上幾十年里每天三四十支煙不間斷，身體早就被掏空了一大半。
醫生叫他不看書、不寫字、不吸煙，他在給朋友的信里回說"如何辦得到"——不是賭氣，是真的辦不到，不寫字，他不知道日子還能怎么過。
1936年入春，病情開始大幅惡化。
體重下降得很快，那年體重最低的時候，有資料記載掉到了七十六斤，相當于一個十歲孩子的分量。
他在上海換了三處住所，最后這一處大陸新村9號，樓梯踩起來嘎吱響，他到了這年已經沒法像從前那樣快步走上去，只能扶著扶手，一級一級慢慢挪。
須藤五百三來得越來越勤，注射，開藥，拍了X光片。
美國友人史沫特萊的介紹下，請來了美國肺科專家鄧醫生會診，鄧醫生檢查了一遍，結論是肋膜積水，要馬上抽掉，積水一旦抽清，發熱就能退，胃口就能開，身體的抵抗力就能增加，若即刻開始治療休養，至少還可再活十年。
須藤五百三是主治醫生，他否掉了鄧醫生的方案，認為不需要抽取積液。
魯迅與須藤是舊相識，早年曾因牙痛向他求醫，信任這個人的醫術，于是采納了須藤的意見。
此后病情一路向下，再沒有反彈。
這年的秋天，魯迅有時夜里會獨自坐在書房里，不開大燈，窗縫透進來一點街燈的光，斜斜打在書桌一角。
他不寫字，不翻書，就那么坐著，一根煙從指間燃到煙蒂，也不換新的。
許廣平有幾次推開那間屋的門，燈沒亮，但能看見他坐在藤椅里的輪廓，頭微微垂著，肩膀的弧度是那種人累到一定程度才會有的樣子。
她走進去，把窗關緊了一點，叫他早點睡，他抬頭看她，點點頭，沒說話。
等她走了，那扇門里頭，有時候會有一種很輕的聲音，不是咳嗽，是更深處的那種動靜，是一個人獨自把情緒壓進去、壓不住了才會有的聲音。
他哭的什么，外頭的人不知道。
但那些事情，在身體越來越撐不住的那些深夜里，在那盞開著又關、關了又開的燈底下，一點一點壓進他心里，終于等到了一個出口——只是那個出口，要到他生命將要結束的時刻，才被打開。
那一刻，他對許廣平說出來的話，讓聽到的人無不動容，也讓后來讀到這段歷史的人，久久說不出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