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共產黨人的政績觀

1944年9月21日，《為人民服務》第一次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資料圖片）。

政績觀是黨員干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事業觀上的集中體現，是黨員干部從政、謀事、創業的“總開關”。回望百年黨史，老一輩共產黨人用生命與熱血、實干與擔當，書寫了一份份堪稱典范的政績答卷。

以民為本

政績觀的“定盤星”

毛澤東同志早在中央蘇區時期就明確提出：“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

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鄭重指出，蘇維埃工作人員必須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這一價值立場在后來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一以貫之。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強調“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澤東同志還批評“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的現象，強調“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

1945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的出發點”，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堅持“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黨的七大將這一宗旨首次明確寫入黨章。

政績是什么？是群眾得了多少實惠，日子過得好不好。在入黨那一天，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會對著黨旗許下“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的莊嚴承諾。但如何做到始終如一堅守諾言呢？

周恩來同志說：“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50多年革命生涯、26載總理重任，周恩來把個人置之度外。“三更將眠五更起”，是他的日常。有一次，他到大慶各處視察工作，聽完匯報已是凌晨一點半，他又來到大慶展覽館觀看油田模型和技術革新展品。凌晨兩點十分，回到辦公室，大家都勸他休息。他說：“我都快七十歲了，多給我點時間，多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嗎？”

實事求是

政績觀的“壓艙石”

毛澤東同志強調：“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鄧小平同志強調：“拿事實來說話”，“從實際出發”，“照辯證法辦事”。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作為“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求黨員干部“盡可能多接觸第一手材料，做到重要情況心中有數”，“認識規律、遵循規律”。

焦裕祿同志在蘭考的實踐，是這一方法論原則的生動體現。1962年，焦裕祿面對風沙、鹽堿、內澇“三害”肆虐的蘭考，沒有選擇急功近利的“面子工程”，而是走遍全縣120多個生產大隊，跋涉2500多公里路，頂狂風查風口、冒暴雨探水勢、嘗鹽堿辨土質，用自行車和鐵腳板丈量出治理“三害”的精準方案，總結出“貼膏藥”“扎針”等治沙良法。

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什么時候堅持實事求是，黨就能夠形成符合客觀實際、體現發展規律、順應人民意愿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黨和人民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

周恩來同志在1943年寫下的《我的修養要則》中，同樣強調“習作合一，要注意時間、空間和條件，使之配合適當，要注意檢討和整理，要有發現和創造”。他將“習作合一”刻進工作日常，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深耕調查研究，以“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的嚴謹作風，創造了無愧于黨和人民的不朽實績。

久久為功

政績觀的“度量衡”

老一輩共產黨人政績觀的堅實之處，正在于其不貪一時之功、甘為后人鋪路的境界與擔當。

谷文昌同志是“潛績”重于“顯績”的典范。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擔任福建東山縣委書記，面對“春夏苦旱災，秋冬風沙害”的極端惡劣環境，立下“不治服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的誓言。他帶領群眾苦戰十幾載，遍植木麻黃，把一個風沙肆虐的荒島變成生機盎然的綠洲。昔日東山森林覆蓋率僅0.12%，今日森林覆蓋率超過94%，被譽為“東海綠洲”。谷文昌不追求轟轟烈烈的“顯績”，而是默默無聞地奉獻，在老百姓心中樹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幾十年來，東山百姓逢年過節“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足以看出一位共產黨干部在百姓心中的分量。

楊善洲同志同樣以畢生之力詮釋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1988年退休后，他放棄城市的安逸生活，毅然走進大亮山，義務植樹造林22年，將5.6萬畝荒山變為價值3億元的綠洲，并無償上交給國家。有人不解地問他：“你這樣做，到底圖什么？”楊善洲回答：“入黨時我們都向黨宣過誓，干革命要干到腳直眼閉，現在任務還沒完成，我怎么能歇下來？如果說共產黨人有職業病，這個病就是‘自討苦吃’！”他帶領群眾植樹造林，并非為一時的政績光環，而是為解決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為子孫后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財富。

廉潔自律

干實事的“防火墻”

政績不僅要問“為誰而樹”，還要看“如何而樹”。創業過程是否透明、權力行使是否規范，同樣是衡量政績成色的重要維度。

焦裕祿同志始終堅守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原則，從嚴治家、公私分明。漁場為給他補身體送來活魚，他當即讓子女送還集體；女兒想找輕松工作，他堅決拒絕，堅持送女兒到食品加工廠最艱苦的醬菜組當臨時工；兒子借身份“看白戲”，他不僅嚴厲批評、當場補票，還在縣委常委會會議上作自我檢討，并建議起草《干部十不準》。

谷文昌同志同樣將廉潔視為領導干部挺直腰桿、取信于民的基石。他曾說：“我管林業，如果我做一張木桌子，下面就會做幾十張、幾百張，我犯小錯誤，下面就會犯大錯誤。當領導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凈，把自己的腰桿挺直！”他在公私界限上涇渭分明，這種自我要求源于他對黨群關系的深刻認知——“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不是官老爺”。

這種深厚的政績品格不是靠響亮的口號堆砌而成，而是靠一代代共產黨人用生命和實干一筆一筆書寫出來的。民心所向，就是共產黨人最光榮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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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共產黨員 合肥日報

審核 | 朱琛琛 責編 | 吳亞曉岳 編輯 | 張靜 李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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