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生育友好社會必須是女性友好社會

近年來，中國已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總和生育率僅相當于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由于城鎮化率不斷提高、育齡婦女數量下降、年輕一代生育意愿低迷等原因，未來中國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還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

長期低生育率不但加重社會養老負擔，而且對經濟發展和創新力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為了提高生育率，中國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大力發展托幼一體服務，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

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建設生育友好社會。由于女性是生育的主體，所以，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必須也是一個女性友好的社會。為此，本文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和女性友好社會的幾點建議。

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中國15歲以上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61%，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當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如果不能找到托兒所，雙職工父母只有兩個選項：一是長時間雇傭保姆，二是由老人來幫助看護。但現在很多老人正面臨延遲退休的形勢，也不太愿意帶孩子尤其是二孩三孩，而且保姆也越來越貴。所以剩下的選擇只能是其中一人暫時中斷工作。通常情況下，做出犧牲的往往是孩子的母親，這對婦女的職業生涯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大量年輕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尤其是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許多發達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都超過50%，而國家衛健委2021年發布的數據顯示，3歲以下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5.5%。我們建議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大幅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

本文所說的“育產假”，包括女性產假、男性陪產假和父母育兒假。目前我國的產假規定是：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應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可增加產假15天。各省份新修訂的人口與計生條例，普遍延長了產假，并新增育兒假。

如果僅僅延長女性育產假，不可避免會導致企業不愿意招聘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為了減輕職業母親生育小孩的后顧之憂，政府應承擔產假期間的用工成本。另外，我們建議出臺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這將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業和職業發展上的權益，糾正就業上性別歧視的現象。

歐洲等國的經驗表明，在父母育兒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別平等觀念，通過法律規定父親的家庭責任，不但能促進男女兩性職場中的機會平等和家務勞動中的責任分擔，而且有利于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

提倡靈活辦公

對于有條件的企業，可實行彈性辦公和在家辦公，允許員工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尤其是孕婦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辦公。

我們提倡企業允許員工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尤其是孕婦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辦公。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嘗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度提升了員工滿意度；同時，社會效應也很明顯，非但減少了通勤的擁堵，并有利于環境保護、家庭和諧和緩解高房價。

這項措施可以讓職業女性獲得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過混合辦公的模式，她們每周可以有2天在家辦公，每周可以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幫助她們減輕原本沉重的育兒壓力。另一方面，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和分擔家務，可以很好地緩解職業女性的焦慮，減輕職業發展和育兒的壓力和沖突，提高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

適當縮短工作時長

目前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生育率低于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東亞國家的工作時間較長。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數據，部分國家就業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分別為：中國46.1小時，印度46.7小時，巴基斯坦46.9小時，越南41.6小時，印度尼西亞40.0小時，菲律賓40.6小時，馬來西亞44.7小時，新加坡42.6小時，泰國42.3小時， 日本36.6小時，韓國38.6小時，英國35.9小時，法國35.9小時，德國34.2小時，美國38小時，加拿大32.1小時，阿聯酋50.9小時，巴西39.0小時，墨西哥43.7小時，俄羅斯39.2小時，土耳其43.9小時，肯尼亞45.6小時。

從這些數據來看，發達國家的平均工作時間要遠低于發展中國家，而中國平均工作時間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顯著高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僅低于南亞和部分中東國家。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用更少的勞動付出，獲取更大的經濟產出。在給定閑暇/收入偏好下，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社會平均工作時間理應不斷下降。這點從世界各國平均工作的橫向比較和縱向變化就能得到印證。一方面，越發達的國家平均工作時間越短，南亞以及雇傭大量外勞的中東國家平均工作時間最長，而歐美國家平均工作時間最短。另一方面，大部分國家的平均工作時間都在下降。例如，日本總務省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2022年人均每周工作時間較2013年縮短6.8%。

雖然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增加，人均GDP一直在上升，但平均工作時間卻在節節走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小時，而2023年上升到48.9小時，遠高于國務院規定的每周40小時工作時間，也超過勞動法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規定。

目前國內不少企業“加班文化”盛行，“996”成為一些公司的常態，既加重了職工的工作壓力和精神壓力，也壓抑了生育意愿。我們建議在普遍落實《勞動法》規定的“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基礎上，有條件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可適當縮短工作時間（例如實行四天半工作制），讓員工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既有利于緩解母職懲罰，也有利于提升育齡家庭的生育意愿。

長遠來說，隨著技術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會進一步提升，人們根本不需要工作這么長時間，因此可以把工作時間進一步縮短，從每周五天工作制縮短到四天制。技術進步對應的是效率的提升，意味著社會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來獲取更大的效用滿足。如果人工智能能夠取代人類的許多工作，那么，人類就可以適當減少工作時間，從而有更多的時間生育和養育孩子。

發放母親津貼或育兒津貼

由于女性生育孩子后，會出現收入下降（即所謂的“母職懲罰”），而生育和養育孩子對于國家和社會都是一種正面效應。我們建議國家財政通過發放母親津貼（或育兒津貼）來補償母職懲罰。由于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的方式并重，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由于收入較低者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所以減免稅收不適用于低收入家庭，對于這些家庭，可直接發放現金補貼。

對于母親津貼的具體方案，我們建議按照孩子數量發放，比如每月給每個一孩發放1000元，給每個二孩發放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發放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

教育改革，縮短學制

現在企業招聘越來越多的碩士生，導致考研的競爭越來越白熱化。對于中國學生來說，需要從青春期開始接連面對中考、高考和考研三項壓力山大的考試，而每項考試都造成了巨大的時間浪費。這些考試過去存在的理由，是因為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供不應求，而現在，高中甚至大學的教育資源在整體上都已經過剩。我們應該普及高中和大學本科教育，同時可以取消中考和淡化高考，把大學生畢業考（類似考研）作為篩選優秀人才的主要依據。這樣就可以把中學階段的復習中考和高考的時間節省下來。在中國學生現在經歷的12年基礎教育中，至少浪費了兩年時間用于應付高考和中考，我們建議將中小學從12年縮短到10年，從而緩解教育內卷的問題。此外，教育減負應該注重給家長減負，而不能只給學生減負，同時卻加重家長負擔。

縮短學制對于女生尤其有好處，因為女生本來就比男生更加早成熟，完全可以提早大學畢業和工作。如果女生能夠20歲大學畢業、22歲碩士畢業，提前兩三年進入社會，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談戀愛、結婚、生小孩，也能更好地平衡家庭和職業生涯發展。

結語

女性地位和獨立性大幅度提高，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母親的地位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提升母親地位，也有助于提升女性整體地位。從國際視野來看，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歐國家能夠實現女性地位和社會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們借鑒學習。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必須也是一個女性友好的社會。當社會真正做到女性友好，女性在面對生育選擇時，會感受到來自社會全方位的支持，她們不用擔心因生育而失去工作機會、職業發展受限，不用擔心育兒的經濟壓力與精力負擔無法承受。在這種友好環境下，生育不再是一種被迫的選擇，或是充滿焦慮的冒險，而是女性基于自身意愿與對未來生活的美好規劃所做出的積極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