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紅 | 《小鎮里的中國》書摘：從道義到謀利：楊云發的蛻變

楊云發初次上訪嘗到甜頭之后，就越來越迷戀于上訪，對通過上訪撈取好處產生了依賴。

從楊云發的上訪過程來看，至少有三點理由可以說明他后期的上訪行為是缺少道義支撐的。

其一，盡管他家以前確實困難，但是當他兒子、女兒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且均已成家之后，家里經濟條件應該已經得到改善。楊云發再以家庭生活困難為由上訪，從情理上是難以說得通的。而在楊云發的上訪材料里面，兒子、女兒大學畢業已有工作之類的信息被他故意切割掉了，剩下的只有反復的訴苦。

其二，楊云發的兒媳婦年紀尚輕，且有工作，楊云發再給她找低保，不但與道義不符，而且違反了國家低保政策的宗旨。

其三，如果嚴格地從制度文本上看，楊云發以贍養烈士母親為由上訪要求補償是不符合政策規定的。在楊云發的再三請求下，當地政府也確實已經給了楊云發不少救助，包括低保指標、大病救助和其他錢財，可以說是仁至義盡，而楊云發卻始終以贍養烈士母親為借口反復上訪，甚至要求以此名義為其兒媳婦換取低保，顯然也與道義相悖。

楊云發自己也說：“以贍養烈士母親為名，才能給一個理由，不然我拿什么理由去上訪……我找他們，是要有理由的，找他們批錢。”在這里，楊云發抓住了革命烈士為黨和國家的事業做出貢獻，黨和國家既有政策也有義務優撫照顧贍養烈士母親者這一理由。所以，與其說贍養烈士母親是楊云發上訪的借口，不如說這是他借此謀利的武器。楊云發為了實現自己的上訪目的，將其父母贍養烈士母親的事跡反復拿出來作為“護身符”。從楊云發的上訪過程來看，他已經將上訪作為謀利的手段，上訪的目的就是獲得國家的資源，他已蛻變為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個體。

我注意到，楊云發在上訪時很善于使用語言來掩飾、淡化甚至消解自己上訪的真實意圖。比如，當他來橋鎮信訪辦催促張愛國和李華福給大灣嶺村支部書記陳福祿施壓時，他自己也說：“我就說，跟領導匯報一下，如果落實了的話，我也是保證了一下的，以后不再上訪。領導按領導的承諾辦，我也按我的承諾辦。講和諧社會、以人為本嘛，是吧？領導的話達到了的話，我再去（上訪），就是我不對。”

當有人對楊云發屢屢上訪謀求利益的行為進行指責時，他解釋說：“也不是老百姓不懂道理，是……他們有的人說我：‘你不憑良心 ’，我說：‘什么叫不憑良心？’政府是給我們弄了低保，還給我們家大病救助，但那是杯水車薪，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時，對于能夠很快滿足自己利益要求的信訪干部，楊云發也會對他們說一些好話：“每個人都像信訪干部那樣好的話，就沒得信訪了，上訪的人就沒得了。”“張書記（指橋鎮黨委副書記張華宇）蠻好。原來張書記管信訪，他這個人蠻務實……有兩回（我到區里上訪），張書記在區里開會，（信訪局）打電話叫人（指張書記）來，我就走了，不給張書記辦難。”

從楊云發的上訪過程可以看到，起初楊云發是握有道義依據開展上訪行動的。盡管他的訴求不符合制度規定，但是當地政府還是酌情給予他補償。在政府開了這個口子之后，嘗到甜頭的楊云發認為可以很輕易地通過這種辦法撈取好處。所以，第一次上訪大捷為他后續上訪行為提供了動力。到后來，楊云發反復上訪，盡管政府官員對他不滿，但是，面對楊云發所掌握的道德話語優勢和他胡攪蠻纏的狠勁，抱持盡快脫身和維護社會穩定目的的政府官員也不得不給他繼續開口子。

當然，我不是要從道義上對楊云發的上訪行為進行苛責，而是力圖進入其上訪行為發生的邏輯之中。我更加關注的是為何楊云發會從一名具有一定的道義性、讓人同情的上訪者逐漸轉化為一名喪失道義性甚至令鄉鎮干部頭疼和討嫌的謀利型上訪者？

從楊云發的上訪歷程來看，他從一名具有道義性的上訪者轉化為謀利型上訪者，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究其直接緣由，在于官民之間循環往復的互動與糾葛中所形塑的畸形政治心理和認知品格使然。楊云發在與政府部門的周旋中屢占上風，固然是因為他擁有豐富的上訪 “經驗 ”，具備踩線不越線的走鋼絲 “技巧 ”，同時更是國家權力無法通過正常方式來擺平而不得不妥協讓步的表現。當地方政府向楊云發讓步時，楊云發就認為地方政府是可以談判、可以討價還價的。地方政府步步后退，楊云發就步步緊逼。楊云發能夠通過踩線不越線、講道理而不違法的平衡方式來有效規避國家權力的規訓。再加上專斷權力的行使在國家治理轉型的進程中受到嚴格規約，政府官員也不像以前那樣能夠靈活使用各種工具。面對楊云發的胡攪蠻纏、死纏爛打，講和諧、講穩定的政府部門也是一籌莫展。在楊云發那里，盡管他步步緊逼，但只要不越線，政府部門就奈何不了他。而承受著維穩壓力的政府官員則希圖通過讓步的方式來 “感動”上訪者，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為了盡量穩住楊云發，不讓其繼續上訪，官員們不得不跟楊云發簽訂 “協議書 ”，保證給他一個低保指標。盡管這樣的 “協議書”不具有法律效力，楊云發也可以隨時反悔，但是，官員們也只得依此而行。

其二，楊云發能夠在跟政府官員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屢屢占據上風，也在于當前的壓力型信訪治理體制為其謀利型上訪行為提供了條件。在當前的壓力型信訪治理體制下，“屬地管理，分級負責”的信訪治理原則給基層政權戴上了一個“緊箍兒”，一票否決的考核制更讓基層干部擔驚受怕。而問題也恰恰在于，權小責重的基層政權承受了過重的信訪維穩壓力，面對上訪專業戶的胡攪蠻纏，他們時常不得不妥協退讓，對許多問題采取模糊處理的方式，以換取暫時的穩定與安寧。

其三，楊云發成為上訪專業戶也與國家政策變化有關。稅費改革后，國家發展戰略發生變化，從以前的以農支工轉變為以工哺農。國家對農村投入越來越大，出臺的惠農政策越來越多。大量的惠農政策到達農村之后，在平靜的農村激起了層層波瀾，如何分配這些利益成為一個難題。一些“善于鉆牛角尖之士”通過上訪或者找關系為自己撈到好處，這又進一步刺激了上訪者的胃口。由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嘗到甜頭的上訪者便有了繼續上訪的動力，從而最終成為依靠上訪謀利的上訪專業戶。

正是在上訪者自身體驗與國家權力和國家政策之間進行雙向互動、互相塑造的場景中，反復上訪的上訪專業戶才被形塑出來。這些上訪專業戶既不是不講“規矩”的人，也不是失去“良心”的人，更不是沒有 “素質”的人。恰恰相反，他們講“規矩 ”，有“良心”，更具備“素質 ”。只是在與國家權力進行互動的場景中，他們表現為一個既講規矩而又時常破壞規矩、既講良心而又常常違背良心、既有素質而又常常顯得素質不夠的多面復合體。在上訪專業戶與國家權力的互動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符合道義、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法律規則之事，也有可能出現既不符合道義情理又違背法律規則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