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宮殉制度探究

一、宮人從殉始末

先秦時代，有關(guān)宮中女子被殺活埋，用來殉葬君主之例，文獻中多有記載，并不斷為考古發(fā)掘所證實。

葛洪在《西京雜記》里說：“漢廣川王好聚無賴少年盜墓”，一次將周幽王墓穴挖出，“見百余尸，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此皆為周幽王生殉的姬妾。到了帝制社會，殉葬制度還在延續(xù)，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先帝后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結(jié)果咸陽宮中無子女的數(shù)千宮人全被生殉于驪山秦始皇陵中。

不僅漢族建立的政權(quán)如此，北方一些少數(shù)民族，如匈奴、回紇等上層貴族死后，也有以臣妾生殉的歷史，如《漢書·匈奴傳》載：單于薨，“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shù)十百人”。又《舊唐書·回紇傳》載：“毗迦闕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寧國公主殉葬。”然自兩漢以降，宮人殉葬較為罕見，到了明代，以宮人生殉的陪葬制度再度形成高潮。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下詔將侍寢的四十名妃嬪全部陪葬于孝陵。《明朝小史》卷3記載：“太祖崩，伺寢宮人盡數(shù)殉葬”。明代殉葬之制由此開始。有關(guān)明代殉葬制度，前輩學者多有論述，但大多局限于考訂宮殉的人數(shù)及地點，而未涉及明代宮殉興廢之原因，筆者試圖對明代宮殉制度作一番較為系統(tǒng)的論述：

明初殉葬宮人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皇帝生前侍寢的宮女，她們占殉葬宮人的大部分；第二類為從殉妃嬪，值得一提的是仁宗郭貴妃，郭貴妃曾生育三個皇子，按理而言，“例不當殉”，但郭貴妃“銜上恩，自裁以從天上。是時六宮止以貴妃為極貴，下中宮一等。”郭貴妃以僅次于皇后的尊貴身份，加之又為皇帝生育三個龍子，居然也自愿殉葬，這在明代宮人殉葬中是極為罕見的；第三類為進獻貢妃，尤其是那些被當成貢品送來的高麗貢妃，據(jù)《李朝實錄》世宗卷二十六載：“前后選獻韓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咨爾金氏（金黑），故康惠莊淑麗妃（韓氏封謚）之乳母也，麗妃恭事先帝，允稱賢淑，及六御升遐，隕身以從。”

明代開國之君朱元璋的宮殉人數(shù)是最多的，太祖以降，至景泰帝的宮殉人數(shù)不等，但都未超過明太祖，茲將宮殉概況列舉如下：明人鄭曉《今言》卷2曰：“太祖陵不知葬幾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嬪也。成祖十六妃，謚葬皆不可考。然皆祀于陵。”也有記載說，成祖的長陵有從殉妃嬪三十人。《明會典》記載獻陵（仁宗）殉葬妃嬪有七人：“獻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從葬（殉）。”

明宣宗殉葬妃嬪有七人，《太常續(xù)考》載：“景陵八妃，榮思賢妃吳氏、二妃、三妃、四妃、五妃、六妃、七妃、八妃，俱無謚號、姓氏，七位從葬，一葬金山”。但是《明英宗實錄》記載宣宗殉葬妃嬪為十人：“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為貴妃，謚端靜；趙氏為賢妃，謚純靜；吳氏為惠妃，謚貞順；焦氏為淑妃，謚莊靜；曹氏為敬妃，謚莊順；徐氏為順妃，謚貞惠；袁氏為麗妃，謚恭定；諸氏為恭妃，謚貞靖；李氏為充妃，謚恭順；何氏為成妃，謚肅僖。”宣宗殉葬十妃中，僅一人生前為妃，死后追封為貴妃，其余九人生前大約皆是宮女。為明宣宗生殉的宮人中，有一人名郭愛，安徽鳳陽人，進宮不到一個月，就被迫作了殉葬人，她在臨死前作絕命詞：“修短有數(shù)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慚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悲慘之極。

景泰帝因為崩于英宗遺詔之前，故仍用舊制，但是殉葬的規(guī)模較之以前簡單了許多，在殉死的方式上，多是以帛自盡。《雙槐歲抄》云：“天順元年二月癸丑，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奪門之變”后，英宗復辟，廢其弟帝號，降為王，故替景帝殉葬嬪妃的人數(shù)也大為減少。明英宗臨終時，表示“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復也。”明代殉葬制度至此被正式廢除。

明朝對生殉宮人的家屬給予一定的待遇，以緩和矛盾。史載：“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yōu)恤。若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自錦衣衛(wèi)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千百戶，帶俸世襲，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程嗣章于《明宮詞》中專門描寫這些“朝天女戶”的悲慘命運：掖庭供奉已多年，恩澤常憂雨露偏。龍馭上賓初進爵，可憐女戶盡朝天。

宣德十年，英宗追贈為宣宗殉葬的妃嬪，謚冊褒揚道：“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jié)行”。然而，封建統(tǒng)治者的假仁假義，并不能掩蓋他們“吃人”的本質(zhì)。

除了宮廷妃嬪殉葬之外，明代各地藩王也按祖制，以王妃殉葬。從目前的史料看來，王府殉葬之盛并不亞于宮殉。

《明史·諸王傳》中記載了秦王朱等人的宮殉情況。秦愍王朱，太祖第二子，“妃，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次妃，寧河王鄧愈女，薨，王妃殉。”周憲王朱有，太祖第五子朱之子，正統(tǒng)四年死，史載“妃鞏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殉死。詔謚妃貞烈、謚六夫人貞順。”蜀靖王朱有，太祖第十一子朱椿之孫，宣德六年死，“妃李、侍姬黃皆自經(jīng)以殉。”蜀和王朱悅，朱椿第五子，天順五年死，“繼妃徐氏，年二十六，不食死，謚靜節(jié)。”晉恭王朱（太祖第三子）裔孫“中尉知病篤，淑人賀氏欲先死以殉，取一勺咽之，左右救奪，遂絕飲食，與知同時卒。……世宗特命旌之，謚曰貞烈。”唐靖王朱瓊烴，太祖第二十三子朱之子，“宣德元年薨。妃高氏未冊，自經(jīng)以殉，詔封靖王妃。”郢靖王朱棟，太祖第二十四子，永樂十二年死。“王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薨逾月，妃慟哭曰：‘未亡人無子，尚誰恃’，引鏡寫容付宮人，曰：‘俟諸女長，令識母。’遂自經(jīng)。”2006年初，湖北鐘祥郢靖王墓考古發(fā)掘隊在清理該墓東、西兩耳室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6個腐朽的棺材，證明除了王妃，當時還有六名女子為郢靖王殉葬。越靖王朱瞻墉，仁宗第三子，正統(tǒng)四年死，“妃吳氏殉，謚貞惠。”衛(wèi)恭王朱瞻埏，仁宗第十子，正統(tǒng)三年死，“妃楊氏殉，賜謚貞烈。”

以上所列殉葬王妃，有事跡可考者寥寥，推測其身份為未生育的一般妃嬪和宮女，地位較高或者有子女者占少數(shù)。

從以上史料的記載來看，明代殉葬宮人似乎多屬自愿。但是對于這種“自愿”，應該加以具體分析：

第一，宮殉是明代的一項制度，有明文規(guī)定，“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藩王死后，由皇帝與群臣議殉葬之人，一經(jīng)確定，就不可更改。例如《明史》卷113《景帝廢后汪氏傳》載：“景帝崩，英宗以其后宮唐氏等殉，議及后（即汪氏），李賢曰：‘妃已幽廢，況二女幼，尤可憫。’帝乃已。”又據(jù)《彤史拾遺記·唐妃傳》載：“王薨，群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這就清楚地表明，從殉宮人的名單完全掌握在皇帝和掌權(quán)大臣的手中，一旦決定哪個宮妃去殉葬，就必須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根本談不上自愿和不自愿。

第二，宮妃作為皇帝或藩王的姬妾，在帝王死后，她們出于某種目的的考慮（如加封或優(yōu)恤），與其被迫從殉，倒不如選擇“自愿”。史官往往將其作為美德予以表彰，從而極大地扭曲了這一歷史現(xiàn)象。

第三，受宋明理學思想的影響，明代不僅提倡婦女從一而終，夫死不得再醮，甚至提出以身殉夫，用生命來捍衛(wèi)貞節(jié)。在這方面，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帝王的嬪妃就必須以身示范，作天下臣民的表率。在封建禮教的毒害下，不排斥明代確實也有極少數(shù)宮廷女子心甘情愿地充當最高統(tǒng)治者的殉葬品，且以此為榮。

必須指出的是，明代統(tǒng)治者自身卻對殉葬制度諱莫如深，明代殉葬禮儀極其隆重，有一套嚴格的執(zhí)行程序，其規(guī)制皆有章可循，然而宮人殉葬并無明確的史料記載，很有可能是統(tǒng)治者刻意避之不談。以致英宗在廢除這一祖宗家法的時候，不得不找“吾不忍”這樣的借口。劉精義在他的《明代統(tǒng)治者的殉葬制度》一文中，詳細考察了殉葬妃嬪的身份、謚法、數(shù)量、封號，他認為，明自朱元璋之后歷代皇帝的殉葬妃嬪記載均不詳實，而且多存在差誤遺漏，重要內(nèi)容無從考證的現(xiàn)象較為多見。

關(guān)于宮人殉葬的詳情，我們僅能從《李朝實錄》中得知一二：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余人，當死之日，皆餉之于庭，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圍于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經(jīng)而死。韓氏臨死，顧謂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與崔氏俱死，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親入辭訣。從這一記載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仁宗親臨現(xiàn)場，殉葬場面十分慘烈，由此說明這是一場避開朝廷，而在宮廷內(nèi)部進行的政治活動。從明朝官方史冊記載的空白來看，統(tǒng)治者對這種野蠻殘酷的行徑是比較心虛的，故他們盡量低調(diào)處理宮殉之事，千方百計地對自己的不光彩行徑進行回避。

二、從《明史·列女傳》看女性貞節(jié)觀

自朱元璋將殉葬制度定為祖制之后，便迅速推廣開來，其范圍之廣，影響之深，為歷朝歷代所罕見。其盛行原因與宋元明時期大力推崇的貞節(jié)觀有密切關(guān)系，而貞節(jié)觀的出現(xiàn)主要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宋明理學的盛行，二是統(tǒng)治者的教化。

元末明初理學得到進一步加強，理學以“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念重新構(gòu)建了封建禮教，提出了新的倫理綱常，它針對女性，弘揚“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理論，極力鼓吹“貞節(jié)觀”。程頤主張，當婦女的自然生命與儒家貞節(jié)觀念發(fā)生沖突時，婦女應該以犧牲生命來保全自己的理想人格。按照理學的界定，凡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者，謂之“貞”；已嫁從一而終、夫死不再醮者，謂之“節(jié)”；遇強暴凌辱而能以死相拒、或夫死自盡殉身者，謂之“烈”。

理學貞節(jié)觀在宋代方興未艾，從元朝開始，統(tǒng)治者很快就將理學用于治世之道，并對節(jié)烈婦女大力表彰。如《元史·列女傳》載：闞文興妻王氏，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zhàn)，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尸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為立廟祀之，號“雙節(jié)”云。王氏殉夫的行為完全符合統(tǒng)治者“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的宣傳，因而得到元廷的大力嘉獎。盡管元代節(jié)烈婦女的數(shù)量沒有明代多，但是其節(jié)烈程度卻并不遜色，《元史·列女傳》中就有婦女為守節(jié)不惜自殘的記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發(fā)；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并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為請旌之。

不難看出，婦女以貞節(jié)之名的殉夫現(xiàn)象在元代已蔚然成風，史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于上，以率化之”。在宮廷的示范教化之下，婦女的貞節(jié)觀被大力提倡，且并不因易代鼎革而有所減弱。到了明朝，經(jīng)過不遺余力地教化和旌表獎勵，加之士大夫的宣傳鼓吹，貞節(jié)觀已經(jīng)成為廣大婦女的行為準則。“失節(jié)”、“非禮”為封建禮法所不容，以身殉夫的女子就會受到朝廷和社會的嘉獎，“貞節(jié)”二字已經(jīng)成為明代婦女的最高追求。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貞節(jié)觀，是要女性為踐履儒家的道德原則，實行儒家所設(shè)計的依附人格而死。讓女性犧牲再度成立家庭的權(quán)利，為死去的丈夫守寡終生，甚至要求自愿失去具有巨大價值的生命，去換得一個貞潔的美名。

《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有個篤信理學的儒生王玉輝，他的第三個女兒才出嫁一年，丈夫便病死。三女兒受理學貞節(jié)觀影響甚深，夫死憤不欲生，欲絕食殉夫以完婦節(jié)。王玉輝不僅不勸阻，反而說：“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女兒殉節(jié)而死，王玉輝又仰天大笑說：“死得好！死得好！”一些儒生則對王玉輝說：“生這樣的好女兒，為倫紀生色。”盡管這是吳敬梓寫的小說，但卻反應了元明時期女子殉夫的社會現(xiàn)象，像這種民間女子殉夫完節(jié)的事例，在《明史·列女傳》中比比皆是。里面記載的烈女為了貞節(jié)一個個爭先赴死，自殺殉夫的方式無所不有。通觀《列女傳》，那些被載入史冊的烈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其一，敵軍壓境下為避免被辱而殉死者。如《列女傳》開篇所載月娥抱女投河之例，當陳友諒率軍攻打安徽時，“月娥挾諸婦女往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嘆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jié)于賊邪！’抱幼女赴水死。”在她的帶領(lǐng)下，“諸婦女相從投水者九人”。月娥的行為受到鄉(xiāng)人的推崇，故“鄉(xiāng)人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題曰十女墓”。

其二，受辱而不肯茍活者。如唐方妻，浙江新昌丁氏女，因丈夫坐法死，被沒為官婢。監(jiān)護者見其色美，故“借梳掠發(fā)，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jié)。’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為夫人崖”。在唐方妻丁氏看來，只有死才能保全自己的名節(jié)。

其三，夫死不肯茍活者。如“盧佳娘，福清李廣妻。婚甫十月，廣暴卒，……既殮，哭輒僵仆，積五六日，家人防懈，潛入寢室自經(jīng)。后其縣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訣曰：‘疾憊甚，知必死。汝無子，擇婿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尚不知妾乎！愿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嘔血盡吞之，以見志。及禾歿，即自經(jīng)。”“蔣烈婦，丹陽蔣士進妻。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shù)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啟其齒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尚書寶，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多置古圖史于其寢所，令讀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于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于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于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可見，盧佳娘、倪氏、施氏、蔣烈婦都是夫死殉夫而亡。

其四，因父母逼嫁而殉節(jié)者。如“胡貴貞，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鄰曾媼救之歸，與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家甚落。貴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其兄乘天福未婚，拽以歸，出視求聘者金寶笄飾。女知不免，潛入房縊死。”胡貴貞雖尚未嫁人，但是她認為更改婚約就將損害自己的名節(jié)，遂以死來保全。

不可否認，烈女也分多種類型，但她們自殺大都與保全名節(jié)有關(guān)，如遭到羞辱，賊人所逼，父母逼嫁等等。在那些血淚斑斑，令人觸目驚心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女子主動求死以殉夫的行為，并非是外在壓迫性的原因造成的。蔣烈婦如此曲折的尋死，不過是明代諸多烈女自殺事件中的特例，大部分篤志殉夫的烈女都輕而易舉地完成了自殺行為，有的不過只是訂婚的未嫁之女，有的女子的自殺行為甚至得到了家族的默許或公開宣揚。如果說明代是女性思想的煉獄，那么貞節(jié)烈女就是這個煉獄中煉就的義士，為了貞節(jié)這種所謂的大義，她們的確做到了置生死于度外，不惜犧牲生命來捍衛(wèi)自己的名節(jié)。

烈女的煉成并非一朝一夕，有人認為貞節(jié)烈女早在西漢劉向所撰的《列女傳》中就有了，以致于常有人將《列女傳》誤作《烈女傳》，以為此書全是記載貞節(jié)烈女之事。但我們考察由劉向所開創(chuàng)的《列女傳》的譜系作品即可發(fā)現(xiàn)，明代之前，正史所載《列女傳》的類型相當廣泛，對女性貞節(jié)品德的頌揚與表彰并非是其中唯一的內(nèi)容。只是到了明代，正史對女性品德的宣揚才明顯集中于貞節(jié)之上。《明史·列女傳》中貞節(jié)烈女所占的比重竟高達百分之四十強。筆者將東周至明朝節(jié)婦烈女的數(shù)目統(tǒng)計如下：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宋代節(jié)婦、烈女數(shù)量雖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但是真正大幅度劇增卻是在明代。明代節(jié)婦烈女除了在數(shù)量上較宋代多數(shù)百倍之外，其守節(jié)行為還呈現(xiàn)出以下特點：

其一，宮廷殉葬與民間殉夫互為影響。社會風俗的盛行往往都始于民間，程朱理學所鼓吹的婦女殉節(jié)觀念，經(jīng)元明統(tǒng)治者的大力倡導，已經(jīng)衍化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與風俗習慣，成為婦女們接受和認可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由此而出現(xiàn)的民間婦女殉夫事例，對宮廷殉葬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明代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宮廷教育，命史家“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對宮妃進行思想教育。史官所選事例大部分來自民間，其目的在于加強妃嬪的“內(nèi)行之修”，使其更加效忠于帝王及其家族。第二，后妃宮嬪作為“母儀天下”的典范，其對自身的要求自然要高于民間婦女。明代統(tǒng)治者尤其強調(diào)女子對丈夫的順從，所以在皇帝丈夫死后，主動殉夫就成為妃嬪們追求的崇高婦德，成為“母儀天下”的最佳方式、最高典范。宮廷殉葬就是在妃嬪的自我表率和統(tǒng)治者的要求之下極大地盛行起來。

朱明皇族的貞節(jié)烈婦在官府和士大夫的極力渲染下，又成為明代婦女心目中的偶像，殉葬的妃嬪成為她們效仿的榜樣。民間殉夫現(xiàn)象與宮廷殉葬遙相呼應，凡是能與貞節(jié)二字沾邊的任何一點事情都有可能成為女子們殉死的誘因。她們的殉夫行為無非是向社會證明：她們是“知恥守節(jié)”的烈女。對這種濃厚的殉葬之風連清代主修《明史》的內(nèi)閣大學士張廷玉都感慨：“要之節(jié)烈為多，嗚呼！何其盛也”。

其二，受朝廷嘉獎和法律保護。朱元璋開創(chuàng)明王朝，倚重朱子思想，非常強調(diào)道德倫理在生活中的踐行，他制定獎勵女性守節(jié)的法律以嚴格控制女性，同時還大力加強婦女的“貞節(jié)觀”教育，能夠守節(jié)的婦女往往被冠以“忠”、“孝”之名。明廷沿襲歷朝詔旌門閭、褒揚貞節(jié)之成例，把旌表“貞女”、“烈婦”立為定制，各地巡方督學每年都要將地方上貞女烈婦的事跡上報朝廷，“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此外，明代還對守節(jié)婦女予以嘉獎，《大明律·戶令》規(guī)定：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節(jié)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假如婦女甘愿守節(jié)，而家長強嫁者，杖八十。盡管統(tǒng)治者并沒有把守節(jié)納入法規(guī)來強制婦女執(zhí)行，但是卻運用法律來保護和褒獎婦女的守節(jié)行為，這無疑極大地調(diào)動了婦女守節(jié)的積極性，使她們死心塌地、義無反顧地守節(jié)到底，并把能殉節(jié)獻身當成一種無比的榮耀。

其三，守節(jié)婦女大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明史·列女傳》中所記載的貞女烈婦大多出身于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并多受過教育，知書達理。如前面所提到的月娥，就出身于書香門第之家，也許正是因為能識文斷字，反而使得她們從小就被綱常名教所熏陶，才視名節(jié)超過生命。另一方面，明王朝規(guī)定必須守節(jié)的女性也主要集中在中上層家庭，不得改嫁的主要是皇室女性及命婦。明代規(guī)定“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于令典。”“凡婦人因夫子得封，不許改嫁，如不遵守，將所受誥敕追奪，斷罪離異。”可見，封建禮法對于上層婦女的控制更為嚴格。

三、英宗廢宮殉

明朝愈演愈烈的殉葬風俗直到英宗臨死前才下遺詔廢除，《明鑒》“明英宗”條記載：“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宗、宣宗，皆用殉，多者至數(shù)十人。景泰帝以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英宗廢除宮殉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方面自土木堡之變以后，儒家禮教對女性的束縛有所松動，出現(xiàn)了一股批判傳統(tǒng)婦女觀的思潮。正因為如此，明代中期的婦女殉節(jié)已不再像初期那樣盛行。民間的殉葬之風有所收斂，這為英宗廢除宮殉打下了思想和社會基礎(chǔ)。另一方面是英宗自身的性格原因，下面試論之：

其實英宗廢殉葬之制在生前就有征兆，并非一時之舉。景帝崩后，“或令汪妃殉葬，英宗不忍曰：汪妃，朕弟婦，年且少，不宜存內(nèi)。移之舊府，衣食用度更加厚，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遺老成中宮數(shù)人以備使令，于是妃及其二女皆得所云。……則英宗之于汪后，不可謂甚薄。”汪妃原為景帝皇后，由于不同意景帝廢英宗之子朱見深為沂王，被景帝所廢。后來英宗復辟，景帝妃唐氏等俱賜紅帛以殉，汪妃是嬪妃中唯一的幸存者。英宗正是念及汪妃當年對自己的恩情，才免其殉葬。

英宗在性格上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重夫妻之情，這與他“土木堡之變”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英宗與錢皇后有一段同甘共苦的患難之情，這使得英宗更加珍惜夫妻感情。英宗被俘期間，錢皇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吁天，倦即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錢皇后為了英宗日夜哭泣，直至一目失明，一腿變?nèi)常詫m廷上下無一不為之動容。英宗回朝后，被奉為太上皇，失去了皇帝的實權(quán)，“在南宮，不自得，后曲為慰解”。錢皇后深知英宗的心事，除了寬慰英宗之外，還親手做女紅彌補日常開支。史載：“英宗為太上時，錢后至手作女紅賣，以供玉食。”錢皇后作為英宗的結(jié)發(fā)妻子，能在丈夫失意的時候婉言相勸，作為一個皇后，又能全力支持英宗奪回皇位。所以英宗復辟之后，一直對錢皇后感激萬分，以至于并沒有因為“母以子貴”的慣例而立太子生母周貴妃為后，英宗始終保留著錢氏的皇后地位。臨死時還遺命只與錢皇后同葬。“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

《萬歷野獲編》卷三《英宗重夫婦》條更加清晰地記載了英宗重夫妻感情的細節(jié)：周者，先為云南左布政，居妻喪未幾即繼一室，為巡撫侍郎鄭辰所指摘。問杖罪革職閑住矣。至正統(tǒng)五年，緣恩赦詔書自辯云：“律所載，但有居父母及夫喪，而私嫁娶者杖一百，無妻喪嫁娶坐罪之條。乞命廷議是非，昭示天下。”上怒甚，勒回不敘。次年，陜西參議載弁，任滿候代，以妻喪及女亡輒歸。都御史曹翼劾其奸惰不職，弁乃自陳其故。上曰：“此亦至情可矜，姑貰其罪。”時大婚未舉，已重人倫之始如此。又有都督同知馬良者，少以姿見幸于上，與同臥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馴至極品，行幸必隨，如韓嫣、張放故事，一日以妻亡在告，久未入直。上出至內(nèi)苑，忽聞鼓樂之聲，問之，知良續(xù)婦，又知為陽武侯之妹，上怒曰：“奴薄心腸乃爾。”自此不復召。蓋圣德仁厚，加以中宮錢后同憂患者積年，伉儷情更加篤摯，因推及于臣妾，真帝王盛節(jié)也。從這段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宗雖然在政治上昏庸無能，無所建樹，但是在夫妻感情上，英宗完全算得上是一個至情之人。當他獲悉周妻亡不久即續(xù)弦，頓時大怒；英宗痛恨拋棄原配夫人續(xù)弦者，即便是妻亡續(xù)弦者，他也厭惡至極；當他得知馬良續(xù)婦時，便痛罵其“薄心腸”，從此不再召見。當時的英宗尚未舉行大婚，但卻有這份情懷，確實難能可貴，正是這份情懷，對日后英宗的廢宮殉起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另外，導致英宗廢宮殉制度的直接原因可能同朱有燉之奏有關(guān)，據(jù)《明史·周王傳》云：“有燉正統(tǒng)四年薨，無子。帝（英宗）賜書有爝曰：周王在日，嘗奏身后務從儉約，以省民力。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趙翼據(jù)此認為“帝之除殉葬，蓋本于有燉之奏也。”他的繼任皇帝明憲宗在臨終前也再一次強調(diào)廢除宮殉，以表達對先帝決定的尊重。由于明憲宗的堅決執(zhí)行，終于給人殉制度畫上了句號。

英宗一生，政績寥寥，整個大明王朝也險些葬在他手中，“奪門之變”加速了明朝的衰敗，導致武將跋扈，宦官專權(quán)。英宗在臨終之前回顧自己的一生，充滿了懺悔之情，作為一代君主，他當然希望能留一點政績來彌補一下自己的過錯。筆者認為可能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心理，英宗才在臨終前廢除了宮殉制度，明代《翰林記》卷十五對英宗廢宮殉的情形留有詳細記載：天順甲申，正月朔日以后，上不豫，每日猶裁決萬幾如常。至初十以來，疾大漸，乃處置后事，命太監(jiān)牛玉執(zhí)筆，口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昏；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其四殯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命牛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我潤色之。”既至，彭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曰：“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欽誦畢，皆嘆曰：“所言關(guān)大體，非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時尤悲愴。”上聞之亦隕涕，已而曰：“且收著，待我去后遵行”。

上文詳細地記載了內(nèi)閣大臣們對英宗此舉的高度評價，而英宗本人“亦隕涕”，可見，廢除宮殉，對英宗而言是順天意、應民心之舉，朝臣們對于英宗的支持亦恰恰說明宮殉制度實在是不得人心。沈德符對英宗廢除宮殉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太祖孝陵凡妃嬪四十人，俱身殉從葬，僅二人葬陵之東西，蓋洪武中先歿者。至太宗長陵，則十六妃俱殉矣，英宗獨見，罷免此舉，遂破千古迷謬，視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英宗此舉，成為其不多政績中的光彩一筆，盡管史家對其動機評價不一，但是廢除殉葬之制，是自以人殉葬風俗以來，統(tǒng)治者的第一個自我否定之音，當殉葬制度對于維護皇權(quán)專制失去意義之時，才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受明制影響，殉葬制度在清初又再一次死灰復燃。清太祖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死，臨終時命大妃烏拉納喇氏殉死。日本傳抄的《三朝實錄》對當時的情景是這樣記載的：先是孝慈皇后崩，帝立烏拉國滿泰大貝勒女為大福晉。大福晉美儀而心未純善，常拂上意，雖有機巧，皆為上英明所制。上知之，恐其后為亂于國，預以書遺諸貝勒曰：“我身后必令之殉。”諸貝勒以遺令告大福晉，大福晉不欲以死，語支吾，諸貝勒堅請之，大福晉遂服禮服，飾以金玉、珠翠、珍寶之物，因涕泣謂諸貝勒曰：“吾年十二事先帝，豐衣美食二十六年，何忍離也！但吾二幼子，多爾袞、多鐸，幸恩養(yǎng)之。”大福晉于辛亥辰刻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與上同殮。與大福晉烏拉納喇氏同時殉葬的，還有努爾哈赤的庶妃代因札、阿濟根等人。清太宗皇太極死后，其妃敦達里、安達里亦殉葬。世祖福臨駕崩后，其妃楝鄂氏、傅達里從殉。睿親王多爾袞死后，侍女吳爾庫尼從殉。由此說明，清初皇室的人殉制也非常盛行。康熙年間，御史朱斐奏稱：殉葬之制“屠殘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竊典禮，傷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慘忍傷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責問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德而不忍不從。二者俱不可為訓。且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捐軀輕生，非盛世所宜有。”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才下詔，明令禁止奴仆隨主人殉葬。從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真正退出了歷史舞臺。（節(jié)選自《歷史教學問題》，2010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