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危機學生到教權侵害 韓國校園心理問題為何越來越難處理

韓國校園正在面對一個越來越難回避的問題：情緒與行為危機學生增加，課堂秩序受到影響，教師權益也不斷受到沖擊。最新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韓國教師認為，過去一年里，因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引發的課堂擾亂和教權侵害事件明顯增加。很多教師擔心，現行學校篩查體系無法及時發現真正需要幫助的學生，導致孩子錯過心理治療和行為干預的關鍵時期。

據教育界11日消息，首爾市教育廳教育研究信息院近日在韓國教師教育學會上發表題為《情緒·行為危機學生支持體系中的盲區結構及改善方案》的研究論文。研究團隊面向首爾地區小學、初中、高中共2485名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2.6%的教師認為，過去一年中，由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造成的課堂干擾及教師權利受侵害事件有所增加。其中，小學教師感受最為明顯，占比達到58.6%；初中教師為54%，高中教師為42.8%。這說明問題并不局限于某一個學段，而是已經在整個基礎教育階段擴散。

所謂“情緒·行為危機學生”，是指因心理健康、情緒控制、沖動行為或適應困難，難以正常參與學校生活的學生。例如，有的學生無法長時間坐在座位上，頻繁打斷課堂；有的學生反復干擾同學學習；還有的學生會對教師表現出攻擊性行為。對教師來說，這類情況最困難的地方在于，學生確實需要理解和幫助，但課堂也不能因此長期失控。一個班級里如果出現持續性危機行為，受影響的不只是教師本人，還有其他學生的學習權和安全感。

韓國青少年心理問題加劇，也從疾病統計中得到體現。截至2024年，韓國全國被診斷患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癥ADHD或抑郁癥的學生人數已超過27萬人，與8年前相比增長近3倍。這個數字說明，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已經不再是少數個案，而是正在變成教育現場必須長期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問題不在于學生“調皮”或老師“管不住”，而是心理健康、家庭環境、學業壓力、社交關系和學校支持體系都出現了新的挑戰。

目前，韓國學校普遍通過“情緒·行為特征檢測”來篩查高風險學生。但很多教師認為，這一檢測體系并不準確。調查顯示，在“學校檢測結果與教師實際觀察是否一致”的問題上，56.3%的小學教師認為兩者并不一致，也就是說，教師在實際課堂中觀察到的問題學生數量，往往比檢測結果顯示得更多。換句話說，系統篩查出來的是一部分學生，而真正處在危機邊緣、卻沒有進入制度視野的孩子，可能更多。

在關于“存在多少未被及時發現的危機學生”的問題中，35%的小學教師認為比例在1%至5%；30.2%的教師認為比例在5%至10%；還有21.8%的教師認為，這一比例超過10%。如果這些判斷接近現實，就意味著不少學生正在制度之外徘徊。他們可能已經出現明顯情緒和行為問題，卻沒有被及時轉介、評估和治療。等問題嚴重到傷害自己、攻擊他人或導致課堂崩潰時，再介入往往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

研究團隊指出，目前依賴數據化工具的篩查方式存在局限。相比之下，長期與學生直接接觸的教師，往往更能敏銳察覺學生的異常變化。比如，一個孩子是否突然沉默、是否情緒易怒、是否注意力明顯下降、是否對同學產生攻擊行為、是否在課堂中反復失控，這些細節并不一定能完全通過一次問卷或檢測反映出來。教師每天在課堂中觀察學生，反而可能比系統更早發現問題。

但現實問題是，即使教師發現學生異常，后續干預也經?？ㄔ诩议L態度上。調查中，高達90.8%的小學教師認為，家長不配合是導致危機學生處于制度盲區的主要原因。研究指出，部分家長擔心孩子被貼上“心理問題”標簽，因此拒絕接受進一步診療。有些家長不愿承認孩子存在問題，有些則擔心診斷記錄影響升學和社會評價。結果就是，教師明明發現了問題，學校也知道需要介入，卻因為沒有監護人同意而難以推進。

按照現行制度，如果沒有監護人同意，學校很難對學生進行心理干預或治療。這個制度本意是保護家長和學生權利，避免學校擅自干預孩子。但在實際運行中，它也可能變成危機學生支持體系的障礙。首爾教育研究信息院分析稱，必須取得家長同意的制度，實際上已經影響了整個學生支持體系的正常運行。當家長拒絕承認問題、拒絕診療、拒絕配合學校時，學生本人和其他師生都可能繼續暴露在風險之中。

這類問題最難的地方，是權利之間發生了沖突。學生有接受教育和獲得心理支持的權利，家長有監護權和知情權，教師有安全教學的權利，其他學生也有安靜學習和不受侵害的權利。過去制度往往更強調家長同意和兒童保護，但當學生行為已經明顯影響校園安全時，學校如果沒有任何強制轉介或專業介入權，最后所有壓力都會壓到教師身上。

因此，研究團隊呼吁，韓國有必要盡快重新構建相關法律制度。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監護人權利，也應優先保障學生本人及校園整體安全，避免更多危機學生錯失治療黃金期。這個建議并不是要剝奪家長權利，而是要建立例外機制。比如當教師、學校和專業機構共同判斷學生存在明顯危機風險時，即使家長不同意，也應允許啟動最低限度的專業評估和保護性干預。

從教育現場來看，危機學生問題不能簡單歸咎于孩子、家長或教師某一方。學生需要專業幫助，家長需要正確認識心理問題，教師需要制度保護，學校需要專業人力支持。如果所有責任都推給班主任，讓教師一邊上課、一邊安撫、一邊防止沖突、一邊應對投訴，教育現場只會越來越疲憊。特別是小學階段，教師和學生接觸時間長，問題暴露得更早，也最需要專業心理人員、特殊教育人員和醫療系統協作。

韓國近年來教權侵害問題頻繁引發社會關注，背后其實有一個共同點：教師被要求承擔越來越多責任，卻缺少足夠權限和支持。學生出了問題，教師要負責；家長不滿意，教師要解釋；課堂被擾亂，教師要維持；但真正需要專業治療和制度介入時，教師卻沒有決定權。長期下去，教師會陷入無力感，學校也會失去教育和管理功能。

說得更直白一點，情緒與行為危機學生不是“壞孩子”，但也不能因為他們需要幫助，就讓教師和其他學生長期承受風險。真正負責任的教育，不是放任問題繼續惡化，而是盡早發現、盡早評估、盡早治療。家長害怕孩子被貼標簽可以理解，但如果因為害怕標簽而拒絕干預，最后孩子可能錯過改變的最佳時機，學校也會付出更大代價。

所以問題也很現實：當教師已經明確發現學生存在情緒和行為危機，但家長拒絕配合時，學校是否應該擁有更強的專業干預權限？再進一步，保護學生權利、家長監護權和教師安全之間，韓國教育體系到底該如何重新尋找平衡？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