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蕭紅的《馬伯樂》：奴性文化下的精神勝利法與專制社會的病相

《馬伯樂》

《馬伯樂》也是蕭紅的代表作，但這部作品比較獨特，他是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小說分為兩部分，第一部2章在1941年1月出版發行；第二部9章，于1941年2月1日至11月1日在香港《時代批評》雜志上連載，后來由于蕭紅病重，小說未能完稿。

小說的主人公馬伯樂，是一個出生于富裕家庭、崇洋媚外、膽小自私、卑瑣無能、淺薄虛榮、敏感脆弱、悲哀憂傷……幾乎集一切人性弱點于一身的“小人物”。蕭紅通過這個形象，與魯迅筆下的阿Q形成呼應，共同勾勒出長期專制暴政下底層民眾的國民性圖譜：奴性、自欺欺人、恃強凌弱、安于被奴役卻又幻想成為奴役者。馬伯樂不僅僅是文學形象，更是一面映照那個時代——以及任何專制社會——民眾精神狀態的鏡子。

馬伯樂出身于一個富裕的紳士家庭，然而家庭氛圍卻極為崇洋媚外。讀《圣經》、守圣禮、講夾生半熟的外國話，這種環境塑造了他骨子里的“洋奴心理”。他去中餐館吃飯，總要懷疑桌椅筷子的干凈程度，反復擦拭；去西餐館卻完全信任，直接使用。這種“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心態，折射出近代中國長期被殖民、被侵略后一部分精英階層喪失文化自信、跪拜西方的集體心理。

然而，馬伯樂的弱點遠不止于此。他膽小自私，不愿借錢給朋友，從未真正關心過任何人。危險來臨時，他的本能反應只有保護自己。他卑瑣無能：大學考不上，生意做不成，生活無法自立，愛情毫無勇氣。他淺薄虛榮：在無錢者面前夸耀財富，在無知者面前炫耀“博學”。他為自己的處境苦悶、不平，卻從未嘗試改變現實；他渴望事業成功，卻從未付出努力。

這種矛盾，正是長期專制奴役下底層民眾的典型特征——他們對自己的苦難有感知，有不滿，甚至有憤恨，但卻從不將矛頭指向造成這種處境的制度或權力者，而是要么自怨自艾，要么欺負更弱的人。馬伯樂對現實“不滿”，卻只在嘴上；他想改變，卻只在夢里。他是一個行動上的矮子，一個言語上的巨人。

魯迅筆下的阿Q，最著名的“精神勝利法”是通過自欺欺人來獲得心理平衡。馬伯樂同樣如此。他很善于夸張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在被自傷自憐的情緒淹沒時，像阿Q一樣，可以隨意發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頭上，也可以飛快地轉化為一種自輕自賤的情緒。他自私又不知恥，無賴還振振有詞，自欺欺人又健忘。

他一邊感嘆自己時運不濟，一切都是“命”；一邊又高傲、愛面子，拒不承認自己的無能。他對自己的懶散、懦弱以及困窘處境十分敏感，像阿Q忌諱頭上的疤一樣，忌諱別人揭他的短處——他的失敗、他的懦弱、他那些“節外生枝的羅曼史”。這種敏感，恰恰源于內心深處的自卑。正是因為無法面對真實的自我，他才需要用虛假的優越感來填補。

這種“精神勝利法”，是長期專制社會中被剝奪了一切（財富、思想、尊嚴）的民眾唯一能找到的心理慰藉。因為無力改變現實，他們只能改變自己對現實的看法；因為無法反抗強者，他們只能從想象中獲得勝利。這是一種被迫的、扭曲的、自我麻痹的生存策略。

馬伯樂最令人不齒卻又極具代表性的行為，是他對待不同人群時的雙重態度。在外國人的店鋪前，他規規矩矩排隊，大氣不敢出；當被一個強壯的外國人踩掉鞋時，他不僅不敢呵斥，反而連忙道歉。然而，在買米的隊伍中，一看排隊的都是婦女，他立刻“搶著從女人的頭頂上把米口袋扔過去”，“撞著她們，他把她們一擁，他就搶到最前面去了”。

這種“見強則畏，見弱則欺”的嘴臉，是專制制度下“奴隸道德”的典型表現。在被強者壓迫時，奴隸不敢反抗，反而將郁積的憤怒轉向更弱者。強者壓他一級，他就壓更弱者一級。整個社會形成一個食物鏈：皇帝壓大臣，大臣壓小官，小官壓百姓，百姓中的強者壓弱者，最后最底層的人只能互相撕咬。每個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每個人都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高處，嘗嘗壓迫別人的滋味。

這正是魯迅所痛斥的：民眾并非真心反對等級制，而是希望自己能爬到更高的等級。他們不想取消奴隸制，只想自己從奴隸變成奴隸主。這種反抗，不是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種奴隸對奴隸位置的嫉妒與覬覦。

奴性文化下的精神勝利法與專制社會的病相

馬伯樂這樣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在長期專制暴政下，一切權力集中于君主，君主依靠龐大的官僚體系進行統治。官員的任免、升遷完全取決于上級的喜好，而非政績或民意。于是，整個官僚階層只對上級負責，不對民眾負責，溜須拍馬、阿諛奉承成為官場通則。

官員們如何討好上級？賄賂。賄賂何來？從百姓身上搜刮。于是，官吏們對民眾進行無休止的壓榨、巧取豪奪，手段之下作、心腸之毒辣令人發指。而這種敲骨吸髓的盤剝，在人治社會中根本無法根除。隨著王朝末世臨近，這種剝削更加喪心病狂。

同時，專制強化導致資源越來越集中，權力主導一切分配，社會貧富差距巨大，階級對立尖銳。社會戾氣與日俱增，民眾不滿情緒滋生，積怨深重。但統治階層卻偏要強裝出一副盛世太平的樣子，不敢面對現實，拒絕開放，拒絕任何進步經驗，固守己見。整個社會沉浸在自欺欺人的虛假繁榮中。

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民眾，怎么可能養成獨立、自信、敢于反抗的人格？他們只能學會保守、因循、死愛面子、欺人自欺、愚昧麻木、奴性十足。

馬伯樂們最大的悲劇，不是被奴役，而是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是被奴役的。他們以為自己的苦悶是個人命運不濟，自己的失敗是時運不佳，自己的屈辱是偶爾倒霉。他們從不去想，這一切的根源是一個專制的、不公的制度。

當他們偶爾對現實表達不滿時，也僅僅是抱怨兩句，從不會真正行動。他們害怕那些真正試圖改變現狀的人——“愛出頭者”會被他們敬而遠之，生怕被牽連。他們會充當看客，圍觀看熱鬧，甚至告密，自愿成為統治者的耳目。因為在他們看來，那些反抗者是“瘋子”，會破壞他們賴以生存的“秩序”——盡管這秩序讓他們痛苦，但至少是熟悉的、可預料的。

然而，一旦反抗者取得了一點成果，馬伯樂們又會立刻跳出來搶奪果實。他們高呼擁護改變，擁護平等，但他們內心真正想要的，不是取消等級，而是讓自己爬到更高的等級。他們不是要廢除奴隸制，而是想自己當奴隸主。這種“反抗”，不是真正的解放，而是一種新的奴役循環的開端。

蕭紅以馬伯樂這個形象，無情地撕開了這種虛偽的面紗。她告訴讀者：如果一個民族充斥著馬伯樂式的國民性，那么這個民族將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因為即便推翻了舊的專制，馬伯樂們也會立刻建立起新的專制——只不過換了一個統治者，換了一批壓迫者，而奴役與被奴役的結構絲毫未變。

魯迅筆下的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國農民的形象；而蕭紅筆下的馬伯樂，則是抗日戰爭時期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形象。時代變了，階層變了，但國民性的痼疾驚人地相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馬伯樂身上變為自欺欺人的“苦惱與驕傲并存”；阿Q的欺軟怕硬在馬伯樂身上表現為對洋人卑躬屈膝、對婦女兒童蠻橫無理；阿Q的“革命”幻想，在馬伯樂這里成了渴望成功卻從不努力的怨天尤人。

蕭紅繼承并發展了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她通過馬伯樂告訴我們：專制暴政不僅壓迫人的肉體，更摧殘人的靈魂。它使人變得自私、麻木、懦弱、虛偽、冷酷、自欺欺人。而這種被扭曲的國民性，又會反過來助長專制的延續——因為一群馬伯樂們永遠不會團結起來推翻壓迫，他們只會互相傾軋，期盼自己成為新的壓迫者。

蕭紅以她的筆，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國民性的病理報告。她診斷的病癥是：奴性、自欺、冷漠、自私、欺弱怕強、安于被統治。而藥方，則是魯迅早已說過的：打破鐵屋子，讓每一個人都成為獨立、自主、敢于思考、敢于行動、敢于反抗不公的“人”，而不是等待被拯救或幻想成為新主人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