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左翼困境：民族解放還是社會正義？以色列殖民或成最大阻礙

加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的這句名言，數十年來不斷被彼此競爭的政治議程挪用。但在種族滅絕陰影下，一個事實愈發清晰：阿拉伯世界爭取主權的斗爭，無法與巴勒斯坦解放的斗爭分割開來。

已故埃及總統加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那句著名口號——“沒有任何聲音能高過戰斗的聲音”——因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的種族滅絕這一改變世界的事件，再次被推到前臺。

這句口號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種普遍心態：在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阿拉伯地區——巴勒斯坦除外——民族解放斗爭應當優先于其他緊迫議題，比如如何組織社會、國家和經濟。

在整個阿拉伯左翼內部，民族解放問題都是當時激進與進步政治方案的核心，無論這些方案屬于阿拉伯民族主義還是自由主義。至于民族解放與其他緊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之間究竟應如何排序，當時確有爭論。

但人們很快意識到，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殖民體在巴勒斯坦的建立，成為這些新生方案推進過程中的重大阻礙。阿拉伯左翼原本正試圖在去殖民化時代站穩腳跟，卻突然不得不面對一個在他們看來早已過時的殖民工程；這一工程與本地區人民的理想追求相去甚遠。

他們之所以反對，是因為他們看得很清楚：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個不合時代的、帶有至上主義色彩的殖民工程，它會阻斷他們為這一地區設想的其他進步方案的實現。

這一點在1936年的阿拉伯大起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那是一場由巴勒斯坦人與阿拉伯人發起、以農民和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民族主義起義，反對英國殖民統治，以及英國委任統治下巴勒斯坦境內不斷擴張的猶太復國主義定居活動。

以色列建立后，本地區人民的物質生存條件不得不隨之調整，以適應這個定居殖民工程進入地區內部后的新現實。因此，對任何左翼、進步主義或發展主義方案而言，首要任務都變成了民族解放。

一種常見看法是，經濟和社會問題必須被放到次要位置，至少也要與這一新現實一并考慮。這進一步加重了本地區人民面臨的挑戰。左翼最典型的關切——如經濟規劃、工會組織、民主以及社會議題——固然重要，但它們要么讓位于民族解放事業，要么必須與之并行思考，要么必須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評估。

當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也能夠借助廣泛傳播的左翼意識形態推動進步成果。但阿拉伯地區人民并沒有只專注于這些議題的自由，因為他們不得不思考：這個新的猶太復國主義殖民體，將如何影響他們的發展與現代化方案。

在這樣的背景下，阿拉伯左翼逐漸形成了一個鮮明特征：拒絕把社會與政治自由同民族解放問題分離開來。關于民族解放與社會政治發展能否并行不悖，當然存在不同主張，這些爭論也被允許存在；但有一點很清楚，民族解放必須成為后殖民國家性質中的內在組成部分。

這一點，從加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和復興黨主義聲望的上升中可以看出。復興黨主義是發端于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一種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它與納賽爾主義都把民族解放置于優先位置。“沒有任何聲音能高過戰斗的聲音”這句口號，后來成為阿拉伯左翼這一傾向的代表性表達。較為寬容的解讀認為，它體現了隨后與以色列戰爭背景下的物質現實。

而更具批判性、帶有回顧視角的解讀則認為，這句口號在埃及——以及本地區其他地方——成了國家壓制批評、打擊反對力量、推遲或回避民主與個人自由問題的一種犬儒方式。

無論站在哪一邊，有一個核心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以色列如今被描述為美國最典型的代理人，武裝到牙齒，擁有世界上最致命、最先進的技術，并持續對本地區人民發動戰爭；不同阿拉伯國家的廣大民眾卻仍深陷高壓治理、腐敗與貧困之中。“沒有任何聲音能高過種族滅絕的聲音”

對納賽爾這一路徑及其被當下阿拉伯領導人挪用的批評——而這些領導人大多既不優先考慮民族解放，也不優先處理社會和政治議題——某種程度上總會忽視房間里的大象。用馬克思主義術語說，也就是“主要矛盾”：以色列。

如果觀察者不認同這一路徑，認為社會與經濟正義才是首要問題，甚至高于民族解放與主權問題，那么他們就必須提出一種解決方案，而這種方案必須承認：以色列持續存在于本地區，作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主要體現之一，是本地區發展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過去兩年的事態——如果不把時間再往前推到“反恐戰爭”開啟以來，乃至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已經表明，如果不承認這一現實，我們就有可能只是在處理癥狀，而不是病因。

正視這一現實，并不等于“替強勢治理模式洗白”，也不意味著要為壓迫性政權的罪行開脫。只要冷靜評估阿拉伯地區在全球和區域格局中的位置，并回到其歷史脈絡中考察，幾十年來的多次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1

過去兩年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正是人們集體未能充分評估并應對以色列持續存在于本地區這一現實的、極其慘痛而沉重的證明。納賽爾的口號非但沒有過時，反而升級成了新的形式：“沒有任何聲音能高過種族滅絕的聲音。”

只要本地區人民仍被迫與種族滅絕和毫無節制的侵略共存，這片地區就不可能擁有未來，更遑論經濟繁榮、社會正義和個人權利。此前的嘗試——如戴維營協議和奧斯陸協議——已經表明，以“和平”、妥協或投降之名強行推進的關系正常化，無論程度多深，都不可能成為這一問題的決定性解決方案。

隨著巴勒斯坦事業不斷被收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這兩個概念也越來越多地被沿著身份、種族或族裔的線索來界定，而不再被視為政治范疇。但有一點依然清楚：所謂現代化時代中的阿拉伯世界歷史，同時也是巴勒斯坦事業的歷史。

歷史上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抵抗，從根本上說具有阿拉伯性質，其中也包括其伊斯蘭主義維度。脫離巴勒斯坦被殖民以及帝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工程的語境，就無法抽離出彼此獨立的阿拉伯歷史，因為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樣，都是這一工程的目標。

加沙之外阿拉伯地區的斗爭，正是加沙內部正在發生之事的映照。各個社會必須作出選擇：是成為投降的社會，還是成為新的、抵抗的、敢于對抗的社會。

讓加沙獨自承受這一最殘酷現實的主要沖擊，而許多其他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卻只收到某種警告，這本身就是極不公正的。本地區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根本上彼此相連，不管他們是否承認這一事實。

歸根結底，當下正在發生的是一場階級斗爭，只不過它發生在一個定居殖民與種族滅絕的框架之內。巴勒斯坦當然是一項具有普遍意義的事業——屬于世界上所有自由的人，屬于穆斯林，屬于大地上的受苦者，也屬于所有拒絕接受這樣一個失序世界的人：在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這樣的恐怖仍能持續存在——但從歷史、物質現實和生存處境來看，它的本質與性質仍然是阿拉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