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第一槍系中共所為！日本右翼文人，篡改侵華歷史有多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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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自民黨在競選中失敗，結束了戰后38年一黨執政、“一黨獨大”的歷史，標志著“55體制”的崩潰。

淪為在野黨的自民黨再也不顧什么“忌諱”，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堂而皇之地張揚起“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黑旗，其代表作就是《大東亞戰爭的總結》。

1993年8月10日，新黨首魁、八黨聯合政權內閣總理細川護熙在接見記者時說:

這里，細川雖然沒有明確地指明“那場戰爭”的范圍，但是，這畢竟是日本戰后內閣首魁第一次公開承認戰爭的侵略性質，也是對執政38年來自民黨戰爭觀的否定和挑戰，于是引起朝野內外的一場“軒然大波”。

細川講話發表的第二天，自民黨靖國關系三個委員會，即:“報答英靈議員協議會”、“全員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以及“遺族議員協議會”立即聯合召開了緊急會議，猛烈抨擊細川的講話，并于第二天，由“遺族議員協議會”座長原田憲為代表，向聯合政權官房長官武村正義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細川立即收回講話。

8月13日，三個協議會又聯合召開總會，就細川講話商議應對措施。

8月18日，三個協議會又決定成立一個對策研討會。8月23日，再次召集三個協議會的正、副會長、顧問等會議，決定成立“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其宗旨是，細川“侵略戰爭”之講話，以及聯合政權“表明戰爭責任和謝罪”的意圖:

會議還作出如下決議:

會議還推舉原防衛廳長官山中貞則出任“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委員長，A級戰犯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為事務局長(相當秘書長)。實際參加該委員會的自民黨眾議院議員76人，參議院議員29人，總計105人。

1995年8月15日，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選擇這個特殊的日子，由展轉社出版了代表自民黨戰爭觀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

同時，也可以明了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為什么聘請這些人充當講師。

中村粲

獨協大學教授，歷史學者，“昭和史研究所”的頭面人物，其人自稱是“大日本帝國的辯護士”，代表作《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展轉社，1990年)。從70年代初開始，他掀起批判NHK和朝日新聞社“歪曲報道”的運動，指責這些新聞媒體宣揚“自虐史觀”。并堅決反對中日恢復邦交，因此被臺灣當局奉為座上賓。1975年以后，他每年帶領學生參拜靖國神社，入自衛隊“體驗生活”。是位“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死硬派。他親自作詞寫了一首“大東亞圣戰之歌”，制成光碟到處兜售。2000年在金澤市樹起的“大東亞圣戰大碑”，也是他伙同阪垣正等人撮成的“杰作”。

岡崎久彥

大連出生(1930年)，曾任日本駐泰國和沙特大使，多年從事外交官活動，代表作《百年的遺產——日本近代外交史》等。其人現成立一個“岡崎研究所”，從事國際政治關系和日本近現代史的研究。他的戰爭觀是堅持日本的“自存自衛說”和“亞洲解放說”，支持和贊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2001年，他還作為執筆者之一，參與了西尾干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新歷史教科書》編寫工作。

名越二荒之助

原“帝國軍人”，直接參加過侵略戰爭，戰后一度被抑留在西伯利亞。著有《從世界看大東亞戰爭》、《為大東亞戰爭正名》等，是個死抱著“天皇主義”和“大日本帝國”僵尸不放的頑固派。

中島慎三郎

1939年應征入伍，直接參與了侵略中國、東南亞的戰爭，著有《讓亞洲蘇醒的大東亞戰爭》，同名越二荒之助一樣，他的戰爭觀依舊是戰爭時期日本官方宣傳的那一套。

田中正明

也是侵略戰爭的參與者，曾任南京大屠殺事件首犯松井石根的秘書，并在戰爭中效力于大亞細亞協會、大日本興亞同盟等右翼組織。他是南京大屠殺“虛構說”的始作俑者，在80年代初就拋出《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全面否認日軍在南京的罪行。他還糾集右翼團體成立一個“歷史修正協議會”，進行顛倒、歪曲和篡改歷史的各項作業。

富士信夫

戰爭期間曾任海軍少佐，戰后在第二復員省工作期間旁聽了東京審判，后著手對東京審判進行“研究”，代表作《我所見的東京審判》，指責該審判是“戰勝國單方面的審判”，是“不義的審判”等。

總山孝雄

“帝國軍人”出身，曾任近衛步兵第四聯隊通信中隊長，也是一位直接參與侵略戰爭的人物。戰后從事牙醫工作，卻“不甘寂寞”，著有《從弱肉強食到平等共生時代》、《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與日本人的心》等，表現了他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情有獨鐘的情結。

西尾千二

高橋史朗

明星大學教授，從事教育學研究。他是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聘請學者中最年輕的一位，卻有著不平凡的經歷。在學生時代，他就加入了右翼宗教團體“生長之家”。中曾根上臺后成立的“臨時教育審議會”的委員名單中，也有他的名字。該會積極主張改革日本的教育，特別是要從改革教科書入手。他又是藤岡信勝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副會長級人物，同時，又與西尾干二共同組建了“編纂會”，著有《天皇的教育》等。

小堀桂一郎

明星大學教授，“編纂會”骨干之一。早在1986年，其人就作為右翼團體“保衛日本國民會議”《新編日本史》編寫組成員之一，參與了這部被稱作“天皇的教科書”的編寫。他始終認為“日本現行的教科書如同敵國編寫的反日宣傳品的翻譯件，是造成社會破局的最大責任者”，堅決主張修改教科書。他組織了一個“東京審判資料刊行會”，把東京審判期間辯護方提出的、但被法庭駁回的資料匯編起來，從批判東京審判的立場出發，出版了一套《東京審判駁回資料匯編》。他的代表作是《別了，敗戰國史觀》。

西部邁

《發言者》雜志的主編、評論家，“編纂會”理事。其人并非歷史學者，但對東京審判似有“研究”，他認為，在二戰結束后，世界上沒有一部審判“侵略”的國際法，所以，東京審判是“復仇的儀式”等等。

佐藤和男

青山院大學教授，法學研究者。戰后50周年之際，為了阻止國會通過“不戰決議”，他伙同日本原駐聯合國大使加瀨俊一盜用日本國民的名義，成立一個“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出版了《世界裁判東京審判》、《亞洲共生祭典》、《走向自由和獨立之路》等著述，拍攝了《獨立亞洲之光》、《自由亞洲之榮光》等影片，不遺余力地為“大東亞戰爭”歌功頌德。

江藤淳(已故)

作家、評論家。此人從70年代初開始批判美國的占領政策，指責美國當局在占領期間實施“新聞封禁"，控制輿論導向，壓抑了日本人的自由。他還是掀起“日本有條件投降論”爭議的第一人，他認為日本不是無條件的投降，而是有條件的投降，軍隊放下武器不等于國家的無條件投降等。他的謬說在當時引起社會各界的批判。

再從年齡分析，19人中70歲以上者10人，占53%。其中有5人是直接參加侵略戰爭的一代，其他5人也經歷過戰爭。他們在骨子里對日本戰敗投降耿耿于懷，對“大東亞戰爭”感懷不忘。

另外，19人中除5名“帝國軍人”外，至少有8人是“編纂會”的骨干成員，內中有5人直接參與了《新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西尾干二、高橋史朗、岡崎久彥、長谷川三千子、松本健一)，中村粲、佐藤和男等人雖然沒有加人“編纂會”，卻是“編纂會”可靠的“同盟軍”。

如何稱謂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日本朝野以及學術各界歷史觀的重大分歧點之一。

在《總結》中，中村的歷史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日俄戰爭是解救亞洲的戰爭”

中村稱，明治時期“日本的最大威脅來自俄國”，“俄國是一個非常的、具有侵略體制的國家”。

而中國和朝鮮軟弱“才招致俄國的侵略”，所以中朝兩國也負有“戰爭責任”:

在這里，中村無視歷史發生的基本事實，從假設出發，為明治以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政策貼上“自存自衛”的標簽，美化日俄戰爭是“為了拯救亞洲的戰爭，是日本的自衛戰爭”。

他還說:

(二)二十一條“并不過火”

中村認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背景是為了確保“在滿洲的權益”，因這些權益是“日本根據樸次茅斯條約以及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所得到的”。但是，“由于中國的排日以及英美的介人，使這些權益得不到保證”，“當時日本并沒有領土要求和駐兵權”，也“沒有特別要求新的權益”，日本只是“為了確保日本人的生存權益”，因為:

一個后起的東洋帝國，把刀架在中國人民的脖子上，要這搶那，旨在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在當時就遭到中國人民和世界輿論的強烈抨擊，而出自中村粲嘴里卻像是在市場上做一筆小生意，輕松得令人難以置信。更荒唐的是，中村竟稱“日本人是個領土欲望極小的民族”。

遠且不論，近代以來日本吞并朝鮮，侵占中國東北，霸占大半個中國的歷史事實不知中村氏作何解釋?

(三)“滿洲國的成立是滿洲人的愿望”

對于“九一八事變”的原因，中村的觀點同當年的關東軍沒有什么兩樣。

他認為：

這段話是貨真價實的強盜邏輯，即：因為“白人世界排斥日本移民”，而“滿洲新天地”又可以安排“百萬人口”，所以日本才人侵中國東北。如果不是白紙黑字，人們絕不會相信，這竟然出自一位堂堂學者、大學教授的筆下。

對于偽滿洲國的成立，中村重拾關東軍和“滿蒙學派”的牙慧，稱：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一支軍閥武裝進了北京后，掘了慈禧太后的墓，盜走墓中的大量珠寶，還對慈禧的遺骨進行了凌辱，于是，中村得出結論說:

中村氏的“高論”自然不值一駁，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從中看出這位先生治學之草率，引證之荒唐，結論之武斷，實在令人難以茍同。中村以“滿洲非中國領土論”做輔墊，引出的是偽滿洲國的成立在于“民意”，“滿蒙人自身希望獨立”，“如果沒有滿蒙人企盼獨立的志向和意愿，單憑日本的強制力絕不可能成行(第23~24頁)。

他又舉例稱，“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曾經呼吁在北京的張學良返回滿洲，但是，有滿洲人呈書本莊繁，要求關東軍暫時留駐滿洲，不要讓張學良返回。不錯，日本侵占東北后，確實捧出溥儀、鄭孝胥、張景惠等一伙漢奸為其效力，如果利用漢奸們當年的表演來證明偽滿洲國出于“民意”實在是虛弱、淺薄和乏力得很。

(四)盧溝橋事變第一槍系“中共所為”

他稱:

中村的“根據”是198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盧溝橋事變風云篇》一書。

中村稱這本書中記有:

那么，《盧溝橋事變風云篇》究竟是如何記述的呢，不妨引用如下:

這個方案經中共北方局同意后，上報給宋哲元，宋哲元也極為贊賞，命令張克俠按此方案積極準備。

他為自己有此“重大發現”和“重大突破”分外興奮，自詡道:

當然，中村氏的主觀臆斷絲毫不能改變盧溝橋事變的侵略性質。人們知道，當時的日本軍隊屯兵華北，頻繁演習，不斷尋釁滋事，興兵侵略早已箭在弦上，為中外各界所洞明。作為中國軍隊當然不能坐在家里任人宰割，制定一個積極抗戰方案乃是軍人之天職，無可非議。況且，這一積極方案同“第一槍”根本沒有什么必然聯系。

(五)“中國事變”的目的不是領土要求

中村氏認為:

他稱:

日本近衛聲明(1938年12月22日)也“表明了對中國沒有其他意圖”，只是希望中國方面“與日本攜手反共和平”。

最后，中村氏結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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