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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拉蹲在上海演藝廳的后臺走廊,對著手機屏幕死磕歌詞。
那是2006年的冬天,她來中國剛滿三個月,中文詞匯量少得可憐。
經紀公司硬塞給她一場商演,點名要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讀到這段時,心里咯噔一下。
這哪是唱歌,分明是在闖關。
她把歌詞用烏克蘭語字母注音,練到舌頭打結,上臺穿的還是從基輔帶來的紅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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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歲喪父,母親在紡織廠做工把她拉扯大。
日子緊到什么程度?她說小時候最怕開學,因為母親得去鄰居家借錢買課本。
但老天爺賞飯吃,沒人教樂理,她拿起父親的舊薩克斯就能吹出調子。
母親做了一個近乎瘋狂的決定:省吃儉用送她去學音樂。
后來她考上烏克蘭藝術大學,聽說上海招外國歌手,薪水比老家高一大截。
她買了張最便宜的機票,拖著行李箱就飛了。
到了上海她才發現,合同上寫的根本不是什么藝術舞臺。
老板放話:一周之內學會五首中文歌,否則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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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請你來唱烏克蘭民歌的,觀眾聽不懂,沒人買單。”
依拉拿著歌詞單回到出租屋,坐在床邊哭了會兒。
然后打開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查發音。
室友后來說,她每天只睡不到四個鐘頭,嗓子啞了就喝胖大海。
凌晨三點還在對著鏡子練口型,那股勁兒,真不是誰都有的。
五首歌全學會了,老板沒再提走人的事。
但接下來的將近一年,她依然沒交到什么朋友。
不是沒人愿意,是中文實在不夠用。
同事們聚餐她聽不懂段子,只能坐在那兒跟著傻笑。
笑著笑著,就覺得特別孤獨。
她開始一個人去淮海路邊上的小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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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有個駐唱歌手,嗓音沙啞,風格偏苦情。
她聽不懂歌詞,但覺得那個人唱歌像在跟誰說話,那種語氣她懂。
他叫張藝貝,比她大九歲,在上海唱了快四年,不算紅,但有批固定老客。
依拉連續去了好幾個晚上,每次點一杯蘇打水,坐在角落聽完。
第四還是第五天,她等到他收拾吉他,走過去磕磕絆絆地說:
“你唱得真好,我想學中文,你能幫我嗎?”
張藝貝真幫了。
從最簡單的日常對話開始,帶她去菜市場跟攤販砍價,教她認漢字。
把她那些用烏克蘭語歪歪扭扭標的歌詞,全用拼音重新整理了一遍。
依拉在他面前有種前所未有的放松。
說錯了他笑著糾正,不笑話,說到會為止。
表白是依拉先說的,學了三個多月中文,詞匯量還不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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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她跟張藝貝說了一句話,每個字都發音準確:
“我喜歡你,不是因為你幫我學中文。”
張藝貝愣了一下,低下頭笑了,說:“我大你九歲。”
依拉說:“那又怎么樣。”
張藝貝說:“我也喜歡你,從你第一次來酒吧那天就喜歡了。”
戀愛之后,兩人把能擠出來的時間全擠在了一起。
收入都不高,但省錢買了一把二手吉他,在小屋里一起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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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拉負責旋律,張藝貝填中文詞。
第一首歌寫得磕磕絆絆,依拉說這地方該往上揚,張藝貝說這詞不押韻得換。
爭到半夜,第二天又跟沒事人一樣手牽手去買菜。
依拉就是那段時間學會了包餃子、做紅燒肉。
還用俄語教張藝貝唱了一首烏克蘭民謠。
2009年,張藝貝在一檔相親節目上,當著全國觀眾的面單膝跪地。
依拉說她猜到他會求婚,但沒想到是在那種場合。
她站在臺上,妝全花了,用帶著俄語口音的中文說了一聲:“我愿意。”
婚后兩人組了個組合,什么舞臺都上過。
商場開業、社區晚會、鄉鎮企業年會,臺下有時只有十幾個大爺大媽。
話筒會突然沒聲,但他們每一場都唱得跟第一次同臺一樣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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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終于等來了大舞臺,拿了東方風云榜的獎,上了衛視跨年晚會。
女兒出生后,依拉暫時放下演出專心帶娃。
張藝貝說女兒有音樂天賦,是因為依拉懷孕時他天天對著肚子唱歌。
依拉說:“別吹牛了,那是遺傳我的。”
很多年后有人問依拉,放棄烏克蘭的一切來語言不通的中國,值不值。
她想了想,用一口流利但偶爾還走調的中文說:
“我在上海找到了家。”
她說這話的時候,張藝貝就坐在旁邊,沒插嘴。
但手一直搭在她的椅子靠背上。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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