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省會之爭：吸血還是輻射？

無論在哪個強省會，平均工資、社保繳費基數、就業機會，都比本省那些排名靠后的地級市大得多了，并且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拉大，短期內看不到逆轉的可能。

撰文丨維舟

鄭州叫“鄭在吸”，武漢是“捂著吸”，成都在民間號稱“成慣吸”或“成獨秀”……這些城市的外號雖是調侃，但都指向同一種意思：一些省會城市靠“吸血全省”，在本省“一城獨大”，所有的資源、人口都在向心集聚。

然而，真要論經濟首位度（GDP占全省比重），鄭州只有22.88%，在全國27個省會/首府中排第18，武漢（35.24%，第8）和成都（36.60%，第6）較高，但還有比它們更高的：哈爾濱36.67%，西安38.04%，銀川（53.25%）和長春（53.46%）一個城市就占本省一半多經濟產值！

自從“強省會戰略”在各地推行以來，相關的爭議就沒有斷過：“一城獨大”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01

“吸血”的爭議

民間關于省會“吸血”的調侃，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人們希望各地區能均衡發展，平等地享受到發展紅利，對于資源過度集中于省會有所不滿——畢竟大部分人都還是生活在非省會地區的。

在一些省份，“一城獨大”帶來的極化效應，使得非省會城市幾乎很難有什么好機會。這在東北特別明顯，主要產業和經濟活動都集中在四大城市（大連雖然不是省會，但它是副省級城市，與沈陽平級），中小城市和縣域經濟發展得不怎么樣，年輕勞動力大量外流，這難免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區域發展失衡。

對“強省會”不滿的人，常常羨慕江蘇這種各地市都相對均衡發展的模式——去看一下全國各省區，搞“強省會”的一般都是窮省，省會大到不成比例，你甚至都不清楚該省第二大城市是哪里。像成都的GDP是省內第二大城市綿陽的5.5倍，人均GDP也排第一；這和江蘇完全不一樣：省會南京的GDP比蘇州還少了30%，比無錫也只高了16%，而無錫論人均GDP還比南京高10%——南京的人均GDP在省內只排在第四，落在蘇錫常之后。

體現在城市層級結構上，沿海發達省份通常都是“多核心結構”，不但各地均衡發展，而且省會的職能也相對分散，通俗地說就能“能挑大梁”的城市不少。深圳可以力壓廣州，廈門比福州更吸引年輕人才，而寧波也一貫瞧不上杭州。

國內縣域經濟最發達的就是在東南沿海，這并非偶然，因為在一個多核心結構下，小地方也有機會，而它們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一個相對均衡的結構。

然而，“平等”并不總是意味著“共同富裕”，有時可能是“共同貧窮”。以安徽為例，本來合肥也不能“服眾”，省內蚌埠、蕪湖等城市都不認這個“老大哥”，但近十年來合肥迅速崛起，以至于得到個“霸都”的外號，首位度大大提升，這本身也有力地促進了安徽經濟融入、追趕長三角。

那些支持“強省會”的人，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對那些相對落后的省份來說，要在產業鏈上爬升，阻止本省被發達地區“虹吸”，扶持強省會乃是最佳路徑：四川如果不竭力扶持成都壯大為西部最大都市，怎么能吸引到頭條、華為、京東、騰訊來設立研發中心？網上有人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成都，四川整個省都沒有希望，只會被京滬深徹底吸干。”

成都不僅集中了全省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更聚集了全省80%的高新技術企業、90%的央企區域總部，成為頭部企業、創新研發在西部的首選。支持者據此認為，強省會可以帶來兩大優勢：一是避免省內人才、資源被沿海發達地區虹吸；二是做大做強省會，可以讓全省提升存在感，為省內爭取到更好的資源。

不過，無論是城市定位還是人口流向，對成都威脅最大的其實并非沿海城市，而是與它一起競爭“西部經濟中心”的重慶和西安；而很多人也抱怨，成都確實提升了存在感，但要說為四川爭取到的資源，大部分還是留在了成都。

無論在哪個強省會，平均工資、社保繳費基數、就業機會，都比本省那些排名靠后的地級市大得多了，并且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拉大，短期內看不到逆轉的可能。

對當地年輕人來說，唯一現實的出路就是進入省會城市，才能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但這又導致省會急劇膨脹等一系列問題。

那些抱怨被“吸血”的普通百姓，當然不是不希望本省發展，他們只是本能地意識到，“強省會”下的城市等級制，使他們成了付出者、犧牲者，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02

“強省會”不能一概而論

這些爭論當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落到現實中就不難發現，各省都有各自的“省情”，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以河南為例，這個中部大省原本可說發展相對均衡：2000年，鄭州GDP占全省比重只有15%，底下各地市都不弱。晚至2019年，中西部非省會城市GDP前20城市中，河南還占據6席之多（洛陽、南陽、許昌、周口、新鄉、駐馬店），超過任何一省，其中洛陽排在第一，而四川（1）、湖南（3）、湖北（2）、安徽（2）躋身其中的城市都寥寥可數。

然而，在2005-2024年間，短短一代人的時間，河南各市GDP在全國的排名都紛紛下滑，只有鄭州提升了7個位次。省內無論是政策力度，還是引進的重大項目，都優先落地鄭州，而鄭州的人口也暴漲，2010-2020年這十年就增加了46%之多，而其余城市沒一個超過10%，甚至還負增長。

河南省內對鄭州“吸血”也有很多抱怨，認為鄭州是發展了，但非但沒帶動小兄弟們，反而因為“吸血”讓底下各地市都陷入了相對衰落。雖然這兩年河南也扶持洛陽、南陽成為副中心城市，然而現實卻是：這倆沒發展起來，真正發展起來的還是靠近鄭州的周口和鄭州航空港區。

一向關心鄭州城市發展的本地媒體人鄭子蒙支持鄭州做大做強，因為他認為這是河南的唯一希望：

現在河南的問題是，需要有一個超強的，才能吸引各方面人才資源進來，之后再說帶動與均衡。現在鄭州還不是很強，如果這個階段，就開始考慮副中心，并不會對整個全省有帶動作用，其他非副中心的地方，也會認為副中心吸血。鄭州成為成都、武漢那種級別的，才會吸引本省高端人才回流，國際企業進駐。

鄭州有著極為廣闊的人口腹地，除了信陽向來親近南方、豫西豫北的少數地方相對離心之外，它可以說是9000萬人的唯一中心城市，人口數超過四川盆地，但由于平原地帶人口分散，以往城市化率也較低，鄭州的城市規模還不到成都的一半。這里的問題在于：鄭州能否發展成超級省會，取決于河南省政府是否確定舉全省之力發展鄭州，最終會對整個河南有利。

雖然這些年鄭州與省內其它城市明顯拉開了差距，但鄭州其實并沒得到太多省級財政的支持，這種財政關系有點像上海在全國，交的多分的少。再加上鄭州面臨省外其它城市的競爭，因而它只能吸引到河南各地25%的流動人口（相比起來，武漢可以吸引省內各地40%的流動人口）。其結果，鄭州現在的形勢仍忙于發展自身，還談不上輻射帶動周邊——連喊了多年的“鄭汴一體化”，對近在咫尺的開封也帶動有限。

但河南至少通過這二十多年的狂飆突進，成功地做大了省會城市，讓鄭州得以躋身十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除了鄭州，另外七個都至少是副省級城市，因而它是最大的黑馬），相比之下，山東則苦于省會濟南不夠強。

山東經濟的發展一直是“狼群戰術”，各地市都不弱，但近年來鄭州的崛起，對濟南有不小的刺激。2020年，濟南黨政代表團首次到鄭州考察學習，雖然主題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但一貫被認為不如濟南的鄭州居然成了學習對象，這對兩地而言都是破天荒的事。

實際上，山東早在2017年提出了“強省會戰略”，這些年濟南也動作不斷，試圖打造新的增長極，然而直到去年，濟南GDP占全省的比重仍然只有13.77%，在全國各省會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二，僅比南京略高。很能說明問題的是人口流入：2010-2020年這十年間，濟南全市人口只增長了13.44%，還不如青島（15.57%），比省內其它城市也沒高多少。

問題是：到底是集中還是均衡更有利于經濟發展？

03

“吸血”還是輻射帶動

真正的問題不是集聚本身，而是這種集聚不應該以行政手段過度干預，順應市場機制調節才是上策。

對比一下西歐的城市化化進程就知道了：法國巴黎多用行政權力，結果巴黎強盛是以各地相對衰敗為代價的；而英國倫敦也一城獨大（幾乎比第二的城市大十倍），卻恰好協調全國的資源配置，使英國不同地方都能在這一套相對公平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分工協作。

時至今日，英法兩國人口差不多，倫敦與巴黎的人口也接近，但法國城市梯隊的斷層就更明顯：英國在倫敦之外的城市，第二梯隊300萬都市圈級別的有曼徹斯特與伯明翰，200萬級別有利茲與格拉斯哥，還有6-7個百萬以上的像利物浦等大型城市；而法國第二梯隊只有里昂與馬賽都市圈能達200萬，大于100萬的都市圈就只有里爾、波爾多了，其它多數是中小城市。長久以來，巴黎對法國經濟都是汲取大于輻射，直到1970年代以后，巴黎才逐漸轉變為帶動全國的經濟增長引擎。

強省會的問題不在于其多強，而在于它能否成為輻射帶動的增長引擎。現階段的“強省會戰略”，說到底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翻版，堪稱“以計劃經濟思路來搞市場經濟”。

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以政策扶持的方式助力省會“做大做強”，在現實操作中必然意味著行政力量干預，違背了“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一原則，對那些難以優先分配到資源的地區而言甚至是一個致貧的因素。

實際上，人們反對的并不是集中本身，而是人為干預的集中。有一次，在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群里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有人認為：

大城市資源多是正常的發展規律，并不是搶了別的城市的資源，對于個體來說，能夠搬到大城市能增加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

立刻就有人指出國內現實：

怎么說呢，如果是因為經濟上自然的虹吸效應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是行政干預式的給大城市資源集中，那就有問題了。

從經濟學原理來說，生產要素的集聚比分散肯定效率更高，如果一個城市集中了某個行業完整的產業鏈，那就意味著任何配件都可以就近高效獲取，不但降低成本，溝通效率也更高，并加速創新應用，這自然會使它獲得競爭優勢。事實上，城市本身之所以比分散的鄉村更能引領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種集聚效應。

現在的問題是，當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那個層級時，通過行政干預的做法加以集中，這是否在經濟上高效？

諸如“省會強則全省強，省會興則全省興”這樣的說法，實際上暗示并承諾，強省會的終極目標并非“一城獨大”，而是“以點帶面”，帶動全省發展，但這樣的輻射帶動什么時候到來？且不說像蘇錫常這些地方的發展，如果說得益于外部的輻射帶動，那也從來不是靠南京帶動的，而是靠不屬于本省的上海。

江蘇省會南京本身經濟發達，GDP位居全國城市第10，但它的首位度是所有省會中最低的，別說是“吸血全省”了，甚至底下的縣級市溧陽等都吸不了，因為它們都是財政獨立的。在網上，南京被調侃為“很難吸”。

每個省當然都面臨著各自不同的“省情”，沒有唯一正確的發展路徑，“強省會”戰略說到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要實現這一點，恰恰需要尊重市場規律，因為市場機制不但更高效，而且也更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