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省份統計數據背后：年輕人口，誰在增？誰在減？

中國年輕人口十年縮減8000萬的背景下，深圳、杭州、成都等產業高地正憑借“低成本+強產業”增加吸引力，城市競爭已從“搶人”轉向“留人”

文｜《財經》記者 魯偉

編輯 | 朱弢

截至2026年4月底，全國31個省份都公布了2025年末常住人口數據。相比2024年，僅有廣東、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和寧夏7個地區常住人口實現正增長，24個地區的人口繼續收縮。其中廣東新增79萬，居全國之首，浙江新增31萬緊隨其后。經濟強省江蘇則出現了多年來的首次常住人口負增長。

這是人口總量的敘事。而總量之下，藏著一個更關鍵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信號：20歲-29歲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是增還是減，他們流向了哪里？

目前，共有29個省份發布了《2025年統計年鑒》，其中北京、河北、河南、江蘇、福建、安徽六省（市）公布了分年齡段的常住人口細分數據。

數據顯示，2015年-2024年的十年間，上述已公布20歲-29歲這一年齡段的常住人口六省份，其年輕人口無一例外地大幅減少。其中，北京20歲-29歲常住人口減少212.9萬，年輕人占比逐漸趨近全國平均水平；河北20歲-29歲的常住人口從約1191萬降至約506萬，降幅達57.5%；河南的降幅相對較小，其20歲-29歲常住人口從約1475萬降至1037萬，降幅為29.7%。

《中國統計年鑒》披露的全國數據勾勒出更完整的人口圖景：2015年，全國20歲-29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6.65%；到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時，這一年齡段已降至約1.67億人；2024年進一步縮減至約1.49億人，占比10.56%。十年間，全國20歲-29歲人口減少了約8000萬人。

在一些省域層面的年輕人口總量持續走低之際，深圳、杭州、成都等產業強市仍在持續吸納年輕人口。這說明，年輕人正加速向產業競爭力強的城市集中，南北產生分化：廣東、成渝城市群持續凈流入，東北、華北一些省份則持續萎縮。

“年輕人口流動已從粗放式單向遷徙轉向就近集聚、產業錨定、成本篩選的新格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姜全保對《財經》表示，“未來十年，城市間吸引年輕人的競爭，將不再是‘誰搶得多’，而是‘誰留得住’。產業能級決定‘誰來’，房價與公共服務決定‘誰留’，而城市文化與生活品質，將決定‘誰能被年輕人真正熱愛’。”

年輕人正在去哪？

20歲-29歲，是從教育進入勞動力市場、從單身步入婚育的關鍵期。這一群體的流向，決定著一個區域的消費活力、樓市走向、公共服務配置乃至產業升級潛力。

這一輪年輕人縮減的底層驅動力是人口學規律。2015年，處于20歲-29歲年齡段的人，出生于1986年-1995年，彼時正值中國最后一波“嬰兒潮”的尾聲，年出生人口一度逼近2600萬。而到了2024年，20歲-29歲人群對應的出生年份是1995年-2004年，年出生人口已從2100萬臺階一路滑落至1588萬。每一年的新生人口都在減少，意味著補充進20歲-29歲“池子”的人越來越少。這是所有省份共同面對的宏觀前提，難以逆轉。

然而，省域數據的下滑并不意味著年輕人口在絕對意義上減少。把目光從省級切到城市級，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浮現出來。

一批產業強市正在逆勢吸納年輕人。截至2024年末（2025年的數據未更新），深圳常住人口達1798.95萬人，同比增加19.94萬人，常住人口增量居全國首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齡為32.5歲，14歲-35歲青年人口占比達45.66%。據《深圳市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披露，當地常住戶籍人口僅占35.1%，非戶籍人口占64.9%。

截至2025年末，杭州常住人口達1270萬人，比上年增加7.6萬人，2023年僅35歲以下大學生就流入了39.7萬人，創歷史新高。同在2025年末，成都常住人口達2153.5萬人，比上年增加6.1萬人，其中，2024年有超過50萬青年人才涌入成都，從“少不入川”變為“少愿入川”。

廣東毫無疑問是年輕人口集聚的核心極。2025年末，廣東常住人口超過1.28億人，比上年末增加79萬人，增量居各省份之首，常住人口總量連續19年居全國首位。2025年，廣東的出生人口為100.3萬人，連續6年成為全國唯一出生人口超100萬人的省份。廣州、深圳構成的“雙引擎”，疊加佛山、東莞等珠三角制造重鎮的產業鏈縱深，使廣東成為全國年輕人口儲備厚度最深、吸附力最強的區域。

省會城市的崛起同樣釋放出積極信號。2025年，河南省常住人口較上年減少41萬，但鄭州增加了5.2萬——過去十年鄭州常住人口從956.9萬增至1308.6萬，增幅近36.8%；湖南省2025年的常住人口減少47萬，但長沙增加了10.49萬；合肥常住人口在2024年突破1000萬人，成為全國第18座千萬人口大城。年輕人的目的地正在從“省外一線城市”向“本省省會”轉移。

然而，姜全保指出，省會虹吸效應正在出現明顯分化。成都、西安、武漢、長沙等強省會，通過持續提升首位度，成為本省人才的“蓄水池”；但山東、河北、河南等省份，省會首位度相對不足，部分青年直接越過省會，跨省流向沿海核心城市。河北過去十年20歲-29歲這一年齡段的年輕人降幅較大，除了省會吸附力差異，更與河北毗鄰北京的地理位置直接相關——北京的強大虹吸效應，使大量河北年輕人選擇“就近出走”，流失程度遠超其他省份。

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達862.5萬人，創下1978年有統計以來的歷史峰值。此后外來人口規模小幅回落，2024年常住外來人口仍有819.3萬，十年間減少約43萬人，降幅遠低于年輕人數量縮減規模。2024年，外來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重達37.5%，同在2024年，北京20歲-29歲年輕人占比已接近10.56%這一全國平均水平。

此外，外出打工人也在發生變化——以前出去的多是沒什么經驗的年輕人，現在出去的多半是有一技之長的老手。

以安徽為例。這個勞務輸出大省雖然還是人口凈流出，但結構已在優化。統計數據顯示，安徽外出戶籍人口中，20歲-29歲年輕人的占比從2015年的30.66%降至2024年的20.13%，十年間下降了超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留在省內。

安徽省人社廳發布的數據提供了佐證：2025年，安徽接收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外轉入10.63萬人，省外轉出4.83萬人，凈轉入5.8萬人，轉入來源中來自滬蘇浙三省市占比高達71.12%——以前安徽人愛去打工的地方，如今反而成了最大的“回流來源地”。

姜全保認為，中國年輕人口的流動格局正在經歷性重構，主要表現為四個維度的深刻變化。一是空間重構：從全國大流通轉向“省域內循環+核心城市群流動”，強省會成為關鍵節點；二是目的地遷移：一線城市因高房價產生擠出效應，成都、武漢等新一線城市成為最大承接池；三是邏輯進化：從普適性務工轉向產業精準匹配，“數字經濟、新能源產業在哪，年輕人就去哪”；四是雙向流動：高技能人才向核心區集聚，普通勞動力因成本壓力回流縣域或家鄉。這股交織著集聚、分流與回歸的力量，正在重塑中國城市競爭的基本盤。

這些城市為何吸引年輕人？

年輕人口正加速向產業高地與生活高地匯聚，背后有著清晰的邏輯。

姜全保指出，一線城市的高房價與高落戶門檻正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其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已從過去的“絕對優勢”轉為“相對優勢”。盡管深圳、廣州仍依托強大的產業基礎持續吸納人口，但杭州、成都、武漢、長沙、西安等新一線城市，在承接年輕人口方面同樣扮演著關鍵角色。

產業始終是城市競爭的最硬籌碼。澤平宏觀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中國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5》（下稱《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顯示，深圳在“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中位居榜首。其核心競爭力并非單純依賴高額補貼，而是堅實的“產業底座”：2025年深圳GDP（地區生產總值）達38731.80億元，同比增長5.5%。從華為、騰訊到比亞迪、大疆，一批全球級科技企業構建起以先進制造業為底色的產業生態，這與年輕人的就業期望高度契合，也為不同層次人才提供了可預期的上升通道。數據顯示，深圳14歲-35歲青年人口占比高達45.66%（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22年居全國首位，印證了年輕創造力與產業創新力在此形成的正向循環。

杭州則走出了一條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發展路徑。2025年，杭州GDP達23011億元，其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比達29.5%。近三年來，杭州每年新引進的35歲以下大學生數量分別為36.4萬人、39萬人、40余萬人，在高基數上疊加快增長。在前述《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中，杭州的排名躍升至全國第四，成為極受年輕人青睞的城市之一。

成都的突圍得益于“產城人”的深度融合。成都已連續多年獲評“中國最佳引才城市”，其實施的“蓉漂計劃”和“蓉城英才計劃”給予個人最高300萬元、團隊最高1000萬元資助，并推行“零成本”創業模式，年均發布應用場景超1000個。在安居方面，成都構建了“人才驛站（免費短住）—保障住房（低費長租）—人才公寓（減費購置）”的全周期住房保障體系。在一系列措施推動下，近三年成都引進青年人才超169萬人。目前，成都14歲-35歲的青年人口近690萬人，占常住人口近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年輕人擇城而居的邏輯正從單純的“逐利”轉向“發展與生活的平衡”。姜全保觀察到，成都、重慶、長沙等城市的崛起，反映了年輕人開始權衡薪資性價比、婚戀友好度及城市文化氛圍。以長沙為例，在2025年湖南省常住人口減少47萬的背景下，長沙逆勢凈增10.49萬人，正是低房價、強產業與高幸福感共同作用的結果。

合肥則提供了省會城市“逆襲”的典型樣本。從2023年起，合肥每年舉辦“合肥請您來，20萬個崗位供您選”系列就業服務活動。數據顯示，2025年合肥新招引大學畢業生35.57萬人，已連續三年保持在35萬人以上，成為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畢業生競相涌入、人才匯聚的熱門城市。合肥每10萬人中，大學生數量達2.7萬人，較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1萬人，人才素質優勢突出。人口結構的優化，尤其是青年人才和高學歷人才的集聚，為合肥的產業發展注入了動力。

姜全保預測，未來五到十年，城市競爭格局將呈現“馬太效應極致強化”的態勢。他將最具潛力的城市劃分為四個梯隊：一是大灣區、長三角頭部城市（深圳、廣州、杭州、蘇州、南京），憑借頂級產業集群與都市圈承接力，長期吸納優質青年；二是中西部強省會（成都、武漢、長沙、西安），依托高產業能級、科教資源及相對較低的房價，成為區域青年的首選；三是產業專精型衛星城（東莞、佛山、合肥、常州），承接核心城市外溢，以“產業完善+房價友好+通勤便捷”吸引年輕人安家；四是國家戰略賦能的區域門戶（鄭州、貴陽、南寧），通過物流樞紐、大數據、東盟門戶等差異化賽道，精準吸納特定領域人才。

如何留住年輕人？

城市對年輕人的爭奪，已從早期的“吸引增量”演變為當下的“爭搶存量”。應對這一轉變，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主動布局。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健全促進青年發展的規劃和政策，為青年成長成才、建功立業創造良好條件”。這是國家發展規劃首次設置支持青年發展專項，將青年發展深度融入頂層設計和政策體系。

2026年2月，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研究員肖宏偉在《中國人口報》撰文指出，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仍擁有規模龐大的青年群體。這支龐大的隊伍是科技創新、產業變革、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能夠為中國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提供重要支撐。

在此背景下，多個城市已將青年發展納入“十五五”規劃的核心議程。

深圳明確提出“關注青年愿望、支持青年創業、幫助青年發展”，并將解決新市民和青年人住房問題列為重中之重，完善“一張床、一間房、一套房”供應保障體系。深圳還提出“不唯地域、不問出身、不求所有、不拘一格、不遺余力”引進人才的理念，著力打造讓人才“申辦無憂、事業無憂、往來無憂、安居無憂、生活無憂”的生態。

成都則將“建設青年發展型城市”寫入“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完善青年求學就業、婚戀生育、社會融入等發展促進政策，讓更多青年才俊“在成都成就夢想”。目前，成都正在編制的“十五五”青年發展規劃已征集近兩萬名青年參與問卷調查，該規劃聚焦青年所急所需所盼，系統化集成青年發展政策與項目，全方位賦能青年更好成長發展。

杭州提出，到2030年GDP力爭邁上3萬億元新臺階，人均GDP突破3萬美元。在此目標下，杭州以“杭向未來”人才品牌為引領，持續完善全鏈條引才體系，圍繞數字經濟、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等優勢產業布局人才鏈。

針對如何持續吸引年輕人，專家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建議。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表示，大國的人口非均衡分布是市場競爭、產業競爭和公共服務競爭的必然結果，這是規律而非異常。他指出，即便是經濟發達的浙江，也面臨“縣域房價高企與生活成本提升對年輕家庭生育意愿形成約束”的問題。他建議，通過打造優質營商環境，大幅改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優化住房供給結構，讓產業發展紅利切實轉化為年輕人的安居底氣。

對于人口流出地，丁長發認為，扭轉局面的關鍵在于探索差異化路徑。他強調，各地應激活自身“比較優勢”，依托電子信息產業或強化核心城市產業鏈承載能力，做好公共服務配套，在統一大市場環境下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和錯位競爭發揮優勢。丁長發還建議，在制度改革層面，應探索建立與人口流動相匹配的財政資源配置機制，使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資源更好服務于實際居住人口，同時深化社會保障全國統籌，降低生育養育成本。

對于20歲-29歲人口持續大幅流出的省份，姜全保認為扭轉局面需要系統性發力。他給出的建議是：首先做強省會，打造省內青年“蓄水池”，讓年輕人“就近留下”，而非跨省出走；其次產業換道超車，避開內卷賽道，依托本地稟賦布局差異化新興產業集群；同時補齊公共服務短板，嚴控房價，打造“性價比高地”——“高房價+低薪資”是青年外流的核心誘因，必須加以對沖。

此外，姜全保特別提到激活縣域經濟的重要性：通過發展特色農業、文旅、電商，完善縣域配套，讓部分青年返鄉就近就業，形成“省會+縣域”雙層級就業體系。“那些能夠利用生態優勢和較低生活成本、打造‘青年友好型’微環境的地區，即便無法大規模逆轉趨勢，也能吸引數字游民、文創青年等特定群體回流，從而守住一部分人口基本盤。”姜全保說。

責編 | 張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