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埋近5000紅軍，后來逃到國外安享晚年，如今國內還有人紀念他

1949年8月27日，西寧樂家灣飛機場。

天剛蒙蒙亮，跑道兩旁的楊樹被風吹得嘩啦啦響。一架C-46運輸機停在跑道盡頭，機艙門敞開著，幾個士兵正吃力地往里面抬木箱。箱子很沉，兩個人抬一個，額頭的汗滴在箱蓋上，濺開一小片灰。馬步芳站在不遠處，穿著深灰色中山裝，袖口磨得發白，眼睛死死盯著那些箱子。31箱黃金，每箱一千兩；121箱大洋，每箱兩千元；還有112個銀元寶，每個五十兩——這是他幾十年在青海搜刮的全部身家。

后來有人回憶，那架飛機因為裝得太滿，輪子陷進了泥地里——前幾天下過大雨，機場地基被泡軟了。飛行員試了兩次都沒能拉起來，直到卸下三萬兩黃金交給兒子馬繼援從陸路轉運，飛機才勉強爬上了天。

同一天，蘭州解放的炮聲已經能隱約傳到兩百公里外的西寧。馬步芳的獨子馬繼援在蘭州廟灘子小學的指揮部里接了最后一通電話，用老家土話跟父親說了句什么，然后帶著四十多個衛士，從一條彎彎曲曲的山路逃回了西寧。父子倆在機場沒有擁抱，沒有告別，各自登上了各自的飛機。馬步芳先飛到重慶，然后轉赴廣州，最后落腳臺灣。在臺灣沒待幾天，發覺蔣介石對他態度冷淡，遂用三千兩黃金打通關系，拿到一張出境通行證，全家飛往埃及開羅。

十幾年后，他已經是臺灣當局駐沙特阿拉伯的“大使”，住在利雅得一座庭院深深的公館里，每隔幾天就帶著一份看不懂的阿拉伯文公文在文件上歪歪扭扭寫一個“閱”字，然后交給秘書去處理。他每天清晨五點起來做禮拜，白色的長袍拖在地板上，膝蓋落地的姿勢端正得像一個真正虔誠的人。窗外利雅得的風干燥而灼熱，把他花白的胡須吹得微微發顫。他跪在那里，額頭碰著地毯，嘴唇翕動，念的是《古蘭經》里的句子。不知道他有沒有在那無數個清晨里，想起過三十多年前河西走廊上那些被活埋進沙土里的年輕的紅軍戰士。

1937年1月1日拂曉，紅五軍軍長董振堂率3000余人攻占了高臺縣城。高臺是一座很小的城，城墻是黃土夯的，東西長不到三里，南北更短。紅五軍進城之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構筑工事，是發動群眾——建立中華蘇維埃高臺縣政府，組建抗日義勇軍，滿城刷標語。董振堂那年42歲，河北新河人，保定軍校畢業，1923年參加馮玉祥的西北軍，寧都起義后加入紅軍，是紅軍里少數幾個正經科班出身的指揮官之一。

九天后，馬步芳的追兵到了。

主攻高臺的是馬步芳的精銳騎兵——5個騎兵旅、2個步兵旅，外加炮兵團和民團，總計兩萬余人，把這座只有一道黃土城墻的小城圍得水泄不通。馬家軍的騎兵穿著羊皮襖，人手一把馬刀，刀背上刻著“馬”字，刀鋒磨得能剃須。圍城之后，炮火從天亮到天黑不間斷地砸向城墻。炮彈不夠，就用馬刀砍。馬家軍攻上城墻一次，紅軍就反推一次。董振堂把指揮所設在城隍廟里，炮彈落在廟前廟后，他蹲在供桌底下看地圖，耳朵被震得流了血，擦了擦繼續指揮。

打到第九天，收編的民團叛變，打開了城門。馬家軍的騎兵像潮水一樣涌進城里。董振堂帶著剩下的幾十個人退到東城門樓子上，子彈打光了，就抄起斷磚往下砸。最后一塊磚頭砸出去，一粒子彈從他的額頭穿過去，人從城門樓子上仰面倒下來。馬家軍把他的頭顱割下來，裝進一只木盒子里，騎馬送到西寧，掛在城頭上示眾。

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紅十三師師長葉崇本以下3000余人，幾乎全部犧牲。

高臺陷落的那天夜里，祁連山下起了雪。雪花落在城墻上的血漬上，慢慢蓋住了那些暗紅色的痕跡。第二天太陽出來，雪化了，血漬又露出來，比前一天更刺眼。而屠殺這才剛剛開始。

戰場上的屠殺之后，是更駭人的清算。

戰俘幸存者被分批押往張掖。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紀念館后來統計，僅在張掖一處，馬步芳的軍隊就殘害了3200多人。處決方法不只是槍決，還包括活埋、火燒、扒心、取膽，什么手段殘忍用什么。

高臺城陷后，馬步芳的部隊在三天之內捕獲和殘害紅軍傷病員及群眾2400多人。城東北角和城南沙灘處，數百名紅軍被集中活埋。另有數百人被送往張掖、武威和青海，途中又被屠殺。290余間民房被焚毀，多名婦女被奸污，財產遭劫掠。

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1300多名女戰士的命運更讓人不忍卒讀。她們剪短頭發背起槍，跟男兵一樣沖鋒，一樣打阻擊，一樣在雪地里爬，一樣在戈壁上跑。兵敗被俘后，馬步芳把她們賞給手下軍官做“軍妻”。有個姓張的連長被逼著嫁給一個團長，新婚之夜拉響了藏在身上的手榴彈。還有一批女兵在押解途中經過黃河渡口時，互相看了一眼，一個接一個跳進了冰河里。

有資料顯示，西路軍出征時21800人。戰場犧牲7000余人，被俘9000余人，其中被殺害5000余人，突圍逃生僅4000余人。徐向前在回憶錄里寫到西路軍，只用了寥寥幾行字，但每一行都像是在石頭上刻出來的。將軍后來很少在人前提起這段往事，只是偶爾在深夜翻那些舊戰報，翻著翻著手就會停下來，把戰報放回去，站起來走到院子里站一會兒，然后回來繼續翻。

河西走廊的風，從1936年冬天一直吹到了1975年夏天。

這中間隔了將近四十年。四十年足夠一個人從青年變成老人，從青海王變成流亡者，從手握數萬雄兵變成一個在沙特公館里數黃金的老人。但四十年的風，好像從來沒停過。

馬步芳先是從西寧逃到重慶，又從重慶飛臺灣，在臺灣發現自己不過是個不受待見的過氣軍閥，于是用三千兩黃金打通關系拿到出境通行證，先逃到埃及開羅，后輾轉去了沙特阿拉伯。隨行的有近200名親屬和隨從，帶走的金銀珠寶據說光黃金就有萬兩以上，多得讓飛機差點超重。

1957年，蔣介石聽說馬步芳跟沙特國王吃過飯，以為他在中東有什么了不起的關系網，一紙任命把他變成了臺灣駐沙特大使。1957年8月，總統蔣中正任命馬步芳為首任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這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舊軍閥，連阿拉伯語一句都聽不懂，坐在大使館的辦公室里，把公文拿過來在文件上寫個“閱”字就完事。臺灣當局其實也知道他是個草包，但沙特當時是臺灣為數不多的邦交國之一，面子工程總得有人撐著。

1961年，馬步芳在沙特的丑聞爆發了。他強逼自己的侄女馬月蘭為妾，馬月蘭不甘受辱，找到機會向沙特警方報案，又在陽臺上當眾跟馬步芳對罵。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臺灣當局不得不下令召他回臺法辦。但馬步芳拒絕回國，索性入籍沙特。蔣介石拿他毫無辦法。

1975年7月31日，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終年72歲。病逝的具體地點各版本稍有出入——有的說在麥加，有的說在利雅得，但無論死在何處，都改變不了一個鐵的事實：這個曾經活埋數千紅軍、擄掠無度、制造無數人間慘劇的人，最終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死的時候也沒有遭到什么實質性清算，安安靜靜地躺在自己的床榻上，身邊有仆人伺候，窗外是利雅得灰白色的天空。

**5**

故事本該到這里就結束了。一個人死了，他的功過都交給歷史去評說。但歷史偏偏不肯讓這個句號畫得這么圓。

青海西寧，有一座老宅，叫“馨廬”。1942年，馬步芳花了三千多萬大洋給自己蓋了這處私邸，名字是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的。占地將近三萬平方米，房間多得數不清，最奢侈的地方是墻壁上鑲滿了玉石——整面整面墻，用青海產的白玉、青玉、墨玉鋪出各種紋樣，陽光照上去整條走廊都在發光。不止玉墻，還有玉桌、玉椅、玉屏風。新中國成立后，馨廬一度被用來做階級教育展覽館——把軍閥的奢靡和罪惡都擺出來給大家看，是對那段黑暗歲月最有說服力的控訴。后來改為青海省博物館籌建處，1986年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這些做法本身都沒什么問題。建筑本身是歷史的載體，把它保留下來作為文物，跟給住在里面的人唱贊歌，是完全兩碼事。

但2016年春天，事情出了點問題。先是有人在微博上發文，說去馨廬參觀，發現里面的導游解說詞“完全從正面評述這名民國時期的軍閥，而對他殘忍殺害紅軍西路軍被俘官兵的行徑卻做了回避”。緊接著，陜西一位名叫梁興揚的道長寫了一篇題為《什么人在紀念馬步芳》的文章，在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

游客們沿著玉石墻面走過去，聽導游講馬步芳怎么“酷愛玉石”、“重視教育”、“治理有方”，怎么在那個年代維持了青海的穩定——唯獨不告訴你怎么維持的。用誰的血、誰的命。有網友整理出馨廬導游詞里出現頻率最高的詞，“玉石”出現了十幾次，而“紅軍”一次都沒出現。

這件事迅速引發輿論反彈。2016年4月14日，青海省文化和新聞出版廳發布公告，承認馬步芳公館景區“極個別導游在介紹馬步芳這一與馨廬有關人物時，存在不嚴謹、隨意性、片面化的現象，誤導了觀眾，造成了社會負面影響”。隨后宣布對馨廬的展覽展示內容、講解、方式進行專項治理。

建筑保留下來，無可厚非。建筑本身不認主人，紅磚青瓦不挑朝代。但導游詞不一樣。當解說詞把馬步芳塑造成一個熱愛玉石的儒雅君子，當游客在玉墻前拍照打卡、感嘆軍閥公館真豪華真漂亮——那些在河西走廊上被活埋進沙土里的年輕人，他們的名字，誰還記得？

董振堂的頭顱掛在西寧城頭上那天，祁連山刮了一場大風，把城墻上的黃土吹下來一層，蓋住了城墻根下那塊暗紅色的印子。這些年，去高臺烈士陵園的人越來越少，去馨廬打卡的人越來越多。不是人們忘了歷史，是有人在替人們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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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徐向前元帥去世前不久，有人問起他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什么。徐向前一個字沒提自己，只說了一句話——西路軍，我對不起他們。

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1936年那個冬天，他帶著21800多人跨過黃河，走進河西走廊，最后只有400多人活著回到延安。他在回憶錄里寫到西路軍的時候，筆跡是抖的。不是字丑的那種抖，是那種一筆一劃都像是在挖舊傷口、每寫一個字都疼一次的抖。晚年的徐向前住北京，院子里種了一棵梨樹，每年春天梨花開了，他就站在樹下看。梨花開得最密的那幾天，他的秘書說，老帥不怎么講話。

董振堂的遺骸散落在高臺的城墻廢墟里，找不到，拼不齊。1955年，中央軍委追授董振堂為革命烈士。他的老家河北新河，給他修了一座紀念館，館里放的不是遺物——遺物都在馬家軍攻破高臺的那個夜晚被戰火燒光了——放的是他的生平事跡和一些老照片。有一張照片拍的是他在高臺城隍廟里蹲著看地圖的背影，光著膀子，肩胛骨從皮膚下面凸出來，像兩片刀刃。

馬步芳的馨廬公館，在2016年的風波過后，被責令整改。解說的調子收斂了，玉石墻面還在，游客仍然來來往往。高臺烈士陵園，長滿了荒草，管陵園的是個退休教師，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來打掃，把墓碑上的土擦掉。記者去采訪過他，問他為什么干這個，老頭把掃帚靠在墻邊，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他說他父親就是紅五軍的兵。父親在高臺突圍的時候死在了城墻根下，那年他才剛出生，到現在也不知道父親的墳在哪。他說他守這些墓，就當是給那些找不到父親的孩子們一點念想。

他指了指陵園南邊的祁連山。山上還有雪，雪是去年的，今年還沒化。他說，等到雪化了，草就長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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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31日，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的豪宅里咽下最后一口氣時，高臺城外那片被雪蓋住的沙土地上，草剛冒芽。

這兩者之間隔著將近半個世紀的風沙。誰也沒有辦法把它們重新拴在一起——就像誰也沒有辦法讓河西走廊上那幾千具無名的骸骨重新站起來，走到馬步芳面前，問他一句：你還記不記得這片土地曾經嘗過多少血的味道。沒有人能問了。因為劊子手早就走了，帶走了金銀和子孫，帶走了權力和晚年，而死者們依然留在原地。

高臺城南的沙地下面，還有未遷的遺骨。每年春天，祁連山的雪水從山上淌下來，滲進沙土里，草就長得特別旺。

那些草長在人的骨頭上。誰也拔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