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三年前出版的《歷史的溫度7》里，作者饅頭大師把這一冊的副標題定為“那些退隱、告別和離席”，言下之意是，銷量百萬級的“歷史的溫度”系列，也許要告一段落了。
從2017年系列首作出版以來，七年時間，七卷廣受好評的精彩作品，饅頭大師（本名張瑋）用細膩的筆觸，重現(xiàn)了遙遠歷史人物的鮮活瞬間，將紛繁的歷史事件背后的冷門細節(jié)與溫暖人性，一一呈現(xiàn)給讀者。
過去三年里，饅頭大師一直沒有中斷公眾號“饅頭說”的每周推送，也一直有讀者在評論區(qū)追問：“《歷史的溫度8》還會有嗎？”
如今，饅頭大師“食言”了：暌違三年之后，《歷史的溫度8》，終于和讀者見面了！
關(guān)于三年來的心路歷程，饅頭大師這樣說：
我就像一個在海邊行走的孩子，曾經(jīng)以為自己收集的貝殼已經(jīng)夠多了，于是在裝滿一兜之后，說，“那就這樣吧”。
但我的漫步卻還在繼續(xù)。
海岸線是如此綿長，無窮無盡，我總是能又發(fā)現(xiàn)一些色彩斑斕、令人產(chǎn)生無限遐想的貝殼——而我發(fā)現(xiàn)，我其實還是想繼續(xù)和大家分享的。
歷史，常讀常新，對讀者如是，對作者亦如是。《歷史的溫度8》的副標題是“延續(xù)與希望”，在當下這個變動的時代里，我們所需要的，也許就是這兩樣?xùn)|西。
所有的告別，都是為了另一種開始。而在延續(xù)與希望之間，歷史滾滾向前。
羅振宇曾這樣推薦這套書：“饅頭大師抓住歷史上一個事件背后的東西，分析為什么當時的人會做出那樣的選擇，把文字的東西場景化，把乏味的東西有趣化，你不僅得到知識，還得到見識?！?/p>
下面，想和你分享《歷史的溫度8》中2個細節(jié)滿滿的歷史片段。
《歷史的溫度8：延續(xù)與希望》
張瑋 著
2026年4月
蘇軾與章惇：一根橫木，一世恩仇
據(jù)說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蘇東坡”三個字是一個流量密碼，但很多談及他的人卻很少會說這個故事。
1
那一年，陜西的仙游潭邊，出現(xiàn)了兩個來游玩的年輕人。
年齡稍長的那位指著潭水那一邊的石壁，說要一起過去在石壁上題字——要到達那塊石壁，必須踩過一根窄窄的橫木。
橫木下面，就是萬丈深淵。
年輕的那位看了看橫木，望了望深淵，想了想，搖了搖頭。
于是，年長的那位就自己一個人從容走了過去，隨后將繩子一頭系在腰上，另一頭系在樹上，爬上了石壁，用筆寫下了六個字，然后又走了回來。
年輕的那位感嘆道：
“老兄，你肯定能殺人！”
年長的那位問原因，年輕的那位回答：
“自己的命都不在乎的人，肯定能殺人。”
兩人都笑了起來。
而他們不遠處的石壁上，寫著的六個字是：
“章惇、蘇軾來游。”
不敢過去的是蘇軾，過去把兩人名字都寫在石壁上又回來的，是章惇。
那一年，他們都不到 30 歲，都剛剛步入仕途，各自做了個小官。
兩個人互相欣賞，交情好極了。
但那時候的蘇軾不會想到，章惇未來要殺的人，是自己。
2
這個開頭頗像金庸、結(jié)尾貌似古龍的小故事，見于南宋學(xué)者曾慥的筆記《高齋漫錄》。
筆記所錄，有真有假。但歷來這個故事被頻繁引用，乃至被收入《宋史》，大概是因為這個故事真的很準確地體現(xiàn)了章惇的性格。
另一個史實是：嘉祐二年（1057 年），章惇與蘇軾同榜高中進士。
由于母親去世，蘇軾只能回鄉(xiāng)守喪，而章惇也沒能拿到這個“進士”頭銜——他是自己放棄的。
原因很簡單：章惇的一個族侄章衡拿了這一屆的狀元。雖然同為進士，但沒有晚輩考得好，這讓章惇感到很羞恥，他索性就放棄了這個資格。
兩年后，章惇再赴京趕考，中了個一甲第五名，這才滿意。
視聲名為頭等大事，視科考如探囊取物——前者說明章惇的性格，后者可見章惇的才學(xué)。
所以，蘇軾與章惇雖為同科進士，但當時兩人并不相識。
兩個人開始交往，要等蘇軾守喪歸來，兩年之后外放為鳳翔府簽判。而當時章惇擔(dān)任的是商洛縣縣令，距離蘇軾并不遠。
兩個年輕有為的儲備干部，本來就彼此慕名，所以就開始見面，結(jié)識，乃至結(jié)伴旅游——兩人游仙游潭的故事，應(yīng)該就是發(fā)生在這段時間。
蘇軾是很信任章惇的。當時他的弟弟蘇轍要到商州任職，蘇軾還專門向章惇請教，然后寫給弟弟一首詩，第一句就是：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p>
“章子”就是章惇，這是蘇軾第一次把章惇寫進自己的詩里。
官場就像一臺巨大的機器，進士們就像一個個微小的零件，被安置進這臺大機器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自的命運齒輪開始轉(zhuǎn)動，來到不同的位置，發(fā)揮不同的作用。
公元 1069 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開始變法。有鋒芒、有辯才、有能力、有膽識的章惇立刻就得到了王安石的賞識，開始一路青云，最終升到中央掌管財政的最高職務(wù)三司使。
蘇軾并不完全反對新法，只是不同意其中那些激進和不合理之處，但總體被認為是堅決反對變法的司馬光一派。道雖不同，但并沒有影響蘇軾和章惇之間的友誼。而那時候章惇雖然身居高位，卻沒有忘記蘇軾，兩人還會互通書信，互相問候。
1075 年，因為黨派斗爭，章惇被貶出中央，放湖州知州。章惇在被貶前給在杭州的蘇軾寄了一首詩，最后一句是：
“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p>
失意之際的章惇，最先想起的是蘇軾，即便萌生退意，他覺得最能和自己相知的精神伴侶，也是蘇軾。
而蘇軾收到章惇的詩之后，也回詩兩首，其中有一句：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p>
不僅與章惇產(chǎn)生共鳴，而且還回憶了當初兩人作為基層干部相伴相游的歲月，對未來相見充滿憧憬。
可見，雖然當時兩人地位不同，政見不同，但友情卻依舊深厚。
那時候，已經(jīng)從中央到地方任職幾年的蘇軾，還能寬慰剛剛嘗到個中滋味的章惇。
但很快，蘇軾就迎來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劫難。
3
公元 1079 年，針對蘇軾的“烏臺詩案”爆發(fā)。
一連串針對蘇軾詩文的捕風(fēng)捉影，最終積壓成了一塊千斤巨石，要將蘇軾壓得粉身碎骨—有些人，就是要蘇軾的命。
在這些人中，當朝宰相王珪可以說是一個領(lǐng)軍人物。為了給裝蘇軾的沉尸袋再加一塊石頭，他向宋神宗又揭發(fā)了蘇軾的一首詩。這首《王復(fù)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中有一句：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蘇軾贊美堅貞不屈的本意，卻被王珪曲解為影射天子：皇帝應(yīng)是飛龍在天，蘇軾卻惡毒地將其比喻為地下的“蟄龍”，居心何在？
這種明顯是牽強附會的攻擊，連宋神宗都有點聽不下去，但因為王珪位高權(quán)重，卻無人敢有不同意見。
關(guān)鍵時刻，站出來的是章惇。
當時的章惇，剛剛服完母喪，被召回朝，也就是個翰林學(xué)士，自己的腳跟尚未站穩(wěn)。但看到好友被如此攻擊，他覺得不能忍受，當庭站出來就和王珪正面硬剛，幫蘇軾說話，并且在退朝后仍攔住王珪追問：
“您這樣做，是想讓蘇軾家破人亡嗎？”
王珪推脫說：
“這是監(jiān)察御史舒亶說的?！?/p>
章惇哼了一聲：
“那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嗎？”
此事之后，章惇還忍不住對別人抱怨王珪：
“人陷害別人的時候，居然還能像這樣無所顧忌！”
應(yīng)該說，對于在政治上一心想求上進的章惇來說，在暗流涌動的朝堂之上，如此公開站隊挺蘇軾，還是冒了相當大的風(fēng)險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其實這就是寧可放棄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幫一把好朋友蘇軾。
最終，蘇軾從烏臺詩案中僥幸得脫，被貶為毫無實權(quán)的黃州團練副使。
如此明顯的失勢，也導(dǎo)致蘇軾門庭冷落車馬稀，原先不少熱絡(luò)的好友也不再聯(lián)絡(luò)他。但在他最孤獨低落的時候，依舊是章惇，不顧其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寫信去慰問他。
這一舉動讓蘇軾無比感動，這從他給章惇的回信中就看得出來：
“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fù)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p>
而章惇給予的還不僅僅是精神寬慰，蘇軾自己也承認：
“……一旦有患難，無復(fù)有相哀者。惟子厚（章惇字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
章惇雪中送炭的舉動，也讓蘇軾發(fā)出由衷感慨：
“子厚奇?zhèn)ソ^世，自是一代異人。至于功名將相，乃其余事?！?/p>
如果說原先蘇軾和章惇只是互相慕名、互相欽佩的文人之交，經(jīng)歷烏臺詩案之后，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患難之交了。
如果這個故事到這里結(jié)束，倒也不失為一段佳話。
但命運的齒輪，一旦轉(zhuǎn)動，就難以停下。
4
公元 1085 年，宋神宗駕崩，汴梁城的上空再次風(fēng)云涌動。
繼位的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向來反對新法，所以起用一撥舊黨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這三個人：司馬光、蘇軾和蘇轍。
蘇軾歷經(jīng)貶謫之苦，重新回到了權(quán)力中心，且極度受寵。
與之相對應(yīng)的是，原本身居高位的章惇，開始搖搖欲墜。
在哲宗登基初期，新舊黨爭還短暫地維持了膠著狀態(tài)。但章惇心里清楚，變法派已失去了皇帝靠山。不過為了維持一些變法的成果，他還是選擇挺身而出，和重新進入權(quán)力中樞的司馬光在朝堂上公開辯論。
不善辯論的司馬光根本不是思路敏捷、能言善辯的章惇的對手，一敗涂地，以至于要委托蘇軾傳個話，請章惇不要公開羞辱他——可見章惇的嘴有多毒，也可見在那個時候，蘇軾和章惇的關(guān)系還是不錯的。
但漸漸地，隨著高太皇太后的態(tài)度越來越明顯，新黨的地位開始急轉(zhuǎn)直下，而被集火攻擊的首要目標，自然就是章惇。各種針對他的參奏如潮水般涌來，其中不乏很多惡毒攻擊。
章惇久經(jīng)風(fēng)浪，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但其中的一道奏折，卻瞬間讓章惇徹底破防了。
那是蘇軾的弟弟蘇轍遞交的一份奏折：《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在這份奏章中，蘇轍明確提出，為了避免章惇再禍害國家，應(yīng)該罷免他樞密使（國家最高軍政長官）的職位。
觀點之爭可以理解，人身攻擊也有準備，但章惇萬萬沒想到，在自己最艱難的時刻，參與落井下石的居然有蘇轍。
全天下皆知，蘇轍和蘇軾兄弟倆關(guān)系極其親密，蘇轍參奏我章惇，完全沒有顧及你哥哥蘇軾和我的友情嗎？而蘇軾你，事先真的會一點都不知情嗎？
章惇的推理，并不算違反邏輯。
蘇轍的奏章遞上去后，蘇軾沒有發(fā)表任何言論，保持沉默。
章惇應(yīng)該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當年的烏臺詩案，我賭上自己的政治生涯為你作保，換來你現(xiàn)在這樣對我？
蘇轍上奏五天后，章惇垮了。
他被罷免了樞密使的職位，逐出朝廷，貶去汝州。
而就在這時候，又有人對章惇補了一刀，補刀的人，正是蘇軾。
如果說上次是蘇軾看著自己的弟弟舉刀的話，這一次，手握刀柄的人成了他自己——他也上了一道奏章。
在這份《繳進沈起詞頭狀》中，蘇軾指責(zé)王安石“始求邊功，構(gòu)隙四夷”，順帶搭上章惇，說他招降了五溪邊民（湘西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加劇了“結(jié)怨交蠻，兵連禍結(jié)”。
這件事的背景是：王安石和章惇一直主張在邊境上對西夏等國家采取強硬態(tài)度，寸土不讓，而司馬光一派則主張不宜發(fā)動戰(zhàn)爭，甚至可以放棄土地求和平。
蘇軾在這一點上支持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無可避免地帶進了章惇。
事實上，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章惇收服五溪邊民，擴大北宋版圖和增加稅收，于情于理都說得過去，而章惇當時也頗以此事自得。但當年寫詩贊揚章惇“功名誰使連三捷”的蘇軾，現(xiàn)在卻在人家落難之際說這些話，章惇作何感想，可想而知。
失勢的章惇在舊黨的“組合拳”攻擊下毫無還手之力，只能自己請求罷官，提舉洞霄宮——去杭州管理一個道觀。那是一個給退位宰相安排的養(yǎng)老職位。
之后，章惇父親過世，在守喪期間，舊黨依舊沒有停止過對他的攻擊。
此時的章惇，倒是活出了蘇軾的灑脫，他在一首詩里這樣自嘲：
“洞霄宮里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
但章惇畢竟不是蘇軾。
他是那個當年敢走過獨木橋去題字的人，是被蘇軾認為“敢殺人”的人。
他內(nèi)心孕育的不是寧靜，而是復(fù)仇的怨恨。
而他所要等待的，只是時機。
5
公元 1093 年，章惇的機會來了。
61 歲的高太皇太后去世，16 歲的宋哲宗開始親政。
這位少年天子非常反感舊黨的那一套，一旦自己擁有了權(quán)力，就立刻開始推翻奶奶的一切安排，驅(qū)逐舊黨，起用新黨。
一度已經(jīng)準備度過殘年的章惇，重新被任用為宰相。
章惇重返相位之后，開始恢復(fù)一系列之前被廢除的新法，同時，他沒有忘記一件事：復(fù)仇。
事實上，就在章惇要擔(dān)任宰相之際，各類攻擊舊黨的奏章就已經(jīng)紛紛開始遞上來了，而且大多數(shù)奏章參奏的對象都是固定的一個人——蘇軾。
朝野上下都知道，章惇心里最恨的是誰。
事實上，蘇軾因為相對客觀公正，在舊黨中也屢遭排擠。他知道自己兩頭不討好，于是曾上書請求辭去京中職務(wù)，外放去做地方官，但又多次被朝廷召回入京。
蘇軾已經(jīng)預(yù)感到一場針對自己的風(fēng)暴即將來臨，但他沒有想到，這場風(fēng)暴來得如此猛烈。
在一封封的參奏下，蘇軾很快被革去了所有中央職務(wù)。他先是去了位于河北的定州做官，之后又被貶到更遙遠的廣東英州。
57 歲的蘇軾還在去英州的路上，追加令又來了：
像這種“罪大責(zé)輕”之人，還是罰輕了，別去英州了，去更南面的惠州！
給蘇軾帶去麻煩的不僅僅是近乎流放的貶官。
他發(fā)現(xiàn)，每到一處，但凡當?shù)毓賳T有對他熱情接待或給予幫助的，不久之后都會遭遇貶官或調(diào)離；而朝廷派來巡視他所在地的高級官員，無一例外，都是他當年的冤家對頭。
換言之，有人不僅想要搞他，甚至想借他人之手，搞死他。
而蘇軾心里其實很清楚，這一切的幕后那只手是誰的。
因為所有針對蘇軾等一批“元祐黨人”的貶謫，都必須最終經(jīng)一個人的同意。
沒錯，就是身居宰相高位的章惇。
但或許是出于灑脫的心態(tài)，也可能是有倔強的想法，蘇軾自始至終沒有低頭求饒過，反而表現(xiàn)出一種隨遇而安且自得其樂的狀態(tài)。
比如在惠州，他花了近一年的工夫，造好了自己的新居，不僅“日啖荔枝三百顆”，還寫出了愜意之句：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這種詩句傳到章惇案頭，無疑是一種無聲的示威。
于是，再貶，貶出大陸，跨海去儋州！
但即便如此，蘇軾還是一句不討?zhàn)垼炊J起了故鄉(xiāng)：
“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
此時，兩個人之間的恩怨，其實已經(jīng)成了一場時間的賽跑。
只要時間足夠長，總會有變數(shù)產(chǎn)生。
6
公元 1100 年，年僅 23 歲的宋哲宗駕崩，沒有子嗣。
關(guān)于下一任皇帝，宰相章惇的想法是，按禮法，要么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要么立哲宗的長弟申王趙佖——哪怕他有眼疾。
但向太后卻中意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宋哲宗的次弟，那個能寫善畫、多才多藝的端王趙佶。
章惇極力反對，情急之下，說出了那句名言：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p>
這句話是否真的出自章惇之口，后世一直有爭論，但章惇反對立端王，是確鑿無疑的。
但偏偏最終是這個端王登了基，他就是宋徽宗。
在宋徽宗坐上龍椅的那一刻，章惇的命運其實就已經(jīng)注定了。
宋徽宗登基當年，章惇就丟了一切朝中官職，被貶往越州，接下來，他的命運和蘇軾一樣，被不斷參奏“罪大責(zé)輕”，導(dǎo)致貶謫層層加碼：節(jié)度副使，團練副使……當初蘇軾被貶時給安的頭銜，章惇也同樣品嘗了一遍。
章惇一度被貶到了雷州——那是他當年把蘇軾的弟弟蘇轍貶到的偏遠之地。
在海峽對岸，是當初被他貶到儋州的蘇軾。
而此時的蘇軾，又起勢了——宋徽宗要召他入朝。
全國各地的官場都在盛傳：蘇軾這一回去，肯定是要被重新重用的，很有可能要登堂拜相了。
在北歸的路上，蘇軾收到了一封特別的來信。
這封信，是一個叫章援的人寫的——他是章惇的兒子。
章援也是進士，而且他考中進士那年，主考官正是蘇軾，所以蘇軾也算是章援的老師。
章援的那封信寫得言辭婉轉(zhuǎn)，但一看就知道他的訴求：
當年我的父親曾經(jīng)害過您，如果您回到朝堂上身居高位，請不要報復(fù)他。
收到章援來信的時候，64 歲的蘇軾已經(jīng)身染重病了。但他還是強打精神，提筆給章援回信。上來的一段話，其實就讓章援放了心：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雖然章惇早已被貶到了塵埃里，但蘇軾在信中依然尊稱他為“丞相”。對于影響他半生的貶謫乃至迫害，蘇軾只用四個字來形容：“出處稍異”。然后就表明了態(tài)度：
過去的，都已經(jīng)過去了，都不要提了。
在那封回信里，蘇軾更關(guān)注章惇的身體健康，叮囑章援他們?nèi)ヌ酵赣H時要多帶一些藥品，提醒喜歡道術(shù)的章惇千萬不要服食外丹，還給他開了幾個藥方，希望他好好休養(yǎng)，保重身體。
這封信，一直被章家后人珍藏。
但沒有現(xiàn)存史料記錄，章惇后來給蘇軾寫過信。
兩人還是沒有恢復(fù)直接往來。
7
一個月后，北歸途中的蘇軾，在常州逝世。
四年后，章惇在湖州的貶所逝世。
二十二年后，“靖康之變”發(fā)生，那個曾經(jīng)的端王，和自己的兒子一起成了金國人的俘虜。
北宋滅亡。
唐胥鐵路：“馬拉火車”背后的故事
開平鎮(zhèn)前煙漸盡，胥各莊頭月更明。
千年巨龍今已醒，汽笛聲聲望君聽。
1
1880 年 9 月的那一天，唐廷樞給李鴻章帶來了兩個消息。
唐廷樞當時的頭銜是開平礦務(wù)局總辦。他受李鴻章的委托，歷經(jīng)千辛萬苦，終于選定了唐山的開平鎮(zhèn)，創(chuàng)辦了開平煤礦。
他帶來的兩個消息，都是關(guān)于開平礦務(wù)局的。
一個是好消息：開平煤礦很快就可以出礦了。根據(jù)原先的勘探，煤礦的儲量豐富，煤的質(zhì)量上佳，關(guān)鍵是經(jīng)濟效益也十分可觀——“如每年采煤十五萬噸，便可獲利七萬五千兩”。
但另一個是壞消息：煤是很快可以生產(chǎn)了，但怎么運出去？開平煤礦產(chǎn)的煤，主要運往天津，然后再轉(zhuǎn)運各方。而從開平煤礦所在的開平鎮(zhèn)抵達適合海運的北塘口，大概有 50 公里的路程。
按照以往的做法，運煤無非兩種：畜力和人力。但根據(jù)開平煤礦出產(chǎn)煤的數(shù)量以及全國的需求量來看，光靠馬拉或人挑，效率實在太低了，遠遠跟不上需求。
那怎么辦？唐廷樞給李鴻章的建議是：
還是得修一條鐵路。
毫無疑問，修一條鐵路連接煤礦和港口，是最高效的方法。
但是一聽到“鐵路”兩個字，李鴻章的腦袋“嗡”的一聲，頓時大了一圈。
2
清政府對“鐵路”這兩個字，一直很抵觸。
1840 年，“天朝大國”的迷夢被西方列強的大炮轟得稀碎，清政府雖然有“痛定思痛”之心，但對那些“洋人的玩意兒”一直抱有戒備心理，而“鐵路”則是被防范的重中之重。
1863 年，上海的幾名外國商人通過李鴻章，向清政府申請修建上海至蘇州的鐵路，遭到清政府嚴詞拒絕：“鐵路與發(fā)銅線（電報），視同一律，萬難允許?！?/p>
1865 年，英國政府為了說動清政府接受鐵路，派人在北京搞了一條展覽性質(zhì)的小鐵路和一輛蒸汽機車。結(jié)果引發(fā)京師轟動，清政府認為這是在擾亂民心，蠱惑視聽，派兵“飭令拆卸”。
1876 年，英國人瞞天過海，借口說是在“馬路上運送一些鐵器”，在上海暗暗鋪設(shè)了一條 14.5 公里的吳淞鐵路。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條投入運營的鐵路，但它只存活了一年多，就被清政府花 28.5 萬兩白銀回收，然后全部拆毀。拆下來的設(shè)備和器材被運到了臺灣，露天擺放，風(fēng)吹雨淋，最終全部銹蝕，無法再利用。
反對修建鐵路，在當時的中國，是有從上到下的深厚基礎(chǔ)的。
在朝堂上，針對“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wù)派，守舊派認為中國以農(nóng)業(yè)立國，而鐵路是工商業(yè)的代表標志，勢必會破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修建鐵路不僅擾民，還會破壞風(fēng)水；一旦鐵路建成，就會造成大量勞動力失業(yè)，造成社會動蕩，還會影響傳統(tǒng)的漕運等運輸方式。
而在民間，不少老百姓同樣對鐵軌上的鋼鐵巨獸充滿不安和恐懼。文化層次相對更低的他們，更相信鐵路會破壞風(fēng)水，帶來不祥，破壞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
當時唯一一個成功案例，是福建巡撫丁日昌于 1877 年在臺灣基隆修建了一條窄軌鐵路，但只用馬拖行列車，用于煤礦運輸。之所以朝廷批了，一是因為鐵路沒用蒸汽機車而是用的畜力，二是因為當時臺灣屬于“蠻荒之地”，離大陸很遠，不會造成什么影響。而以李鴻章為首的一批洋務(wù)派，是見識過國外鐵路系統(tǒng)建成后帶來的便利的，所以他們是主張修鐵路的，但卻遭遇了層層阻力。
李鴻章從 1872 年第一次上奏開始，就一直在申請修建鐵路，但無論是以戰(zhàn)爭運兵為由，還是以發(fā)展經(jīng)濟為由，一次次上奏都被駁回。
事實上，為開平煤礦修鐵路早就被提報過，甚至都已經(jīng)準備開工了，但因為反對聲音太大，最終被迫停工?，F(xiàn)在煤礦即將出煤，沒有鐵路，運煤效率會大大降低，等于會被活活“憋死”。
其中的利害，唐廷樞知道，李鴻章當然也知道。但一想到又要再次說服朝廷，李鴻章還是一個頭兩個大。
那么這件事兒，還要不要干？
李鴻章決定，還是要試一試。
3
李鴻章用的第一招，是“避其鋒芒”。
按最初的計劃，這條鐵路從唐山的開平鎮(zhèn)出發(fā)，終點設(shè)在離轉(zhuǎn)運碼頭北塘口不遠的澗河口，全長 50 公里左右，預(yù)算 40 萬兩白銀。
但李鴻章否決了這個計劃：這條鐵路所經(jīng)之處，大多是旗人的土地—要動旗人的地，等于自己沒苦硬吃。
那怎么辦？另選線路。
李鴻章用的第二招，是“分割目標”。
運煤的整條線路中有一個叫胥各莊的地方，從胥各莊到北塘口，一路平坦，適合開鑿運河，且終點處本來就有河道存在。而從胥各莊到煤礦，山路崎嶇，無法開鑿運河，就修鐵路。
所以設(shè)計的線路是：從開平煤礦到胥各莊，修一條鐵路，然后從胥各莊到蘆臺挖一條人工運河，大概長 35 公里（已經(jīng)修建了），到蘆臺并入原有的薊運河，再到北塘口，轉(zhuǎn)運天津。
這樣做雖然不是“直達”，但有幾個好處：第一，運河運煤，天經(jīng)地義，朝廷肯定不會反對；
第二，鐵路里程大大縮短，只需要建 10 公里，預(yù)算隨之下降；第三，短鐵路和長鐵路相比，對朝廷造成的心理震動不會那么大。
為了促使朝廷批準，李鴻章還用了第三招：“瞞天過?！?。
李鴻章決定向朝廷承諾：鐵路一旦建成，不用蒸汽機車，而使用騾馬牽引，所以他完全避免使用“鐵路”這個詞，而是說要修一條“快車馬路”。
考慮停當之后，李鴻章就上了奏章：
“當夫籌辦之始，臣因事端宏大，難遽就緒，未經(jīng)具奏。今則成效確有可觀，轉(zhuǎn)瞬運煤銷售，實足與輪船招商、機器、織造各局相為表里……所有直境招商購器、開辦礦務(wù)、疏通運道緣由，理合恭折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鑒。”
當然，奏章中少不了各種“畫餅”：唐山的開平煤礦儲量非常豐富，光已探明的部分，就足夠用 60 年，而且煤炭的質(zhì)量非常高，可以取代目前市場上的日本煤云云。
朝廷的回復(fù)，讓李鴻章有些意外——就五個字：“下所司知之。”
這句話在清朝的官場文件中很常見，翻譯過來就是：“已閱，下發(fā)至相關(guān)部門，參照執(zhí)行。”
沒有質(zhì)疑，沒有詢問，就是一句淡淡的“嗯，去做吧”。
李鴻章也沒工夫去揣摩朝廷言簡意賅背后的深意。
提案通過了！
4
要在當時的中國修一條鐵路，并沒有那么容易。
首先碰到的就是鐵軌軌距的問題。當時有三個選擇： 762 毫米、1067 毫 米和 1435 毫米。
其中 1435 毫米軌距是“鐵路機車之父”喬治·斯蒂文森經(jīng)過多次試驗后得出的最佳軌距，也是英國采用的標準，而日本當時采用的是 1067 毫米軌距。
出于節(jié)約經(jīng)費的考慮，中方?jīng)Q定采用日本標準，即 1067 毫米軌距。但這個決定遭到了承辦鐵路建筑工程的總工程師、英國人金達（Kinder）的強烈反對。
金達在日本修過鐵路，他了解日本的 1067 毫米軌距鐵路在運量、車速、安全性、舒適度方面都無法和 1435 毫米軌距的鐵路相比，而日本苦于前期鋪設(shè)了大量 1067 毫米軌距，已經(jīng)很難更換。
最終，中方?jīng)Q定采納金達的建議。
金達的堅持當然也有對英國之后在華鐵路權(quán)益的考慮，但從客觀上說，正是因為金達的堅持，1435 毫米軌距的鐵路后來在中國成為標準，大大降低了之后鐵路網(wǎng)施工改造和拓展的成本。這個標準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而如今全世界 60% 以上的國家都是使用 1435 毫米軌距。
軌距問題解決了，接下來要解決的，依然是反對派的聲音。
李鴻章當初上書說自己建的是“快車馬路”，可一旦鐵路開建，但凡有常識的人都看得出來：如果只是要建一條馬路，干嗎要鋪兩根鐵軌？這不還是要建鐵路嗎？
于是，朝中反對的聲音又起來了，而李鴻章這次不再是孤軍作戰(zhàn)，他找到了一個大靠山——醇親王奕譞。
奕譞是光緒皇帝的生父，在朝中很有分量。他原先也對鐵路這種玩意兒不感興趣，但李鴻章不斷做他的思想工作，請他看北洋水師的實際演練，告訴他軍艦燒的煤就得從開平煤礦運出來，再加上各種“孝敬”，最終改變了奕譞的態(tài)度。
在朝堂的爭論中，奕譞公開站出來支持修建鐵路。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
“試行于煤鐵之礦、開墾之地，以及屯軍設(shè)防之一二口岸，俾見聞習(xí)熟，漸推漸廣?！?/p>
反對聲音被壓下去了，李鴻章要做的，就是盡量縮短工期——日久生變，建完再說。
這條鐵路從 1881 年 6 月 9 日開始修建，11 月就完工了。
正如當初設(shè)計的那樣：鐵路全長 9.7 公里，一頭連唐山的開平煤礦，一頭連胥各莊。煤從煤礦運到胥各莊，再走運河，抵達天津。
這條鐵路，就是中國第一條自建的標準鐵軌鐵路：唐胥鐵路。
鐵路是順利建成了，但最大的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
真的用馬來拉嗎？
5
李鴻章本來是準備好“耍賴”的。
當初他雖然上奏的是“快車馬路”，但想的就是，只要鐵軌建好，軟磨硬泡，總能夠使用蒸汽機車而不是用騾馬。
也正因為如此，為唐胥鐵路服務(wù)的蒸汽機車其實早就開始設(shè)計制造了——原先是想從外國進口，但考慮到朝廷肯定不會批準，索性就自己造了。
做這事兒的，還是英國工程師金達。他從礦場找到了一個起重機的鍋爐和一些做豎井架的槽鋼，然后又收購了一些舊車輪等材料，就帶著團隊開始手工造一輛蒸汽機車了。
在這個過程中，由于風(fēng)聲走漏，造機車的工程一度被迫停工，但等風(fēng)聲過了，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機車又開始恢復(fù)制造。
最終，在金達和團隊的多次改進和試驗之后，一臺自制的 0—3—0型蒸汽機車終于成形。這臺完全是拼拼湊湊造出來的機車，全長 5.69米，可以牽引 100 多噸的貨物，而總共耗費的資金是：80 英鎊。
由于英國第一臺正式投入運營的蒸汽機車叫“火箭號”（Rocket），所以這臺機車本來被英國人稱為“中國火箭”（Rocket of China）—盡管這臺自制機車的時速只有 5 公里，差不多就是人走路的速度。
但中方出于自豪，也為了盡可能地不觸怒反對派，將其命名為“龍?zhí)枴保⑶以跈C車的兩側(cè)各鑲嵌了一條中國龍。
萬事俱備，機車上路，汽笛一鳴，朝廷震怒！
你李鴻章當初不是說只用騾馬拖行嗎？怎么欺君罔上，又搞起了蒸汽機車？
按《中國鐵路史》記載，反對派的反對理由是：“機車直駛，震動?xùn)|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
清朝的東陵離唐胥鐵路的距離至少有 50 公里，如何“震動”，不得而知。
這條記載雖有真假爭議，但反對派當時的抵觸肯定還是真的，因為“龍?zhí)枴闭羝麢C車才運行沒多久，就暫停行駛了。
當初自己畫下的餅，李鴻章跪著也要吃完：在這條中國人自建的新鐵路上，騾馬開始慢悠悠地拖行貨物。
但是，煤礦的產(chǎn)量擺在那里：1881 年，開平煤礦的年產(chǎn)量是3600 噸，1882 年就猛增到 38000 噸——那么多的煤，光用騾馬拉，拉到猴年馬月？
1882 年，開平礦務(wù)局又從英國購買了兩臺小型機車，同時，總工程師金達又設(shè)計了一輛新的“龍?zhí)枴睓C車：其他數(shù)據(jù)不變，但時速提升到了 30 公里。
一頭有大量供給，另一頭有強烈需求，當中的運輸渠道跟不上，清廷終于意識到了蒸汽機車的重要性。
也就是在1882年，清廷終于默許：你們就暫時先用蒸汽機車來拉煤吧。
6
朝廷對鐵路的“半推半就”態(tài)度，最終因為一場戰(zhàn)爭發(fā)生了改變。
1883 年 12 月，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以蒸汽為動力的海軍軍艦和一些軍工企業(yè)都需要大量的煤炭，通鐵路的開平煤礦產(chǎn)煤和運煤效率凸顯。
另一方面，法國遠東艦隊封鎖了中國東南沿海，內(nèi)陸漕運的河道又接連淤塞，朝廷終于認識到了鐵路在運送兵員和物資方面的重要性。
1884 年 10 月，因為看到唐胥鐵路的高效和實用，清廷最重要的軍工廠神機營槍炮廠也想修一條從西山到盧溝橋的運煤鐵路，這樣會大大提高工廠補充煤炭的效率。
奏報上來，再一次引發(fā)反對派的不滿。內(nèi)閣學(xué)士徐致祥痛斥：“倡導(dǎo)此說與贊成此說者，非奸即諂，而置國家之大害于不顧也！”
這次，不需要神機營槍炮廠去做公關(guān)，朝廷方面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態(tài)度：
“徐致祥此奏，并不平心論事，輒敢肆行訾低，殊屬妄誕，著交部議處?！?/p>
最終，徐致祥被“降三級調(diào)用，不準抵銷”。
這件事在朝堂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動，可以說是一個標志性事件：之前是倡議建鐵路的人會被罰，現(xiàn)在是反對建鐵路的人會被罰！換句話說，就是朝廷開始大力支持建鐵路了。
7
1887 年，當初飽受爭議的唐胥鐵路開始了延伸工程。經(jīng)過多次拓展，這段當初只有 9.7 公里長的鐵路被延伸到了 130 公里，直接鋪到了天津，鐵路也全線改名為“津唐鐵路”。
此時，清廷已經(jīng)完全想通了：鐵路不僅要修，而且要多修，快修！
1905 年，一個叫詹天佑的中國人開始主持修建一條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
4 年之后，這條全長 200 公里的鐵路宣告建成。這是中國第一條由中國人自己設(shè)計，不使用外國資金及人員，成功投入運營的鐵路。
此時，離唐胥鐵路建成，過去了 28 年。
唐胥鐵路通車后 30 年間，有兩件挺有意思的事兒。
1902 年，因為“庚子事變”被迫躲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準備“回鑾”。一路舟車勞頓，兩宮隊伍抵達直隸的正定，規(guī)格陡然升級：慈禧帶著部分親信，要改坐火車專列返回紫禁城——當時負責(zé)分管鐵路的盛宣懷深深知道，老佛爺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那列“回鑾專列”一共有 21 節(jié)車廂，其中慈禧獨享兩節(jié)專用車廂。按照盛宣懷的指示，太后等人的車廂被布置成了花車，在她的車廂里，預(yù)備“洋式鐵床一張，每吃一頓飯，用干水果十九碟，四大碗、四小碗、一品鍋，均用團龍花樣……另外還有自鳴鐘、如意著衣鏡、珊瑚樹等各種擺設(shè)”。
但這些“軟件”都是次要的，關(guān)鍵是要有鐵路，要有火車。
雖然當初是倉皇出逃，但現(xiàn)在必須風(fēng)光回鑾，怎么在最后一刻達到高潮，體現(xiàn)體面？
一個重要的道具，就是鐵路和火車。
此時，距唐胥鐵路竣工也就過去了 21 年。
21 年時間，東陵已不怕震動，禾稼也不會為黑煙所傷，鐵路還鋪得不夠，要鋪到帝都門口，最好下車就能進紫禁城。
再過 10 年，改朝換代，大清帝國換成了中華民國。
1912 年 3 月，已經(jīng)交權(quán)的孫中山和袁世凱有過唯一一次會面。在那次會面中，孫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宏偉計劃：
希望由自己主持，10 年內(nèi)，在全中國建成 20 萬里（10 萬公里）長的鐵路。后來，他又調(diào)整為 10 萬英里（16 萬公里）。
雖然孫先生的這個目標帶有濃厚的革命理想主義色彩，但至少能證明一點：
在唐胥鐵路通車 30 年后，“建鐵路”這件事，已經(jīng)成了公認的國之大計，是一個國家國力的象征之一。
只可惜，后來的中國再一次陷入了頻繁的戰(zhàn)亂和各種危機，孫先生的愿景，直到 112 年后才實現(xiàn)：
2024 年，中國的鐵路總里程達到了 16.2 萬公里，居世界第二（第一位是美國）。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 16.2 萬公里的鐵路里程里，含 4.8 萬公里高速鐵路，這一數(shù)字居全世界第一，而且是真正的“斷崖式領(lǐng)先”——排在第二位的西班牙，高鐵總里程是 5705 公里。
即便花了 100 多年的時間，即便之前大多數(shù)時候都在沉睡或者走彎路，中國鐵路今天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也足以震驚世界，甚至已堪稱人類文明的奇跡之一。
而回想起這 100 多年里我們走過的路程，看到如今呼嘯而過的時速 350 公里的高鐵，我們也不應(yīng)該忘記：
1881 年，那條最初用騾馬馱拉的唐胥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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