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羅常培先生逝世了!語言學界失去了一位熱情的學者!
四十年來，羅先生一直在教育和科學研究崗位上辛勤勞動著。他一生不倦地啟迪和引導著青年，熱情地幫助和鼓舞著青年。他自己在語言學工作上的成績很多，而在培養青年這方面貢獻更大。
羅先生在學習上一貫刻苦認真，這是朋友們以及和他同住過一個宿舍的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他從在大學讀書起，學習中一遇到引文和疑問，總是取對古今文獻，不厭求詳，因此他的筆記詳細而精確，常為我們所借抄。1927年夏，他在杭州見到一部黃季剛先生手校的《廣韻》,里面標注許多符號而沒有說明。他業余在盛暑蒸郁的斗室中，揮汗過錄，并深入地排比探求。朋友們都說何必如此認真，而羅先生不顧，終于得出它的條貫。1954年，我到太平胡同語言研究所去看他，這時他已患高血壓病。我見他還在讀書寫卡片并為同志們校看卡片，勸他節勞，他說，工作慣了，一刻不工作反倒覺得難過。四十年來，他除了病倒以外，確實是沒有一刻不在認真工作，真是窮年砣吃，孜孜不息。
羅先生在學習中，總是先掌握豐富的文獻和實際材料，然后從材料中去找它的規律。1928年他為了研究反切就注意對音，為了對音就注意拉丁字拼音，為了拉丁字在中國的傳播就注意到劉獻廷，為了劉獻廷就注意到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人物和學術思想。1943年，他在云南雞足山悉檀寺看到麗江木家的“木氏宦譜圖像世系考”,就注意到父子聯名制，因而進一步自己去調查收集朋友們得到的現實的活材料以及文獻資料，綜合起來加以研究。1933年他在青島遇見游國恩先生，一聽到游先生說的“臨川”兩個字就覺得有三點值得注意，于是就進一步對臨川音加以調查研究，終于寫成《臨川音系》。由于他善于抓住語音規律，所以學習語言方面十分迅速。1927年秋天他到廣州，不久就掌握了廣州話的特點和詞匯。他不肯放過一切的實踐機會，常說廣州話。當他第一次會見古直先生時，古先生不相信他是外省人，更不相信他到廣州不過半年。
羅先生教授漢語音韻學和音韻沿革多年，有很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但是他始終謙光自抑，不事夸揚。他的講義——《漢語音韻學導論》經過了二十五年，修改了八次，才在1949年印行。這本書雖然只有七萬多字，而都是從他個人研究的結果提煉成的，偶有采取前人意見的地方也是經過批判才接受的。出版以后，他自己仍不滿意，還想用語體徹底改寫，以便使較多的讀者看得懂。可惜他已為高血壓病所苦，沒有來得及改寫。他每寫一篇文章或一書，總是謙遜地請旁人提意見，而對正確的意見又總是虛懷接受，就是在出版以后，如有新的發現，來得及的，再版時一定改，來不及的也一定加以說明。我們在他的許多著作的自序和再版序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1938年，他隨著學校從長沙遷到昆明。云南是多民族地區，語言復雜，而漢語又和北方普通話相近。研究語言的人狃于積習，對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感到條件困難，對于云南漢語又感到平凡，都鼓不起系統地調查研究的興趣。他卻認為全國語言有一個地方沒有經過精確的科學調查，語言地圖上這一角終究是個缺陷，應該利用當前的機會，因利乘便地做一次云南全省語言調查。于是建議大家通力合作。幾年之間，幾個中年人領導幾個青年人，分別在當時交通梗阻、經費拮據、印刷困難的情況下，咬緊牙關到各地去作實地調查，終于給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工作開辟了一條道路。
羅先生在政治上也和科學研究上一樣，是要求不斷前進、不斷日新的。北京一解放，他就積極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參加政治課教學工作。他常說，現在的心情和解放以前大不相同了。他抱著加緊工作雄心，可是幾年來都為病所困，否則他在科學研究的成就上一定還要大得多。
羅先生為人坦率，嫉惡如仇，我們都稱他為“羅文直公”。他律己很嚴，能持人所不能持。他待人真誠熱情。我和他是大學的同學，四十多年來，天天見面的時間總在二十年以上，他對我的幫助、鼓勵和關懷，不是筆墨所能盡。四十年生死交情的朋友，一旦永別，使我萬分悲痛，而我更悲痛的是這樣一位科學干將，在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文化革命進軍中，忽然停止了他的思想!
(原載《中國語文》195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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