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重婚罪調查：被迫成婚，逃離后“獲罪”

“哪怕坐牢，我也不后悔！”茍某菊說，她再也不想回到過去。黃某來也清楚地知道，他與茍某菊的婚姻已無法“再來”。

“他們要給我35萬元損失費，一分都不能少！否則，他們就要去坐牢。”黃某來語句堅定，不容置疑。

他們本是夫妻關系，緣何走到這一步？這得從湖南省雙峰縣人民法院今年3月26日出具的一份判決書說起，這份（2025）湘1321刑初148號《刑事判決書》（以下簡稱一審判決書）中，雙峰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茍某菊已有配偶，仍然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并生育子女，其行為已構成重婚罪，依法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據此，該院判決：被告人茍某菊犯重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接受采訪的茍某菊

對此判決不服，茍某菊向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理由是：她嫁給黃某來并不是自愿的，和黃某來結婚登記也不是自愿的。此外，她只是婚內出軌，不構成重婚罪。

茍某菊上訴的背后，隱藏著一段令人心痛而又心酸的往事。“我就像一個物件一樣。”今年5月26日，在雙峰縣，34歲的茍某菊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談到，“我對他們只有恨，沒有愛。”

事情要從十八年前說起——

01

以喝喜酒之名“出嫁”

十八年過去了，茍某菊還是無法忘掉那個特別的黎明。她清楚地記得，2008年農歷四月的一天早上，父親茍某林、舅舅李某軍帶著她出了趟遠門。隨行的，還有來自湖南省雙峰縣的孫某雨等人。

“那時，我還是貴州省織金縣某中學的一名學生。”茍某菊告訴紅星新聞，她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是農歷，當時，未滿16周歲。彼時，父親和舅舅以帶她出去喝喜酒的名義，將她從貴州帶到湖南：先從貴州省織金縣坐大巴到貴陽，再從貴陽坐火車到湖南省婁底市，最后從婁底坐車到位于雙峰縣荷葉鎮的孫某雨家里。

當晚，隨著鞭炮響起，耳邊滿是帶著濃重鄉音的祝福聲，鄉親們紛紛登門道賀。孫某雨家里，也擺桌宴請各方賓朋。“親戚、鄰居都過來了，儀式還挺隆重，但我還小，聽不懂當地話。”茍某菊回憶說，她當時以為，那應該是父親此行說帶她出來喝喜酒的目的地了，但她完全沒想到，這個儀式就是為她舉辦的。

擺酒過后，這門原定孫某雨與茍某菊之間的婚事，卻沒能談成。

王某琴的老家在貴州，后來嫁到湖南省雙峰縣，此前，她曾帶著孫某雨、黃某來前往貴州老家物色相親對象。

對孫某雨與茍某菊婚事告吹的原因，王某琴表示，“可能是沒談好”。見狀，黃某來突然就把茍某菊帶到王某琴家并向她借錢，“說要把錢補償給孫某雨，然后把茍某菊娶回家”。

王某琴介紹，此前去貴州物色對象時，黃某來和孫某雨曾口頭達成協議：不管誰帶回了女孩子，女孩子要是沒看中一方，那就讓給另一方。

▲黃某來接受紅星新聞采訪

黃某來出生于1974年，彼時，他已34歲，比1992年出生的茍某菊大18歲，孫某雨的年紀和黃某來相仿。

對于和孫某雨婚事沒談成的原因，今年5月28日，在貴州省織金縣，紅星新聞記者找到茍某菊的父親茍某林時他說：“當時孫某雨的母親精神狀態有點不對，把茍某菊嚇到了，茍某菊不愿意（嫁給他）。”

但茍某菊告訴紅星新聞，她當時完全不知道父親和舅舅要把她許配給孫某雨。事實上，與孫某雨沒有談妥后，父親和舅舅把她許配給雙峰縣沙塘鄉的黃某來，但當時她不清楚，她彼時之行就是為嫁人而去的。

“我當時還是一名在校學生，和黃某來相差18歲，此前也不認識他！”茍某菊說，父親和舅舅離開湖南前，曾讓她跟著黃某來“找活路”，“他會帶你去找工作、謀生活”父親對她說，“過段時間我來接你”。但父親的承諾一直沒兌現。后來，黃某來在一天深夜里，突然抱著茍某菊，強行與她發生了性關系。茍某菊這才察覺自身處境的異樣，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被強行推入成人階段。

“我掙扎過，我反抗過，但我又無能為力。”茍某菊告訴紅星新聞，“我身高不足1.45米，當時體重也就60斤。加上，父親等至親都拋棄了我，我能怎么辦？只好每日每夜獨自流淚。”

最后，過來串門的鄰居告訴茍某菊，你父親和舅舅已經把你許配給黃某來了，你就安心生活吧。湖南省雙峰縣距離貴州省織金縣有800公里，此前，茍某菊從未出過遠門。

02

掙扎、逃離與“不舍孩子”

按照茍某菊的說法，平時在家，黃某來的母親也一直盯著她。當地是熟人社會，她所在的雙峰縣沙塘鄉紫云峰村新建組又地處大山深處，她無法逃離。此外，2009年5月，茍某菊為黃某來生下第一個兒子黃某甲后，黃某來曾和他外甥及茍某菊一道前往織金縣龍場鎮邀約岳父岳母來湖南喝喜酒，但他們都拒絕了。

但此行，黃某來知道了岳父岳母的家庭地址。“此后，他威脅我說，如果我亂跑，就殺我全家。”按照茍某菊的說法，她有些擔心和害怕，因為他的性格是比較急躁和粗暴的那種。

2011年5月，茍某菊又為黃某來生下第二個兒子黃某乙。此后，婆婆對她的監管不再那么嚴格。但為何沒有趁機出逃？茍某菊說：“主要舍不得孩子，那時，孩子還小。慢慢的，我對孩子也有依賴了。”

此后，夫妻之間依舊爭吵不斷，“他經常打我、罵我。”終于，在2017年9月的一天，茍某菊連行李都不帶，就直奔了婁底火車站。

彼時，婁底火車站正廣播列車將發往南京的消息，她就買了張前往南京的火車票。“我沒有明確的目的，只想逃離這個家，越遠越好，哪怕我因此死在外頭。”茍某菊說，當時，她身上不超過300塊錢，且還是找別人借的。

在南京，茍某菊睡過天橋，隨后在一家麻辣燙門店打工。40天后，終究舍不得孩子，她再次返回。

▲黃某來的家

黃某來并不認可茍某菊對他的控訴。“他爸爸和舅舅明確把她嫁給我，茍某菊也是愿意的。”今年5月27日下午，黃某來告訴紅星新聞，“我當時還不愿意娶她呢，因為她個子矮了點。”

“我沒有打過她！不信你們去公安局查查。”對家暴的指控，黃某來同樣否認，他說：“不只是我，我們家族都沒打過老婆。”紅星新聞記者提及茍某菊聲稱在2020年9月9日被他家暴后逃離一事，黃某來稱，“當時她想離家出走，我拉著不讓她跑。隨后，她便報了警。我并未動手打人，她只是自己摔倒了。不信，你們去問沙塘派出所。”

雙峰縣公安局沙塘派出所出具的《報警案件登記表》顯示，2020年9月9日17時許，茍某菊報警稱，其與丈夫黃某來發生糾紛，被丈夫黃某來毆打，請出警。“經民警了解，雙方是夫妻關系，因家庭瑣事發生矛盾，被丈夫黃某來毆打之后摔倒在家門口土坎下面，茍某菊傷情輕微，后經民警現場調解，雙方達成和解。”《報警案件登記表》顯示。

03

一份特殊的《協議書》

▲《協議書》上有茍某林、茍某菊及其舅舅李某軍的簽名

2020年9月9日的沖突后，茍某菊離家出走并不再回來。茍某菊稱，這和2020年初的一次新發現有很大關系。2020年初的一天，在為婆婆洗衣服時，茍某菊意外發現一份《協議書》——那是一份簽定于2008年農歷四月初九日的《協議書》，該泛黃了的《協議書》一共有兩頁，記錄了她兩度被親人“嫁”給他人的經歷。

看完《協議書》后，茍某菊很震驚。隨后，她把《協議書》藏了起來。

這份《協議書》顯示，“茍某菊（該《協議書》對茍某菊名字的簡寫，下同）由其父親和舅父一道來到孫某雨家，準備與孫某雨結為夫妻，但到孫家后，女方不同意結婚，由此引發矛盾……第一次協商，交付孫某雨經濟損失4480元，后孫家感到損失太大，心里有氣，再次要求補償損失。茍某菊愿與新建組的黃某來日后結為夫妻，黃某來也愿意娶茍某菊為妻，主動承擔2680元，加上前面談的4480元，兩次補償共7160元，金額由黃某來主動承擔。”

《協議書》明確，“此協議達成后，黃某來與茍某菊結婚事宜，孫某雨及家人、親戚不得再追究任何責任，不再有任何干擾之舉。”“憑三方人員及旁觀人員，黃某來當面交清現金”。

《協議書》的另一頁只有“簽名后，此協議立即生效，如有反悔，此協議可作法律依據。”這句話，以及各方簽名。

▲茍某林在他家門口

紅星新聞注意到，該《協議書》上有茍某林、茍某菊及其舅舅李某軍的簽名。此外，還有黃某來、孫某雨等人簽名。茍某菊向紅星新聞證實，當時她確實在這份協議上簽名，但她稱對自己曾要嫁給孫某雨以及在這期間發生的矛盾，毫不知情。“當時，我只看到讓我簽名的第二頁，關于這份《協議書》的內容，直到2020年初幫婆婆洗衣服意外獲得才知曉。但此前，我毫無知情。”茍某菊說。

這也是茍某菊聲稱被家暴后，于2020年9月決定離開黃某來的原因。不過，在黃某來看來，他當時娶了身高不足1.45米的茍某菊，虧了。今年5月27日晚，在黃某來家中，他掰著手指頭告訴紅星新聞他的“犧牲”：“當時，為娶茍某菊，我為此付出6.6萬元，其中6萬元給她父親茍某林，另4千元給她舅舅李某軍，還有2千元給貴州嫁到本村的一個婦女。”之所以要給這名嫁來本村的婦女2000元，黃某來說，“方便日后有事時，可通過她找到茍某菊的娘家。”

茍某林的說法和黃某來不一樣，今年5月28日，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茍某林說：“當時把她（茍某菊）交給黃某來時，我只收他1.28萬元，最后還把其中的800元退給黃某來，讓他們買衣服用。”

“黃某來沒有給我4千塊錢那么多，記得當年離開時，他就給我一兩千塊錢的路費。”今年5月29日，李某軍告訴紅星新聞，“我跟我姐夫帶茍某菊出去時，我身上有800塊錢，但回到家中，我口袋已經沒有錢了，這事我是虧本的，只是我姐姐和姐夫讓我去，我就跟著過去而已。”

茍某林把茍某菊許配給一個800公里外、且大她18歲的中年男人，這引發茍某菊小姨父張某祥的強烈不滿。“我知道這事時，他們已從湖南回來，為此，我還和他們吵了一架。”今年5月29日，在張某祥家里，他告訴紅星新聞：“當時我就罵他們說，‘你們這是賣女兒!’”

張某祥告訴紅星新聞，“這事，茍某林夫婦做得不對，這么大的事，應該要和大家商量，應該要和孩子商量。”

▲茍某菊的父母茍某林和李某群接受紅星新聞采訪

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茍某林夫婦的說法也搖擺不定。但他們承認，當年確實是在茍某菊不知情的情況下，把她“嫁”出去的。

茍某林說，當年，他們確實沒有告訴茍某菊此行目的是帶她出去相親、嫁人。茍某菊的母親李某群也說：“當時是以外出打工的名義，帶著茍某菊出去的。”

茍某菊認為，父母此舉其實就是在“賣”女兒。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茍某林先是否認此舉屬于“賣女兒”，因為在他看來，“賣女兒”不止這個價（1.2萬元），至少得“十萬八萬”。

04

拿35萬補償金，還是去坐牢？

2012年，茍某菊也步入20歲，也到了符合法定可領取結婚證的年紀。2012年6月11日，黃某來與茍某菊在雙峰縣民政局登記結婚。黃某來說：“這是雙方自愿的。”但茍某菊表示，那段時間，黃某來在工地受傷并于雙峰縣中醫院住院，6月11日出院當天，黃某來對她說：“今天剛好出院，去登記結婚，可以省點車費錢。另外，小孩要上學了，也需要把戶口遷過來。”

為孩子上學的問題，茍某菊說，她這才同意和黃某來登記領取結婚證，但“不是自愿的”。

自2020年9月再次逃離后，茍某菊就沒再和黃某來在一起。其間，她在廣東省惠州市打工時，認識雙峰縣的向某澤并與他談戀愛。“和他在一起，我才感受到戀愛的滋味，也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溫暖。”茍某菊說，向某澤以及他母親都對她都很好。也因害怕失去向某澤，她沒有告訴他關于自己已婚的消息。

從外地打工回到雙峰縣后，他們在縣城租房同居。2022年5月和2023年10月，茍某菊先后為向某澤生下一個女兒向某乙和一個兒子向某丙。

此前，向某澤的前妻袁女士也曾為他生下一個女兒向某甲，在向某甲班級的微信群內，茍某菊以向某甲媽媽的身份出現，輔導孩子作業等。

茍某菊與向某澤的兒子出生后，向某澤提出了要領結婚證的事。2024年1月，茍某菊向雙峰縣人民法院提起與黃某來的離婚訴訟，但同年3月18日，她又撤回離婚起訴。對撤回的原因，茍某菊說，2024年3月6日，經十多天蹲守，黃某來找到她的租住地并和向某澤發生肢體沖突，兩人因此被當地警方分別處以行政拘留七日，并處罰款200元。經雙峰縣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室鑒定顯示：黃某來的右手無名指指骨骨折，構成輕微傷；黃某來的左側第7肋骨骨折，構成輕微傷。

“打架前，我不知道茍某菊結過婚。”向某澤告訴紅星新聞。但黃某來提供的錄音顯示，對于茍某菊已婚一事，向某澤是知情的。黃某來還將錄音提供給相關部門。

此前，向某澤認為，可通過協商來解決重婚罪的問題，這樣就不用鬧到法院。為避免彼此關系緊張，也為接下來的談判“營造良好的氛圍”，茍某菊主動撤回了此前提交的離婚起訴。

但隨后的談判和調解并不順利。調解中，黃某來的要求是：向某澤和茍某菊需要支付給他35萬元的補償費。“要是拿不出35萬元，你們去坐牢！”黃某來說。向某澤說，他沒那么多錢，“身上連幾千塊錢都拿不出來”，且他認為，黃某來的胃口“太大了”，調解也就不了了之。

▲《不予立案通知書》

2025年7月11日，茍某菊向雙峰縣公安局控訴稱，黃某來涉嫌強奸罪、拐賣婦女罪。2025年9月28日，雙峰縣公安局就此作出《不予立案通知書》稱，“經我局審查認為，黃某來的行為不構成拐賣婦女罪，該案證據不能證實有強奸的犯罪事實發生，且案發時間為2008年，已過追訴時效，不符合立案條件。”

2025年4月22日，湖南省雙峰縣人民檢察院出具的《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茍某菊犯重婚罪，并向雙峰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今年3月26日，雙峰縣人民法院出具的一審判決書顯示，茍某菊與黃某來共同生活并先后生育兩個兒子，其間還按農村習俗舉辦婚禮，在茍某菊達到法定登記結婚年齡后，二人在雙峰縣民政局登記結婚。后來，茍某菊的妹妹還嫁給了黃某來姐姐的兒子。綜合相關事實和在案證據，一審法院認為，茍某菊與黃某來登記結婚應是合法有效的，不屬于無效婚姻或可撤銷婚姻。據此，一審法院判決被告人茍某菊犯重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與此同時，向某澤亦被該院一審判處與茍某菊同樣的罪名和刑期。對此，茍某菊和向某澤均不服并上訴。

▲一審判決書

目前，向某澤涉重婚罪二審已開庭審理，但判決尚未作出。另據紅星新聞獲悉，茍某菊涉重婚罪一案的二審也將于近期開庭審理。

05

拐賣與彩禮，重婚與出軌，該如何界定？

廣東盈隆律師事務所張鵬律師表示，從目前案件披露的內容看，法院對茍某菊判處構成重婚罪的證據是充分的。至于茍某菊自述曾被販賣以及被婚內強奸等，從證據角度來看，目前只停留在單方說法，沒有相應證據予以支撐。

“司法審判有保護婦女權益的功能，但畢竟有滯后性和局限性，把女性保護的責任寄希望于一份判決書，顯然超出法院功能所能承載的范圍和能力。”張鵬表示，對于一些偏遠地區，處于弱勢或維權意識薄弱的女性，各級政府部門、婦聯組織、社區、村委等應當發揮作用，前期介入保護女性，制止侵權行為發生，并指導女性保留證據意識，以使用法律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

具體到本案帶來的啟示，張鵬表示，茍某菊應率先通過法律手段解除婚姻，之后再進入新的婚姻，切不可以違法的行為來消解自己遭遇的違法侵害，否則，這給自己帶來的不僅是新的傷害，且還會因此承擔法律責任。

關于強奸罪，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表示，結合本案的情況看，被告人茍某菊陳述其被強行發生性關系為2008年，本案訴訟時效已過。此外，強奸罪構成要件需要綜合全案證據認定是否存在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違背婦女意志，醫學診斷證明可以證明存在暴力行為，但沒有其他證據輔助證明，證據鏈不完整。

關于拐賣婦女罪，付建表示，其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通過將婦女作為商品出售以獲取非法利益，而本案中茍某菊父母未經其同意擅自“嫁”給黃某來，盡管涉及收取少量財物，但缺乏拐賣的故意，因此較難認定為拐賣罪。

至于重婚罪，付建表示，其要求客觀上存在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茍某菊與黃某來在2012年登記結婚，后又與向某澤在雙峰縣城租房同居，構成了事實上的重婚行為，符合重婚罪構成要件。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茍某菊如果能夠提供證據證明黃某來在婚姻存續期間存在脅迫行為，可主張撤銷婚姻，但是茍某菊與向某澤同居時受脅迫狀態已經終止，可撤銷可能性很低。”付建表示，茍某菊長期與黃某來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生育子女、辦理結婚登記，已經形成合法的婚姻關系。在此情況下，其與向某澤以夫妻名義同居并生育子女，符合重婚罪的構成要件。

“但茍某菊也可以向婦聯、民政部門等尋求社會救助和支持，在二審中重點闡述包辦婚姻對婦女意志的壓制，無社會危害性，爭取緩刑。”付建說。

黃華是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檢察院前檢察官，目前在廣東廣之洲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黃華的看法與付建、張鵬不一樣，黃華認為，除茍某菊自己，這些“獲利”的人基本都會說她當初是“同意”的，因此，她很難證明自己被“拐賣”和“強奸”，且案件也受到刑事追訴時效的限制，因此也增加了維權的難度。

“一審認為茍某菊與黃某來登記結婚合法有效，且認為其與向某澤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因此認定其行為構成重婚罪。”黃華說，但本案現有證據僅能證明不正當兩性關系及生育事實，尚不足以證實“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例如，證人證言中，茍某菊和向某澤并沒有以夫妻相稱；證言能證明茍某菊被向某甲稱為“后媽”，但不能因此推斷茍某菊和向某澤必然為夫妻關系。再是，有的證言屬于孤證，缺乏其他證據的印證。

量刑方面，黃華律師認為，一審忽視茍某菊不滿16歲被家人帶去給黃某來做老婆、雙方相差18歲、缺乏感情基礎、長期吵鬧、茍某菊不堪忍受而出走、目前育有2歲和4歲孩子等事實，量刑一年且沒有適用緩刑，未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黃華表示，茍某菊案件帶來的啟示是，婦女在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勇于自救，大膽說“不”。特別是在人身權利受到侵害時，盡可能及時報警，留存證據。如果日子過不下去了，就要早日啟動離婚訴訟，解除之前的婚姻關系。

紅星新聞首席記者 韋星 攝影報道 發自湖南雙峰、貴州織金

編輯 楊珒 審核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