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九千里,唐一萬六千里,元朝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西北則遠過之,有難以里數(shù)限者。這是《元史·地理志》開篇的原話。
98年,一個不到百年的王朝,卻把中國疆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邊界。更要命的是——今天我們說的"省",第一次管到的西藏,第一次設官署的澎湖,全是它留下的家底。沒有這98年,中國大概率會走上歐洲的老路:碎成幾十塊,再也拼不回來。
一張地圖,定下七百年的省界
公元1279年,南宋在崖山覆滅。忽必烈面對的,是一個比漢唐疆域大得多的爛攤子。
北逾陰山,西到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這么大的地盤,怎么管?秦漢的郡縣制不夠用,唐宋的"道""路"也不行。老路走不通,就得開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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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行省"這個詞,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正式登場。
它的全稱叫"行中書省",最早是中央派宰相級官員到地方處理事務的臨時機構。忽必烈一拍板,干脆把臨時變成長期,把派遣變成駐扎。中央設中書省總領全國,山東、山西、河北歸中書省直轄,其余地方設十個行省。
這十個行省分別是:嶺北、遼陽、河南江北、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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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今天的中國地圖對照看,你會發(fā)現(xiàn)一件驚人的事——七百多年前劃下的這些線,輪廓和今天的省界已經(jīng)八九不離十。
更妙的是行省制的設計,元代行省制創(chuàng)立了一種"以行省為樞紐,以中央集權為主,輔以部分地方分權的新體制"。該體制的三個特點是:行省性質具有兩重性又長期代表中央分馭各地,主要為中央收權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權力,所握權力大而不專。
什么意思?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地方有權干活,但沒權造反。
宋朝吃過地方分權的虧,唐朝吃過地方割據(jù)的虧,元朝把這兩個坑都填上了。行省的官員是中央派的,軍隊是中央調(diào)的,財政要上交中央,但日常行政又能高效運轉。
這一套制度好用到什么程度?明朝照搬,清朝照抄,今天的省制依然在用。
元朝的行省制度,加強了對全國的管轄,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統(tǒng)一,是中國現(xiàn)代省制劃分的雛形,塑造了中國行政區(qū)劃體系與區(qū)域發(fā)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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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個不太恰當?shù)谋确剑簹W洲為什么始終拼不成一個大一統(tǒng)的國家?因為他們沒有發(fā)明出"行省制"這種能把廣袤土地裝進同一個政治框架的容器。而中國,在13世紀就把這道題解了。
——但這只是開始。真正讓后世感激的,是元朝把兩個地方,第一次實實在在地裝進了中國的行政版圖。
西藏歸中央、澎湖設官署,兩塊地從此回不去了
先說西藏。
在元朝之前,吐蕃和中原王朝是什么關系?和親、朝貢、互市,但從未真正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唐朝再強盛,對吐蕃也是"舅甥之國"的外交關系。安史之亂后,吐蕃甚至一度攻入長安。
這個局面,是忽必烈徹底改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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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年,西藏薩迦派第四代法王薩迦班智達應蒙古王子闊端之邀前往涼州(今甘肅武威),代表西藏各派僧俗勢力與蒙古王室建立了政治上的聯(lián)系。這就是著名的"涼州會盟"。
1260年,忽必烈封薩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為國師。1264年,忽必烈決定在中央政府中設立一個將管轄佛教和藏族地區(qū)事務結合起來的特別機構,這就是總制院。1288年,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桑哥,以總制院統(tǒng)領吐蕃各宣慰司軍民財谷,責任甚重,宜加崇異,奏請用唐朝皇帝在宣政殿接見吐蕃使臣的故典,改名為宣政院。
宣政院和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并列,是元朝中央政府的四大機構之一。
這是什么概念?這意味著西藏事務從此由中央政府直接管,和管江浙、管陜西是一個級別。
宣政院是元朝掌管全國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區(qū)軍政事務的中央機關,由帝師兼領。忽必烈始置總制院,后改為宣政院。自此,西藏成為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qū)域。
"自此"兩個字,重千斤。
元朝還在西藏干了幾件實事:清查戶口、確定貢賦、建立驛站、派駐軍隊、封王鎮(zhèn)戍。整個西藏被劃分為13個萬戶,上有宣政院和帝師,下有宣慰使司和萬戶府。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行政體系,至此建立。
再說澎湖。
宋元之前,臺灣和澎湖在中原王朝的視野里,長期是"流求"——一個時隱時現(xiàn)的海外島嶼。
元朝至元年間,朝廷在澎湖正式設立了巡檢司,隸屬福建同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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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就在這個時期,為了便于對流求的管理,在1292—1294年元政府在澎湖設立了巡檢司,隸屬于晉江縣、巡檢職位很低,只有九品,主要負責巡邏和查緝罪犯,并兼辦鹽課。澎湖巡檢司的出現(xiàn),說明元朝政府已經(jīng)在這個地區(qū)設置了行政管理機構。
官職不高,意義重大。
明朝沿襲,清朝繼承。1683年清軍入臺后,澎湖巡檢司的法理依據(jù),可以一路追溯到至元年間。一條700多年的法統(tǒng)脈絡,從這里開始鋪設。
這兩塊地,從元朝起就清清楚楚寫進了中國的行政檔案
一個王朝98年,留下三筆財富改寫中國走向
元朝只活了98年。比起漢唐宋明動輒兩三百年的國祚,它的壽命短得驚人。但它留下的東西,分量出奇地重。
第一筆財富:大一統(tǒng)的疆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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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地理志》開篇有一段話,氣魄非凡:"自封建變?yōu)榭たh,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朝怕北方游牧,隋朝搞不定東夷,唐朝頭疼西戎,宋朝邊患長期在西北。只有元朝,一次性把朔漠、西域、西夏、女真、高麗、南詔、江南全部裝進了同一個政治框架。
更關鍵的是,這種大一統(tǒng)從此成為后世王朝的"標準答案"。明朝繼承了元朝的疆域底子,清朝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如果說秦漢確立了"中國"的概念,那么元朝把"大中國"的物理形態(tài)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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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不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tǒng)多民族國家,而且其制度、文化對后世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深刻影響了明清和近代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走向。其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奠定了明清時代的大一統(tǒng)和政治制度的基礎。
第二筆財富:多民族交融的格局。
元朝近百年間,蒙古族、漢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的先民,第一次在同一個國家的同一套行政體系下共同生活。
回族這個民族,就是在元朝時期開始形成的。大量中亞、西亞的穆斯林隨蒙古軍隊東遷,與各族通婚,最終演化成今天的回族。藏傳佛教薩迦派的高僧八思巴,按照藏文拼音方式為忽必烈創(chuàng)制了"八思巴文",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種官方推行的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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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民族交融,給后來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打下了基礎。
第三筆財富:東西方的大通道。
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后,意外打通了一條從大都直達地中海的商路。驛站連通,關稅統(tǒng)一,治安有保障。英國人克里斯托福·道森在《出使蒙古記》中寫道:軍隊過去之后,他們就把這條道路開放給商人和傳教士,使西方和東方在經(jīng)濟上和精神上進行交流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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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就是在這條路上來的中國。他回去后寫的那本書,讓歐洲人第一次看清了東方的樣子,間接催生了后來的大航海時代。
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借著這條通道流向阿拉伯和歐洲。這三樣東西后來在歐洲掀起了多大的浪,不用多說。
回過頭看,元朝98年其實就干了一件事:把"中國"重新定義了一遍。
定義了它的邊界,定義了它的制度,定義了它的民族構成,定義了它和世界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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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元朝呢?歷史無法假設,但有一個參照系可以看——同時期的歐洲,正在加速碎片化。神圣羅馬帝國名存實亡,意大利、德意志各自分裂成幾十個邦國。直到今天,歐洲也沒能拼成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
而中國,因為元朝奠定的那張大版圖、那套行省制、那個"天下一家"的政治理念,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短命的元朝,留下了一份長命的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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