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秉性下的形色眾生

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在其代表作《伊斯坦布爾》的扉頁上留有一句膾炙人口的題記：“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于這個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奧斯曼帝國500余年的文明興衰，匯聚成一股揮之不去的“呼愁”，籠罩在帕慕克的幾乎每部作品之上；無獨有偶，同為歷史古都的北京、南京、杭州，也將它們獨一無二的城市秉性深植于形色眾生的血脈，鍛造出千行百業鮮明各異的思維氣質。

AI制圖

北京的文人

生于南方、客居北方，學者季劍青在教書育人之余的寫作，基本上都沒有離開過他腳下的那片北方土地。在以民國北京的大學教育、文學生產、歷史記憶、飲食文化為主題創作了多本專著后，季劍青新近又出版了《京華斯人：民國北京的文人與學者》一書——新辟的文人學者題材，豐富了季劍青“民國北京書寫”的內涵。

在《京華斯人》的自序中，季劍青開宗明義，先陳述了自己眼中的北京風貌，這里“自有一種雍容闊大的格局，然而這種‘帝都’氣象卻又與某種平民氣質奇妙地融為一體”；緊接著，又介紹了自己鐘情的北京格調：“我喜歡的是北京的那種沉穩和大氣，那種不雕飾的樸素。我喜歡他的煙火氣，雜亂中蘊蓄著某種綿長的生命力。”“雍容闊大”及其背后的“宏大敘事”，自然是北京與生俱來的鮮明特征，但季劍青刻意將“斯人”這個極其強調個體的詞語植入書名，更是昭示著他對民國北京文人特立獨行風骨的贊許：他們雖然無法絕緣于風起云涌的“京華”敘事，但又全力維系著清醒獨立的“斯人”立場。

《京華斯人：民國北京的文人與學者》，季劍青 著，文津出版社2026年出版

同樣“生于南方、客居北方”的張恨水，是季劍青在《京華斯人》中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天然的地緣關系，讓季劍青和張恨水有了跨越百年的心靈契合。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張恨水是只寫風花雪月的“通俗消遣作家”，但事實上，對于“都市的熱鬧繁華”，張恨水從來都不是無原則的“完全擁抱的態度”。季劍青以張恨水的早期作品《春明外史》為例，詳細剖析了小說主人公楊杏園的這一立場。身為記者的楊杏園，出于探訪趣聞秘事的職業需要，常常游走于北京南城的各類游藝場所，但他并非甘愿沉淪于龍蛇混雜的娛樂場，而是決意搬離南城的物質喧囂，以跳離的態度來旁觀這座風月場里的輕浮、虛偽和墮落。文人楊杏園很大程度上正是文人張恨水對現實的心理投射，楊杏園與現代物質文明若即若離的態度，又恰恰暗合了季劍青對張恨水的評價：“他有強烈的興趣和好奇心去觀察和了解北京的都市生活，但他又沒有完全沉醉其中，而是時時投之以冷靜反思的目光。”

《京華斯人》中還記敘了老舍、周作人、顧隨、梁思成、張次溪等多位北京傳統文人的軼事和作品。比如，剖析了老舍在《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對民國北平守舊安穩的舊思想的批判，當《四世同堂》中的韻梅說出“別管天下怎么亂，咱們北平人決不能忘了禮節”時，丈夫祁瑞宣不自覺地發出的唾棄以及“做了亡國奴還要慶壽”的駁斥，又何嘗不是老舍本人風骨的復刻。又比如，撕掉了顧隨的民國“舊文人”標簽，并將其從單一的“學者”身份中抽離出來，一步步地鋪陳出他在詩詞、小說等多文體創作中熠熠生輝的新思想、新觀念，而顧隨對獨立個性的追求，又何嘗不是季劍青意欲貫穿《京華斯人》的主線。

南京的食客

“大蘿卜”是形容南京人最為耳熟能詳的別名，南京作家葉兆言在散文《六朝人物與南京大蘿卜》中，就曾對“大蘿卜”這一稱謂進行過分析，他認為“大蘿卜”最典型的特征是“實心”，而“實心”所代表的正是南京人骨子里的“淳樸、熱情和保守”。有趣的是，在葉兆言好友余斌所著的《南京味道》中，這些頗為典型的南京性格，全都在食客們的飲食偏好中得到了形象生動的折射。

論及“文學家中的美食家”，自古以來名頭最大的算是蘇軾，而影響最大的則當屬“學院派”的袁枚。中年從官場退隱，袁枚在南京一住就是40年，早已是名副其實的“南京人”；晚年，袁枚以畢生心得創作《隨園食單》，羅列326種菜肴烹飪技藝，可謂一部南京美食的“實操手冊”。

《南京味道》，余 斌 著，譯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余斌收錄于《南京味道》的40余篇“吃貨筆記”中，分量最重的就是《隨園與〈隨園食單〉》。余斌詳述了南京人對《隨園食單》的偏執：“前些年杭州人到廣東推廣杭菜，一大看點就是推出的一些菜品系自《隨園食單》而來。南京人不服氣，好像杭州人是拿了我們的本錢去做生意，繼而要做真偽之辨，說那是胡來。”余斌的描述神情畢肖，畫面感極強，南京人骨子里的淳樸也由此可見一斑。除此之外，余斌還以《隨園食單》里各色菜肴的選料和烹飪為例，生動闡述了袁枚的飲食價值觀，他排斥以烹飪為名義對牲畜施以酷刑，稱“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可謂是對“殺生不虐生”的生動踐行；他排斥浪費食材，不厭其煩地舉例提醒廚師“不必少取多棄”；亦以燉生敲等傳統美食為反例，批判了對食材原味的破壞，稱“制鱔為炭，殊不可解”，袁枚在烹飪中所提倡的“返璞歸真”，又何嘗不是另一維度的“淳樸”。

在《南京味道》的其他篇目中，余斌仍舊是“顧南京美食而言南京秉性”。在書中的《龍蝦風暴》一文中，余斌詳細敘述了南京人對盱眙龍蝦的態度轉變，既折射出南京人與生俱來的保守、謹慎，又展現了他們并行不悖的變通、開放。此外，《斬鴨子》《吃鴨及其他》等有關“鴨”的十篇短文，表面上書寫的都是南京人的“吃鴨”熱情，實則透視出他們始終充沛昂揚的生活態度。

杭州的商賈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現如今，當人們感慨于杭州這片熱土竟集聚了阿里巴巴、吉利汽車、榮盛控股、網易網絡等一大批如雷貫耳的民營企業，并且毫無爭議地坐擁“全國民營經濟第一城”的殊榮時，定然也認識到，是自古厚積的商業基礎，締造了杭州人的善賈基因；是杭州“強大的生命力和包容精神”“勇于創新、追求自由的精神內核”（王旭烽語），從根本上成就了杭州堪稱輝煌的商業傳奇。

籍貫寧波的吳曉波，自大學畢業后就定居杭州，其間當過新聞記者、財經作家，也做過出版商、投資人，除了一直和經濟打交道，寫過為數不少的財經書籍外，吳曉波還出版過一本看似不務正業的隨筆集《人間杭州：我與一座城市的記憶》。大歷史也是個人史，《人間杭州》以個人化的筆觸拾掇了杭州5000多年建城史中的重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有悲歡也有離合、有從容亦有扼腕，但萬宗歸一，又無不發自杭州山水人文的朝夕浸染，源自杭州城市精神的血脈滋養。

《人間杭州：我與一座城市的記憶》，吳曉波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

山水人文中有商業傳奇，城市精神中也有商業基因，《人間杭州》中的諸多文章就是對此生動的詮釋。比如在《騷動的“不眠之城”》中，吳曉波用頗為形象的比喻，描繪了杭州搶抓直播產業風口、構建直播產業生態的鮮明成效，“如果你在湖濱銀泰in77的上空丟一塊石頭，隨便砸到一個‘網紅’，都可能擁有50萬粉絲”，透過杭州濃厚的新興產業氛圍，杭州人“勇于創新”的性格底色也展現無遺。又比如在《胡雪巖的敗局之夜》中，吳曉波重現了胡雪巖聯合江浙商人密謀打破洋人壟斷生絲價格的會晤場景，雖然這場“中國近代商業史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因時局變動而宣告傾覆，但胡雪巖對西方資本壟斷的絕地反擊，又何嘗不是來自杭州“追求自由的精神內核”的驅動。

杭州人深信，是“雞毛換糖”的代代傳承，鑄就了杭州誠信立商的精神根基。在《人間杭州》中，吳曉波沒有大張旗鼓地贊譽杭州商人的誠信，但字里行間又無不深藏此意。胡慶余堂的末代學徒馮根生，在很多年以后仍然記著藥房正堂上那塊寫著“戒欺”的大匾，并且“總覺得那塊匾的上面站著一個很嚴厲的祖宗”（《“熱來尋扇子，冷去對美人”》）；作為清朝難得的商業奇才，胡雪巖最典型的品質就是“注重誠信”，由他創辦的阜康銀號更是以“信用最好”才做成了錢莊寡頭（《胡雪巖的敗局之夜》）；出身巨富之家的張靜江，28歲邂逅孫中山時，承諾“日后如果孫需要錢，可以拍電報給他”，“兩年后，孫中山為發動廣州起義籌錢，試著發了一封電報，居然真的收到了錢”（《西湖邊的博覽會》）。在《人間杭州》的開篇，吳曉波寫道：“每一代人、無數的靈魂，都在它（城市）的肌膚上烙下印記。”的確，眾生生息于此，都成為城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成為城市氣質密不可分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