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仕途十四年貶謫，弟弟蘇轍卻官至副國級，結局為何天差地別？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二十四歲那年，蘇軾獨自赴鳳翔上任，在驛道霜塵中寫下這句詩。這是他仕途的起點，也造就了“雪泥鴻爪”這個禪意盎然的成語。

少年得志，氣干青云。蘇軾自然也希望能在政壇上大展拳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有趣的是，論后世聲名，蘇軾遠勝蘇轍。但站在兄弟二人身處的時代，就所掌握的權力與可供調配的資源而言，蘇軾在官場一直是“邊緣人物”，遠不及弟弟蘇轍。

蘇轍曾官拜門下侍郎和尚書右丞，相當于今天的副國級高官，是當朝宰執(zhí)團隊的核心人物。

反觀蘇軾，他從未進入帝國的權力中樞。自攪入新舊黨爭，經歷“烏臺詩案”后，他的政治生命就走向了一場漫長的下墜，被貶謫蠻荒之地，再無力影響國家的政策路線。

于是，我們驚訝地發(fā)現，蘇軾在二十四歲的詩詞中，就道盡了“宿命”二字：

渺小的個體，面對時代洪流的沖擊，不過是一粒毫無存在感的塵埃。

縱使這粒塵埃在自我的時空中，努力騰挪縱橫，也抵不過時代紛揚雪花的輕盈一抹，恰似飛鴻踏雪泥。

（二）

中國士大夫從政的最高準則，或可凝為五個字：

從道不從君。

問題在于：何為“大道”？不同立場、不同經驗的人，理解截然不同。當“道”被兩派持不同路線的人各自闡釋，沖突便不可避免。

最終陷入“一個道字，各自表述”的羅生門。

熙寧二年，王安石進入帝國中樞，掀起轟轟烈烈的變法改革。大宋朝堂很快便撕裂為新舊兩黨，終日爭吵不休。

這里有一個關鍵背景常被忽略：

至少在熙寧變法之初，在我看來其實很難用忠臣大戰(zhàn)奸臣，或者“君小之爭”這樣的標簽去簡單概括。這與熙寧后期，尤其是元佑時期的惡性黨爭，是有本質區(qū)別的。

熙寧之初，所謂新舊兩黨的較量，本質不是權力爭奪，而是治理觀念之爭，是雙方對“道”的理解不同。

即爭斗的雙方在底層動機上， 都想把國家搞好——王安石目睹帝國積弊，認為非大變不足以救國，其道在于“因時變法”，以國家權力重構社會經濟；司馬光基于執(zhí)政經驗，警惕激進改革對秩序的沖擊，其道在于“持重守成”，以漸進改良維護穩(wěn)定。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蘇軾的“舊黨”身份才值得重新審視。他反對變法，不是政治站隊，更不是與王安石有私怨。

彼時，御史呂誨、劉琦和諫院范純仁等官員，陸續(xù)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遭到罷免。

這篇奏折的后果，是蘇軾的名字，也被添進了罷黜官員的名單之中。幾個月后，在王安石的授意下，御史謝景溫發(fā)難彈劾蘇軾，蘇軾因此被迫乞補外任。

熙寧四年，蘇軾被外任為杭州通判。

在獄中，他為弟弟蘇轍留下訣別詩：“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催人淚下之余，已是抱必死之心。

再之后，罪人蘇軾被貶黃州、徙汝州、知登州……從外任杭州開始算，至宋神宗駕崩，舊黨復起，蘇軾才再度奉召回京。

這中間，整整過了十四年。

（三）

再次站在東京的宮門前，蘇軾的內心恐怕并沒有多少欣喜，雖然汴梁的街巷依然熱鬧，但政治斗爭的陰霾寫在每一個人臉上。

離京十余年，新舊兩黨的纏斗，已是“為了政治斗爭而政治斗爭”，曾經的觀念之爭，已變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之爭。

不同的是，這一次是反對變法的舊黨，占據了上風。司馬光在太皇太后等守舊勢力的支持下，執(zhí)掌相權。

當年王安石執(zhí)政時，新黨對舊黨的“大罷黜”，蘇軾作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內心自然是驚詫、委屈、不甘的。

但司馬光上臺后，開啟了一輪同樣轟轟烈烈的針對新黨的“大清洗”，蘇軾看著那些曾經迫害過自己的人，一個個被貶斥、被流放、被定罪，內心卻也并沒有多少暢快，反而依然是惆悵、惶惑、憂懼的。

黨同伐異，這不是蘇軾所希冀的政治土壤。

只是，這次被打擊的是新黨。“車蓋亭詩案”的主角不是別人，正是“烏臺詩案”時期風頭無兩的宰相蔡確。

當年的縱火者，終于被同一把火反噬，真有點“天道好輪回”的意味。

可惜蘇軾的呼吁好似飛鴻踏雪，蔡確最終被貶至嶺南，凄慘地死在那里。

（四）

當初王安石為快速地推行新法，手段凌厲地罷黜了許多反對變法的官員，這種手段為蘇軾所鄙夷。

如今司馬光上臺，人間卻凜冽依舊。在啟用舊黨的同時，司馬光全面罷廢新法，同時以雷霆手段迅速清洗了朝廷內的新黨勢力。這些做法，亦為蘇軾所不恥。

責人易，責己難。王安石得勢時，司馬光沒少陰陽怪氣地批評王安石不辨忠奸、任用宵小、不容異議。可他司馬光當了宰相，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漸漸的，蘇軾與這位舊黨領袖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譬如二人對免役法的爭論。司馬光視王安石變法為毒草，主張凡是新法，都應盡數廢除。

對免役法，蘇軾也曾上書反對。但離京的這十多年，蘇軾一直在基層輾轉，他個人對新法也有了更為現實的觀察與思考。

這時的蘇軾，主張對待新法應該“校量利害，參用所長”，就是不該抱著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思維，對新法一棒子打死。綜合基層實踐經驗來看，新法是有一些可取之處的。

一句話總結就是：

王安石的新法未必盡善盡美，但完全廢除回歸舊制度，于國于民則是更大的災難。

其實這其中有一個樸素的政治常識：

變法之前，包括司馬光、蘇軾在內的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大宋帝國的政治、財政、軍事體制均已病入膏肓，必須進行一場徹底改革。

如今舊黨指責王安石的改革把國家搞壞了，只要廢除新法回歸舊制度，國家就可以大治。

可一個樸素的邏輯是：

全面廢除新法，回歸舊制度，那么此前舊制度的種種弊端與危害，就會突然消失嗎？

顯然天真。

（五）

揀盡寒枝不肯棲，

寂寞沙洲冷。

這首詞寫于蘇軾被貶黃州時，彼時他并不能預見神宗的突然崩殂，更不會想到自己還能有朝一日再回東京，但這首詞精確地寓言了蘇軾仕途后半程的軌跡。

司馬光的宰相并沒有當多久，那時他已百病纏身。這位舊黨的領袖去世后，蘇軾本有拜相的可能，當時坊間都傳言，蘇軾要登上相位。

此時蘇軾從一個七品貶官，八個月內火箭式地升到了正三品，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這個官職向來被視為“將相之儲”。在這個位置上，蘇軾只要再進一步，就是二品執(zhí)政（副宰相），即可邁入帝國權力中樞。

做宰輔，蘇軾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他本可以走向權力頂峰，本可以更“成功”一些——如果他學會站隊，如果他學會閉嘴，如果他學會構陷異己的話。

但并沒有。對于黨同伐異的政治斗爭，蘇軾無比厭倦。

此時就連“舊黨”本身，也已矛盾重重，到后來竟然分裂成了三股勢力，即蜀黨、洛黨和朔黨。

東京已陷入到一場政治斗爭的狂歡之中。蘇軾無力改變這一切，只帶著“一肚皮不合時宜”，再一次去了杭州。

蘇軾去世后，政敵劉安世有一段公允的評價，他說蘇軾生前既不容于舊黨，亦不容于新黨，但他胸中有大節(jié)，不是隨波逐流、見風使舵的人。

從“應似飛鴻踏雪泥”到“揀盡寒枝不肯棲”，蘇軾此生的尋道之路，答案已經十分明晰：

個體在時代宏大的敘事下，面對歷史厚重的折頁，的確如“雪泥鴻爪”一般脆弱、沒有存在感。

但再渺小、再無力、再蒼白的個體，依然在精神上、選擇上、行動上，仍有可為，亦有不可為。

一個人，雖然無力對抗時代的洪流，但是，至少可以選擇不成為這洪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