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10月28日，上海共舞臺的后場像一口沸騰的大鍋，梅蘭芳、周信芳、田漢都趕來給蓋叫天祝壽。鑼鼓剛停，劇場頂棚的彩綢還在晃，他舉杯敬客人，聲音沙啞卻響亮：“活過七十不容易，還能翻身，更不易！”臺下掌聲像海浪，一浪高過一浪。
那晚的盛景不到十六年便成回憶。時間跳到1972年8月，北京中南海燈光昏黃，國務(wù)院值班室送來一份文化口的月報。周恩來批紅圈時，忽見“蓋叫天遺骨安放建議”一句，心頭一震。他抬頭問機(jī)要秘書：“蓋老去世多久？”秘書噤若寒蟬，“兩年前”。總理手中的鉛筆啪地折成兩截，“他死了，為什么瞞著我？”一句話擊碎夜色。
要理解這聲質(zhì)問，得把鏡頭拉回三十年前。1923年，蓋叫天在上海遭“票房聯(lián)盟”封殺，九年沒站過大臺口，靠賣字畫、教徒弟糊口。有人勸他向青幫頭目低頭，他卻只冷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給觀眾唱戲，不給誰陪酒。”倔脾氣從那時就刻在骨頭里。
1937年淞滬會戰(zhàn)后，租界內(nèi)外一片焦土。日軍點名請“海上第一武生”出面唱《鐵公雞》。報紙廣告排他第一位，他卻拎著包跑到松江郊外釣魚。日憲兵荷槍實彈找上門，問他為何不到場。他兩手一攤：“我和老婆都識不了幾個字，哪知道登了廣告？再說，我這條老腿前年才折過，跳不動啦。”頭目沒了下文，堂會不歡而散。
抗戰(zhàn)勝利后，上海灘人來茶往，票友們湊份子請他復(fù)出。蓋叫天把錢推回去，“先修鄉(xiāng)下祠堂，蓋座義學(xué)，再唱也不遲。”臨行前，他只帶走一只舊行李箱：幾本戲譜，幾把刀槍，外加一頂早年自制的獅盔。
1949年春，西柏坡燈火通明，彈指一揮，全國即將改天換地。夏衍接過周恩來的任命書，要他飛赴上海安撫文化界。臨行前，總理交代四個名字：梅蘭芳、周信芳、蓋叫天、袁雪芬。“他們是文脈，”周恩來叮囑，“要讓他們安心。”
同年冬天，第一屆全國文代會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蓋叫天第一次穿中山裝，左手拄杖，右手袖口里悄悄攥著一塊自小就帶的“老洞”手巾。間隙里，他和周恩來在長廊對坐。蓋老語速很快：“我沒念過書，可明白一條——唱戲得為公家，不能光顧自己口袋。”周恩來笑著把茶盞移過去：“新中國的舞臺歸人民，您放心唱。”
1950年代初，上海天馬電影制片廠奉命拍《武松》。蓋叫天幾十年真刀真槍的把式，全剪進(jìn)35毫米的膠片。每場戲拍完，他必對演員說一句：“來，再練一趟，別偷懶。”小武生被他逼得腿肚子直哆嗦，卻沒人敢說苦。
1957年5月，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tuán)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周總理安排兩臺晚會，卻偏不讓蓋老上全本。蓋叫天心里犯嘀咕，托人帶話：“翻個跟頭也行啊。”總理笑著約他見面，“英雄對英雄，今兒您別演，陪我坐席。”蓋叫天哈哈一笑，“這安排妙。”終還是在觀眾起哄中演了十分鐘《打店》，甫一亮相，全廳起立。
日子像戲臺旋子，一轉(zhuǎn)就到三年困難時期。糧油緊張，蓋叫天因浮腫進(jìn)了醫(yī)院。文化部月初報表里剛寫上“蓋叫天今日無肉蛋”等字，周恩來批示：立即解決。第二周，半只雞、一斤魚、六個雞蛋按時送達(dá)。老先生撫蛋殼半天，轉(zhuǎn)手讓徒弟們分了，只留一條鯽魚燉湯。
1970年1月14日，蓋叫天度過83歲壽辰，第二天急性感染去世。家屬擔(dān)心總理勞心，沒有馬上通報。此后“文革”風(fēng)云迭起，許多人自顧不暇，訃告一直沒上報。1972年，文化部整理文藝?yán)锨拜吷顮顩r文件，才把“蓋叫天逝世”寫進(jìn)附件。于是有了開頭那一幕。
怒氣稍平后，周恩來吩咐：“立刻派人去浙江，看望家屬，料理后事。”同年秋，浙江省革委下文籌建“蓋派藝術(shù)研究組”，搜集劇本、道具、影像。1978年9月18日，杭州玉皇山麓的安息堂里，鑼鼓再響，《一箭仇》鑼聲鏗鏘，蓋家后人抱著骨灰盒踏上臺階，舊友淚如雨下。
很多年過去，蓋派聲腔仍在舞臺上響亮。每當(dāng)武生演員飛身一撲、虎翻上場，總有人輕聲念一句：“好個蓋叫天！”這聲音，小，卻扎實；淡，卻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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