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個越來越危險的日本”系列評論之九 日本如何一步步改變“和平國家”話術

劉慶彬

近日有網民發現，日本外務省網站還保留著一個關于“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歷史”的頁面。頁面停留在2015年（日本戰后70年）前后的語境里，彼時的首相還是安倍晉三。乍一看，好像是外務省十余年沒有更新這塊內容。但仔細核查會發現，它似乎是故意保留了一塊曾經對外展示“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發展歷程”的歷史櫥窗。

2015年后，日本外務省并沒有完全放棄“和平國家”這個提法。后來的《外交藍皮書》仍然繼續使用它，只是用法已截然不同。這個舊網頁就像一張定格照片，保存著日本“和平國家”曾經的樣子；后來的《外交藍皮書》則像一組連續影像，顯示這一概念如何被不斷加上修飾語，如何被接入新的安全框架，如何從戰后反省話語逐漸變成國家動員話語。

2015年是一個分水嶺。那一年是戰后70年，那一年的《外交藍皮書》第一章專門設置“戰后70年：作為和平國家的發展歷程”，下設“作為和平國家的戰后日本”等小節。其正文開篇即寫道：“日本之所以能在國際社會中堅持走和平國家道路，其根源在于，它在深刻反思過往戰爭的基礎上，立下了永不言戰、堅守和平的誓言。”這就說明，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原點，是建立在深刻反省二戰之上的“不戰與和平誓言”。這句話里的“和平國家”，不是對外傳播標簽，更不是給擴軍做鋪墊的話術，而是來自戰敗、反省、不戰、和平的誓言。

然而，2015年版《外交藍皮書》已經埋下伏筆。同一份文件中，日本一方面說著“對過往戰爭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卻寫入“基于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和平國家”一旦被加上修飾詞“積極的”，重心就發生了轉移。過去的“和平國家”，是不戰、克制和反省，也是限制國家軍事權力。“積極的和平主義”，則強調日本要更主動地參與構建國際安全秩序，在全球范圍內體現更多的存在感。表面仍是“和平”，實則日本已經從“以不戰約束國家”轉向“以和平名義擴展國家行動”。 至此，“和平”被戰略化了，變成日本對外行動的理由。

之后，“和平國家”逐漸變成一種話術。2022年，外務省仍然寫道：“戰后，日本始終堅持走和平國家道路，為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這句話看起來和2015年時沒有太大區別，但它所在的語境已經變了。2022年的敘述不是在展開戰后70年的歷史反省，而是在“日本外交展望”里把“和平國家”作為日本外交信用的來源。它說的是，日本通過這些努力獲得的“信賴”，是今天日本外交的基礎。由此，“和平國家”從歷史反省概念，變成日本的外交資本。它的功能不再以約束國家行為為主，而是用來證明日本有資格在國際秩序中主動發揮更大作用。

2023年后，這個變化愈發明顯。外務省繼續說日本戰后“始終堅持走和平國家道路”，但隨即話鋒一轉，談及“日本正面臨戰后最為嚴峻復雜的安全保障環境”，并銜接到2022年12月制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這時，日本試圖完成一個邏輯轉化。它在用“和平”包裝“再軍事化”，用戰后積累的信用為當下的“安全國家化”背書。

2025年版《外交藍皮書》依舊寫道：“戰后，日本始終堅持走和平國家道路，為亞太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并致力于維護和強化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國際秩序。”此時，“和平國家”已被嵌入“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國際秩序”框架。于是，“和平國家”從一個戰后日本自我約束的概念，變成日本參與陣營政治和安全重組的正當性來源。

可見，2015 年后，“和平國家”這一原本以反思歷史、堅守不戰為核心的政治概念，已很少被日本單獨使用。這一說法雖仍被沿用，其內涵卻不斷被附加新的解讀。

日本先是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繼而演變為“立足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此后又不斷延伸，相繼出現“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國際秩序”，以及“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自由開放的印太”等表述。它的修飾語層層疊加，前綴、后綴、副詞、形容詞日益繁復。每增加一個修飾語，原來的不戰意味就淡一分。每嵌入一個戰略框架，原來的戰后反省就弱一分。

語言的變化從來不是小事。一個國家怎樣修飾“和平”，就體現為它正在怎樣破壞和平。2015年，日本在談“走和平國家之路”，核心落腳點是“對過往戰爭的深刻反省”與“永不言戰、堅守和平的誓言”，其內在邏輯是以歷史教訓約束當下的國家行為。到了2025年，同樣是“走和平國家之路”，關鍵詞已然變為“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以及“主動進取的外交”。前者把和平當作邊界，后者把和平當作資源。前者讓日本抑制國家軍事沖動，后者讓日本擴大安全角色。前者說，日本因為有過戰爭罪責，所以必須克制。后者說，日本因為走過和平道路，所以更有資格主動介入國際秩序。

這就是日本對“和平國家”概念的再編碼。過去，“和平國家”是一種自我限制；現在，“和平國家”變成一種自我授權。過去，“和平國家”提醒日本不能再成為戰爭發動者；現在，“和平國家”被用來證明日本可以“再軍事化”。過去，“和平國家”是對亞洲的承諾；現在，“和平國家”更多是對美國和西方秩序的投名狀。過去，“和平國家”是一道剎車；現在，它越來越像日本踩油門前的說明書。在這個意義上，高市政權被稱為“新型軍國主義”，一點都不冤。當一個政權主動把戰爭準備、長期危機和國家生活重新綁定，把“和平國家”的歷史招牌改造成持久備戰的政治動員詞，那么它就已經不只是右傾化，而是在推動日本步入“新型軍國主義”的門檻。就此而言，圍繞“和平國家”的這個變化，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作者是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前橫濱國立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