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美國文字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說：讀書必有取舍，因為人沒有足夠時間讀盡一切。這正點出了編選各種“讀本”的必要性。布魯姆還認為，好的文選能讓經典在當下語境中獲得第二次生命。在我看來，選本之好，不在于簡單堆砌篇章，而在于編排中織就知識圖譜、勾陳文本意義，本質上是一個知識生產和重建的過程。
以此標準衡量，王為松編選的《出版的品格》堪稱一部好選本。編者從業三十余年，始終讀書、編書、寫書，曾以“如果沒有書，我會在哪里”表白終身托付出版界的心跡。在職業生涯收官之際，他以這本書為“什么是好的出版”做了思考總結。
全書分“以出版為志業”“閱讀與思考”“出版與未來”三部分，探討“出版是什么”“今天如何做出版”“未來出路”等話題，選文作者多為當代出版業界與學界的代表人物。布魯姆編《西方正典》只選26位作家，曾被視作過于個人化，他的解釋是“一本書容納不下400位人物”，遂附了一份長書目。《出版的品格》后記亦言：“我選的大多是我所熟悉了解的作者，或者說是曾經打動過我的文字。”可見“自己喜歡的文字”仍是重要標準，但透過全書，仍能清晰看出資深出版人對出版底層邏輯的思考脈絡。
書中論題涵蓋張元濟、王云五、陳原、范用、點校本《二十四史》，“漢譯世界學術名著”“走向世界叢書”“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讀庫”“牛津通識讀本”，《章太炎全集》《陳寅恪文集》《唐五代詩全編》等，基本覆蓋了現當代出版界與學界關心的核心內容。圖書出版是知識積累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工作，需要使命意識、歷史擔當、專業精神、開拓視野和嚴謹態度。借書中范軍先生的話：“出版本質上是理想主義者的事業”，因為出版對讀者、社會、國家和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貢獻，主要在精神文化方面，而非經濟方面。中國出版界需要能舍棄過分功利、有文化擔當和理想情懷的出版家。書中董秀玉先生的《范用——為書籍的一生》便為這樣的出版家做了生動畫像：相對于職業化出版，文人化出版有更多獨立思想、個人化興趣和文化追求；像范用先生那樣的編輯主導型出版家必須愛書、愛讀書、愛思考，有文化責任感、職業敏感和服務意識，還要眼界高、關注細節、步步到位。由此看，“品格”一詞若用一個英文詞對應，首當其沖便是“calling”，即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志業”——以出版為志業，就是聽從神圣事業的感召，將出版活動與自己的生命連接，傾盡一生為之付出。
出版既是文化事業，也是特定類型知識產品的生產與傳播活動，具有顯著的產業特征。《出版的品格》也照顧到這個面向，編選了關于學術期刊、印刷技術、數字出版等話題的文章，討論知識重構與技術變遷下的未來出版圖景。如陳昕先生《我的出版觀》所揭示：從產業角度觀察出版，離不開內容、技術和資本三個維度。內容永遠是根本，需要堅持長期主義和質量至上；技術是手段，必須跟上迭代步伐；資本是重要推動力，必須順應產業變革。而三個維度之外，關鍵在于“人”——“沒有一批充滿理想又腳踏實地、熱愛出版又耕耘奉獻、高瞻遠矚又善于謀劃的出版家，沒有一支懂出版、知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出版人隊伍，出版產業的轉型、創新和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
與其他選本不同的是，編選者還特別重視出版業界和學界之外的一批人文學者的著述。這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與編者一起編選《另外一種散文》時，所選對象主要是“學者散文”。如今，《出版的品格》把相當篇幅留給了葛兆光、王曉明、陳思和、李長聲、愷蒂等人文學者所寫的“另外一種出版”，為讀者帶來了出版專業人士可能忽視的“另類”思考維度。
經典化是文化積淀、知識合法化與權威化的重要途徑，每個時代都有其正典化焦慮；對于編輯出版這門相對年輕的學科，這種焦慮更深重，尤其是在構建自身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時又遭遇“視聽的誘惑”與人工智能大潮。在這樣的語境下，《出版的品格》適逢其時。編者在后記中說，選在這本冊子里的文章，是“集眾家之所長，來探究出版的品格……給后來的現代出版人一個簡明的讀本，讓他們可以快捷地了解曾經輝煌的傳統出版的真義”。通讀全書可以發現，這部“現代出版人的簡明讀本”，對于編輯出版學加快構建和完善自身的學科體系與知識體系，功莫大焉。
《出版的品格》
王為松 編
光啟書局
原標題：《從業30余年，他編了一本出版人的“答案之書”》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肖雅文
本文作者：季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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