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清史稿》《譚嗣同全集》《戊戌政變記》（梁啟超著）《仁學》（譚嗣同著）《湘報》歷史檔案、湖南省文史研究館《忠烈才女耀千秋——譚嗣同夫人李閏傳奇》（黃禹康著）、《譚嗣同遺墨》集（湖南博物院）等相關(guān)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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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7日，入夜之后，北京，刑部大牢。
油燈只剩了小半截，燈芯被穿堂風壓著，一明一暗地抖。墻縫里的潮氣一陣一陣往上逼，把整座牢獄壓得氣味難聞。
九月末的北京，白天還有些暑熱，到了深夜，寒意就直接從地里往上鉆。
更夫的梆聲，一聲接一聲，從院墻外傳進來。
這是譚嗣同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個夜晚。
三天前，1898年9月25日，他在北半截胡同41號瀏陽會館的住處被捕，關(guān)押進刑部大牢。
押他進來的時候，他沒有掙扎，也沒有喊冤，牢門鎖上去的聲音，他聽著，沒有任何表情。
同關(guān)在這里的，還有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個人，明天一早，將被推上囚車，押赴宣武門外的菜市口，以"變法亂黨"的罪名，斬于市。
從被捕到行刑，中間只隔了三天，連正式的審訊都沒有走過——這在清朝歷史上，屬于極為罕見的快速處決。
慈禧太后對這六個人，是連最基本的司法程序都不想維持的。
就在這個夜晚，刑部大牢的走廊里出現(xiàn)了一個不該出現(xiàn)在這里的人。
是個女人，素色衣裳，手里提著一個布包袱，步子壓得極輕，腳踩在濕漉漉的地面上，幾乎聽不見聲響。
走廊兩端的看守，今晚格外安靜——一個在角落里打盹，另一個被人提前打點過，低著頭，裝作沒看見。
這個女人叫李閏，是譚嗣同的妻子。
她從湖南長沙趕來，把家里能變賣的首飾器物全部脫手，一個守門的打一個，挨個打通，才換來今晚這條路。
進了牢房，看見譚嗣同的那一刻，她沒忍住，當場跪下去，哭出了聲。
她看見的，是滿身傷痕、皮開肉綻的丈夫，坐在一堆稻草上，面前擺著筆墨，神情出奇地平靜。
兩個人隔著這座等待行刑的牢房對望，都沒有先開口。
后來，李閏說出了她這一趟趕來的目的——就算不能出去，至少讓她為他留下一條血脈。
譚嗣同的眼眶紅了。他含著淚，沉默了很久，然后說出了他的拒絕。
【一】死過一次的人，活法必然不同
1865年3月10日，譚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
父親譚繼洵歷任戶部郎中、甘肅道臺，官至湖北巡撫。
這個出身，照著清朝的慣例，應當給譚嗣同鋪好一條路——讀書、科舉、入仕，然后接過父親的那根接力棒，往上混。
可事情沒有按這條路走。
光緒二年（1876年）春，北京爆發(fā)白喉病，譚嗣同的母親徐五緣和大哥譚嗣貽、二姐譚嗣淑相繼染病去世。
譚嗣同亦染病昏迷三日才蘇醒，此后臥床不起，至五月方才痊愈。
譚繼洵因此為他取表字"復生"。
死過一次的人，對很多事情的看法會和別人不一樣。
譚嗣同日后在文章里多次提到自己字"復生"的由來，語氣里沒有后怕，只有一種撿來一條命之后對這條命的認真打量。
母親死后，繼母盧氏接管家務。
譚嗣同與盧氏關(guān)系不睦，連同與父親譚繼洵的關(guān)系也受到影響。
父親是保守派，一心要兒子走科舉正路，可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對八股文就毫無興趣，他曾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直接表明了自己對這套制度的態(tài)度。
1884年，譚嗣同選擇離家出走，游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行程八萬余里，足跡遍及十三省，觀察風土，結(jié)交義士，拜訪名家。
這段游歷，具體留下了什么，他自己在《譚嗣同集》里有記錄。
他說，合數(shù)都八萬余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
他在西北看見過黃土高原的蒼茫，在蘭州寫過"煙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長天落日浮"，在甘肅平?jīng)鰧戇^"隔斷塵寰云似海，劃開天路嶺為門"。
他游歷西北后，如同古人邊塞詩中的萬丈豪情，千古蒼茫，他的眼界，早已不拘于一時一地。
這幾年的行走，讓譚嗣同看見了兩件事：一是清朝的地方到底是個什么樣子，二是那些在苦難里掙扎的人是怎么活著的。
他目睹哀鴻遍野，災民流離，產(chǎn)生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廓猶是，人民復非"的感慨，從那時候開始，他就知道，照現(xiàn)在這條路走下去，是不行的。
據(jù)著名北京史學者方彪先生的考證，譚嗣同和大俠王正誼（大刀王五）的結(jié)識應該是在1895年，兩人一見如故，遂成莫逆。
在那個年代，一個官宦子弟和一個鏢局老板成為至交，本身就是譚嗣同這個人的一個縮影——他不在乎門第，在乎的是那個人有沒有真性情。
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6年底，譚嗣同抵南京，開始寫《仁學》，成兩卷。
1897年1月17日寫成，這本書被時人譽為"維新運動的圣經(jīng)"。
《仁學》寫的是什么？
用一句話說：它把兩千年的封建綱常拆了個底朝天。
書中指斥二千年來的專制制度為"大盜"，并猛烈抨擊三綱五常"鉗制天下"，所謂"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惟大盜利用鄉(xiāng)愿，惟鄉(xiāng)愿工媚大盜"。
他直接在書中寫道："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仁學·三十七》）
這話在晚清，是需要勇氣才敢寫出來的。
譚嗣同一字不改地刊印了。
他的父親譚繼洵做了一輩子的朝廷官員，譚嗣同寫的這些東西，和他父親信奉的那套東西是徹底相反的。
兩代人之間的這道鴻溝，從譚嗣同執(zhí)筆寫《仁學》的那一刻起，就已經(jīng)清晰地擺在那里了。
他應征北上之前，已在武漢大病一場，干咳不能寐，肝氣橫烈，不得不在父親的巡撫衙門休養(yǎng)十余日。
后因光緒電旨催促，只能不顧病體毅然北行。
抵京之后，病情加劇，戊戌政變前后，譚嗣同猶在病中，所患據(jù)說是肺結(jié)核，在當時是不治之癥。
一個帶著肺病、清楚知道自己來日可能無多的人，走進了那場風暴。
有史學研究者提出，譚嗣同選擇留下來赴死，除了變法的信念，也有他個人對自身處境的考量在內(nèi)——他知道這條命本就不長了，既然如此，不如用它換一件有價值的事。
【二】李閏，這個名字不該被忽略
譚嗣同的故事里，李閏總是被提得比較少，或者只是作為陪襯出現(xiàn)。
可李閏這個人，比"維新志士的遺孀"這幾個字要厚重得多。
李閏，字韻卿，1865年4月20日生于北京。
父親李壽蓉，字篁仙，咸豐六年進士，與譚繼洵同在戶部任職，兩家既是同鄉(xiāng)又是同僚，因此很早便約定了婚事。
光緒九年（1883年），李閏與譚嗣同完婚。
兩人成婚時，譚嗣同十八歲，李閏同年。
這是一樁父輩做主的婚事，可兩人之間的感情，后來發(fā)展出了一種罕見的相互懂得。
婚后，李閏隨譚嗣同前往蘭州，在譚繼洵的道署中住下。
夫婦二人住布政使署憩園鑿申軒，園中牡丹盛開，高者達屋檐，兩人常作詩吟詠，十分親密。
這是他們婚姻里少有的一段安靜歲月——譚嗣同還沒有走上那條最后的路，兩人都還年輕。
光緒十五年（1889年），李閏在蘭州生下一子，名傳鐸，字蘭生，但不到一年即病殤，此后未再生育。
這個孩子，來得不容易，走得太快。
李閏心里留下了一個很難愈合的缺口，又因為晚清的禮教對無子嗣的女性格外苛刻，她對這件事的內(nèi)疚，跟隨了她很多年。
孩子夭折后，李閏多年未能再次懷孕，這使她深感內(nèi)疚。
按照當時的社會習俗，她多次提議讓譚嗣同納妾以延續(xù)譚家香火。
然而譚嗣同堅決拒絕，溫言寬慰妻子，表示此生永不納妾，要帶頭踐行一夫一妻制。
譚嗣同堅決不納妾這件事，在那個年代確實不尋常。
與同為維新核心人物卻先后娶了六位妻子的康有為相比，譚嗣同在男女平等問題上的立場更為堅定和真誠。
他在《仁學》里批判封建禮教，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他也照樣身體力行。
李閏懂得這種堅持。
正因為懂得，她對譚嗣同的支持從來沒有打過折扣。
譚嗣同奔走各地推動變法的那些年，家里的事情全壓在李閏一個人身上。
譚嗣同的二哥嗣襄去世，譚父譚繼洵在外賑災無法回來，李閏一個人張羅著處理喪事，料理后事。
譚嗣同發(fā)起成立中國婦女會，李閏出任理事，承擔了許多具體工作。
1897年四月，譚嗣同、梁啟超等在上海發(fā)起設立"戒纏足會"，李閏帶領(lǐng)家中不纏足的仆婦走上街頭，宣傳不纏足的好處。
當年秋天，受譚嗣同影響，她與康廣仁之妻黃謹娛共同倡辦了中國女學會，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個婦女團體，宗旨是討論婦女教育及婦女權(quán)利問題；次年，又在同仁幫助下創(chuàng)辦了第一所中國自辦女學堂——中國女學會書塾，還出版了中國第一份以婦女為對象的刊物《女學報》。
做這些事的時候，譚嗣同在長沙、武漢、北京來回奔走，李閏在后方獨自支撐。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是譚嗣同與李閏結(jié)婚的第十五年，譚嗣同特地作詩贈李閏，詩云："十五年來同學道，養(yǎng)親撫侄賴君賢。"
這兩句詩里，是他對妻子十五年的謝意，也是他清楚知道自己虧欠了什么之后的那種無力彌補的心情。
據(jù)說譚嗣同赴京變法前一夜，夫婦二人燈前夜話，以譚嗣同親手制作的"雷殘琴"與"崩霆琴"對彈，以琴聲訴說心曲。
兩把琴，一夜的離別，誰也沒有說"你一定要平安回來"——因為兩個人都清楚，這一次北上的兇險，哪怕活得好好的，也是命懸一線。
譚嗣同離家北上后，李閏始終牽腸掛肚，曾對月焚香，祈求丈夫順利平安，說："如有厄運，信女子李閏情愿身代。"
這句話，在后來的事里，像一個沒能實現(xiàn)的約定。
【三】百日維新，一百零三天里的急與變
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的炮聲結(jié)束，中國輸?shù)靡凰俊?/p>
日本明治維新三十年，從一個被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國門的弱國，變成了能在海戰(zhàn)里擊潰大清北洋水師的軍事強國。
《馬關(guān)條約》簽完，臺灣拱手相讓，遼東半島險些也割了出去，兩億兩白銀的賠款，把原本就已捉襟見肘的清廷財政打得雪上加霜。
這一仗，打出了一批讀書人的覺醒。
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人士開始大力鼓吹效仿日本，變法圖強。
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日本能，中國也能。變的不是文化，是制度。
譚嗣同在湖南是這場運動的重要推手。
他在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主辦《湘報》，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
他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fā)給時務學堂的學生，要他們看見這個制度的來路和積弊。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發(fā)《定國是詔》，變法由此正式開始，歷時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又稱"戊戌變法"。
1898年8月21日，譚嗣同應詔入京。
9月5日，光緒皇帝召見譚嗣同，命其與楊銳、林旭、劉光第以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上行走，史稱"軍機四卿"，參預國政，代光緒批閱奏章，草擬諭旨，權(quán)重一時。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里說，四章京的權(quán)力，"猶唐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任也"。
這一百零三天，是譚嗣同這輩子最忙的一段日子，也是他離心里那件事最近的一段日子。
詔書一道接一道擬，官制一個接一個改，學堂一所接一所辦，鐵路計劃一條接一條推。
光緒皇帝年輕氣盛，變法的決心是真的，只是身邊的掣肘也是真的。
9月4日，光緒下令將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懷塔布之妻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guān)系，遂向慈禧哭訴。
這一步棋走出去，徹底激化了守舊派和維新派之間的矛盾，守舊派開始向慈禧密集匯報，慈禧開始正式謀劃怎么結(jié)束這場變法。
1898年9月18日夜，譚嗣同冒險秘密前往法華寺，會見袁世凱，勸其舉兵誅殺榮祿，圍困頤和園。
袁世凱當面應允，哄走譚嗣同，隨即返回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
關(guān)于袁世凱告密與政變的因果關(guān)系，史學界至今有爭議。
如今史學界的基本觀點是，袁世凱的告密并非引發(fā)政變的直接原因，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時，袁的告密可能尚未傳至她耳邊。
但袁世凱兩面行事這件事本身，已經(jīng)被多方史料所證實。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太后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nèi)。
光緒帝自這天起被遷居瀛臺，事實上已遭軟禁。
9月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皇帝，以光緒帝名義發(fā)布詔令，宣布重新訓政，百日維新就此徹底失敗。
消息傳到維新派這邊，是9月21日之后的事。
康有為最先得到風聲，當天夜里便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出逃，輾轉(zhuǎn)離開北京。
梁啟超也隨后出走，最終東渡日本。
譚嗣同沒有走。
在被捕之前，他將自己的書信、文稿委托給梁啟超保管，并要梁啟超東渡日本避難，保留實力繼續(xù)推進改革事業(yè)。
他把能安頓的都安頓好，然后坐在瀏陽會館那間被他自題為"莽蒼蒼齋"的西房里，等著那幫人來。
被捕前，為了保護父親，譚嗣同特地偽造了父親責罵他大逆不道的書信，置于箱篋顯眼處，讓緹騎搜獲以聞。
慈禧看后，怒氣稍霽，謂群臣曰：湖北巡撫譚繼洵，原非平日不訓飭兒子者。
這是譚嗣同最后能為父親做的事——用一封假家書，替父親撇清干系，把牽連降到最低。
9月24日，剛毅奉慈禧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人士，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在聞喜會館被捕。
9月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關(guān)押進刑部大牢。
被捕入獄，譚嗣同神色平靜，據(jù)當時記錄，他走進刑部大牢時，沒有爭辯，沒有求情，像個早就預計到了這一步的人。
【四】入獄三日，她打通了那條路
9月25日被押進刑部大牢，9月27日深夜，那個包袱出現(xiàn)了。
李閏變賣掉家里所有能賣的東西，湊齊了錢，一個一個打點，才得以進入監(jiān)獄。
具體打點了幾個人，花了多少錢，史料沒有詳細記錄，但這件事的難度可想而知。
戊戌六君子被捕之后，朝廷對整個刑部大牢的看守已經(jīng)嚴了許多倍——監(jiān)斬官剛毅親自督陣，維新黨人的親眷想靠近牢房，難度極大。
李閏碰上了肯收錢的人，走進了那道門。
當李閏看到丈夫滿身鮮血、皮開肉綻的慘狀時，她當場落下眼淚，跪在譚嗣同身邊哭問道："不是說沒事的嗎？怎么會變成這樣呢？"
這句話的前半截，是她之前還抱著一線希望時候的心理——也許還有人能運作，也許朝廷會按律法走程序，走了程序總還有余地。
當時獄中的劉光第還在安慰同僚，說按祖制要走流程，外面大員能撈人。
這個說法，李閏在外面等待的時候，大概也聽到過，也盼著能有這樣的轉(zhuǎn)機。
可現(xiàn)在看見眼前這個樣子的譚嗣同，她知道了，沒有轉(zhuǎn)機了。
意識到丈夫必死無疑后，李閏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舉動，她哭著拽住譚嗣同的手，說出了那句發(fā)自肺腑的請求："就算不能出去，至少讓我為你留個后。"
這句話的分量，是外人很難輕易丈量的。
李閏和譚嗣同成婚十五年，只有那一個孩子，生下來不到一年就沒了。
此后多年，她沒有再懷上。
她在譚嗣同不在家的那些歲月里，一個人扛著譚家的內(nèi)務，操持著那個日漸艱難的家，那道缺口一直沒能補上。
這一次她趕來，丈夫明天就要死了，她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這個——就算人走了，能不能留下一點兒什么。
譚嗣同的眼眶紅了。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開口，說出了他的拒絕——那句讓李閏當場泣不成聲的話。
這還不是全部。
譚嗣同說完拒絕的理由，又從牢房角落里取出了一樣東西，遞到李閏手里——是一封信，寫在素白的紙上，字跡工整，墨跡早已晾干，是他在獄中提前寫好，專門留給她的。
李閏接過信，低頭看了第一行，眼淚就止不住了。
而她還不知道，這封信的最后幾行，藏著一句話。
那句話后來傳出去，在當時所有讀到它的人心里都壓了很久，壓得說不出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