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改《求是》：中央理論刊物改刊的背景、原因與過程

文/秦慶武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兩報一刊》社論代表著中央的聲音。兩報即《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一刊是《紅旗》雜志。紅旗雜志一直是黨中央理論刊物，具有權威性。

1982年我大學畢業到無錫市委工作。剛到無錫時還是單身。晚上沒事兒，常在機關里看書。當時有一位紅旗雜志編委吳建國，掛職無錫市委副書記。他單身一人，住在市委大院，我們常聊天。他回北京以后，我到北京還去找過他。他就住在北京沙灘紅旗雜志社院內。那時候才了解到，紅旗雜志的辦公樓就是當年的北大紅樓。吳建國早期留學蘇聯，娶了個蘇聯妻子，還熱情地接待過我們。

整個80年代，思想理論的交鋒非常激烈。左和右的矛盾沖突比較明顯。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出以紅旗雜志為代表的聲音與人民日報不太一樣。人民日報大膽敢言，敢于為改革開放鼓與呼。而紅旗雜志則相對保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強調的比較多。

到了80年代末期，《紅旗》雜志終于變成了《求是》雜志。這不僅是一個雜志名稱的改變，而且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下面我通過查找一些資料，找到了當年刊物名稱改變的背景、過程。這里概述一下。

一.刊物創辦的背景

《紅旗》雜志創刊于1958年6月，是毛澤東親自創辦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在黨的宣傳思想戰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這個創辦時間可以看出，當時正是三面紅旗提出的時候。?“ 三面紅旗 ”是指 1958 年提出的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 大躍進 ”和 人民公社 。? 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施政口號，代表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探索方向 。??刊物名稱也是毛澤東親自題寫的。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旗》雜志成為"左"傾思潮的重要陣地，其編輯方針和內容深受極左路線影響。

1976年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思想理論戰線亟需與新的歷史時期相適應。

《紅旗》雜志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也做出了一些調整，如關注科技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等，但其長期以來形成的"左"的形象和辦刊風格，已難以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的要求。

二、改刊的原因

改刊的核心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

1，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的需要：

這是官方給出的最主要原因。《紅旗》雜志的辦刊理念和風格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立的路線存在較大差距，需要一份更符合新時期理論需求的刊物。這就是需要擺脫"左"的歷史包袱。

在國內外輿論中，《紅旗》被視為"左"的代表。港臺和國外媒體對《紅旗》撤刊十分高興，認為這是中國擺脫極左路線的象征。同時，國內也有部分黨員群眾擔心撤銷毛澤東創辦的刊物是否意味著要否定毛澤東。

2，理論刊物定位的重新思考：

新刊物需要更符合理論刊物的性格，以"求是"為名，體現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更好地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探索和研究。

三、改刊的過程

改刊經歷了一個較為緊湊的過程：

1，決策階段（1987年底）

1987年12月16日，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下發《關于中央、國務院關于機構改革方案》，其中一項內容就是撤銷《紅旗》雜志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理論刊物。這一決定使《紅旗》雜志社內外都感到突然。

12月21日，《紅旗》編委會就1988年第一期是否照常出版請示中央。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會議重申《紅旗》必須停刊，但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三人小組起草改刊方案。

2，籌備階段（1988年初至6月）

1988年2月，中央黨校負責人與《紅旗》雜志干部接觸后，感到黨校確實難以獨立承擔辦刊任務。3月2日，有關方面給中央寫信，認為《紅旗》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影響（發行量達240萬份），不改刊名為利，但中央最終決定刊名還是要改，并確定6月15日為停刊日期。

關于刊名，"求是"二字出自李瑞環的創意。1988年上半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在一次人大常委會期間，拿著寫滿刊名的單子琢磨，李瑞環在其上寫下"求是"兩字，最終被中央采納。

3，交接階段（1988年6月至7月）

當年5月30日：中央正式決定，委托中共中央黨校創辦全黨理論刊物《求是》雜志，總的指導思想是"以改革總攬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6月16日：《紅旗》出版1988年第12期（最后一期）后正式?？ｋs志正文未提及停刊，僅封底標注終刊信息，悄然退出歷史舞臺。

7月1日：《求是》雜志正式創刊，鄧小平親筆題寫刊名，沿用原《紅旗》雜志的郵發代號。

4，后續調整（1989年）

1989年7月28日，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將原來委托中央黨校主辦的《求是》雜志改為黨中央主辦。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在目錄頁上標出"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字樣，恢復了與其前身《紅旗》同樣的地位和使命。

四、改刊名的歷史意義

從《紅旗》到《求是》的轉變，被視為20世紀80年代留給中國的重要遺產之一。這一變革不僅是一個刊名的更替，更折射出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思想理論路線的深刻調整——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教條主義轉向實事求是。同時，也是真正從毛澤東時代轉向鄧小平時代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