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是當代水分極重的“文學名著”，巴金也不容別人“講真話”

在當代，巴金的《隨想錄》儼然已是不能批評的“經典”，可要我直言無隱，《隨想錄》應該算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水分最重的一部“名著”，超過《平凡的世界》。由于巴金的地位在那、德望在那，加上《隨想錄》本身那種欲言又止的溫吞、見好就收的分寸，以及不無小補的尺度，讓左右上下四方都能接受，最終洊躋為高高山頂立的一大符號，可實質如何呢？

圖：今年5月海王村拍賣，巴金簽名本拍出近10W，證明地位還在

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乃至該書面世未久，圈內就有行家甘冒不韙褒貶，認定為平庸之作。可惜，彼時事主巴金雅量就不夠，眼見有書呆子居然如此“不識人情暗于機宜”，學“講真話”都講到他老人家自己頭上了，登時就勃然大怒，反過來呵斥對方是“雞蛋里挑骨頭”（張靜《巴金 <隨想錄> 懺悔意識成因傳播與影響力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2015版，頁245-247）。彼時的巴金，德隆望重?，文壇宗主，更有門生故舊遍天下，行內人幾乎無一例外自覺站隊，批評者壓力太大，只好識趣噤言，而明眼人亦只能囁嚅逡巡，從此再也無人敢觸逆鱗了。不得不說，這是晚年巴金的一大遺憾。當然，公正地說，比起差不多同時期，某公不過寫了一點尖銳的批評文字，結果家門口收到一堆“撕了一角的冥紙”威脅，萬千恨意盡在不言中，巴金到底還是體面的，斷不至于也包郵從滬上武康路寄去一批冥紙。

但《隨想錄》的“文學性”爭議，顯然始終都在。現在回過頭看，那時的“青年評論家”、日后的川大中文系教授張放，刊發于1986年前后《文學自由談》雜志的那篇“發難文章”，議論的很是到位，也是正經的文學評論，絕非不正常的人身攻擊（如果是，當時也發不出來）在，多數觀點至今也立得住。我本人就素來認為，巴金固然人品絕高，是那個年代難得的“干凈人”，可他的散文集《隨想錄》論文學水準著實并不高明，人品≠文品是顯而易見的，否則我爹這種純粹鄉下老好人今年就該填報競爭茅獎魯獎。張放們無非從“文學本位”立場看待《隨想錄》，進而評估其價值，然后如實給出了“差評”的，要說問題最多也就是“有好盡之累”，言辭不那么客氣委婉溫柔敦厚。結果呢，他遵受“鄉賢”兼大佬巴金的感召也放膽講點“真話”，卻被指為“別有用心”“混淆是非”，不得已偃旗息鼓，我想絕非他不識好歹，而是巴金及其擁躉那一方強橫，不惟清襟雅量欠缺，似乎也言行不一，只是嘴上說的漂亮。本來，所謂“文學批評”，分來分去也就兩種，一種是說“好聽話”的，另一種是說“難聽話”的，而難聽的“真話”一旦“回旋鏢”射到自己身上，似乎沒幾個人會樂意接受，巴金亦是如此。

不為賢者諱，起碼在當時，巴金本人是深惡痛絕別人“講真話”的，至少不能沖著他老人家“講真話”，所以他親自下場寫于1987年6月19日的那篇名文《 <隨想錄> 合訂本新記》，開篇就痛述“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了圍攻”，認為“有這么多人深切地厭惡”他的《隨想錄》，甚至“揮舞棍棒，殺了過來”，原因只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壞人，是要阻止他建“博物館”，“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的國土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指斥的大義凜然，罪名似乎也安的廓然大公。但如果稍微翻翻那些批評文章，就會明顯感覺到不是那一回事。想一想，當代文壇最聲嘶力竭倡導“講真話”之人，并不容別人也講點“真話”，稍有違異照樣惱羞成怒，只不過他是無權限制止而已，就殊堪玩味。最近看北大鄧小南那本史學名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新修訂二版，其中第二章反復論證一個“真相”：在吾國歷史上，每當“士大夫”群體落難時，同類“不僅全無物傷其類的悲哀”，落井下石的就是他們，而且“書生們”本身就是“整粛‘清流’的直接推動者”（2025年2月版，頁114），所謂清流濁流往往只是形勢與站位不同而已，這顯然并非閑來一筆，而是“寄慨遙深”的。可惜這樣的事，巴金研究者們就不會提及，裝聾作啞。我是外行妄人隨口瞎說，但李輝周立民諸公倒是該賜文讓我們拜讀，“還原歷史真相”，“以正視聽”不吝教我一番的。

題外話，想過去德國文壇有位“讓寫作者既愛又怕”的批評家叫賴希-拉尼茨基，他生前有句名言，“能夠毀掉作家的人，才能叫批評家”，這個“毀掉”就是要質問與批判寫作者，甚至要去擊打他們，時刻讓他們不安、不自滿，且批評家從來都不該是作家的“同盟”。1995年，當諾獎得主君特·格拉斯沾沾自喜的《說來話長》面世時，拉尼茨基看后就直接差評，“這本781頁的巨著也就5頁拿得出手”，促使格拉斯要改寫（狄青《卡爾維諾時代》，頁69）。當然，這樣的人也不會受歡迎，當他2013年去世時，全國上下備極哀榮，可葬禮上只有兩位曾經被他大力提攜的女作家出現，其他作家不見蹤影。但這是一個真正的批評家不會在意的，自然也是我們這里文壇最稀缺的。我們盛產的是陳曉明、陳思和、謝有順這類最擅長說好話的“批評家”，“你喊我歌德，我叫你席勒”，然后身泰名遂席豐履厚，長江學者、中文系主任、省文聯總舵主，功名富貴節節高，盡有吃不完的“冷豬肉”。李更、唐小林這種好歹說的逆耳之言的，無一例外都混的很慘。想當初，李建軍不過言不詭隨批評了莫言幾句，人家就當場翻臉，對著話筒說了一堆難聽的話，從此“趨舍異路”拜拜，正也說明了“批評之難”，尤其是“說真話之難”（李建軍《不成樣子的扯淡》，廣東人民2019版，頁225）。李建軍那句話說的很對，“我覺得批評一個作家，無論多么尖銳，都不能說是罵他，而是把他當做一個值得談論的對象”，這本該是一個文學常識。我手頭還有一本張放出版于1998年的書話集《嘆鳳樓枕書錄》，里面遍論海內外文苑學界名家，卻奇怪地絕口不提“蜀中前輩”巴金一個字，也不知道是否始終心有余悸在。

本來，從“文學立場”看，《隨想錄》的“文學性”含量就是不高的。反正我是怎么看，都看不出它多少高明來，而且真看不下去，直覺沒什么文學美感，甚至也沒什么修辭技巧，置諸當代文林就是一部平平無奇的散文集。《隨》內容多有重復，結構板滯無變化，語言一味地平直如話，思想也談不上任何深刻，甚至“勇氣”也是巧妙點到為止的，我覺得張放教授的看法沒有問題，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其“文學魅力難以盡如人意”的事實。而且，即便《隨想錄》的最大價值是“說真話”，可“說真話”乃至“良知”與“勇氣”本身都不是文學價值要素，否則鄉下從來不乏一字不識卻從不扯謊還正直善良樂善好施的大媽大爺，他們每天每句都在“說真話”，難不成也可封為“文學大師”，明天輪流去拿個魯獎？很顯然，講真話，講真實的歷史，這是史學的責任與生命，而不是文學的。而且，還有更為關鍵的一層，其實張放們也提及了，那就是《隨想錄》盡管追述了不少“觸目驚心的慘狀”，這些往事固然會讓同時代的讀者感同身受，可到了下一代的人們，已非親歷者了，如果這樣的“文章”還是停留在平鋪直敘，沒有什么技巧，也不用什么修辭去感染他們，那它作為“文學”的意義就是有疑問的，主要功能充其量就只是一套“社會文本”，是那個時代“傷痕文學”上的浮花浪蕊一朵，且最終的結局無疑越往后“重要性”越低，如果沒有花費大量人力與資源去刻意維持的話。歸根結底，《隨想錄》的遣詞造句乃至篇章布局太不講究，一如巴金的大多數文章，讓讀者哈欠連連。這樣的文學作品，如何可以是“名著”？坦率說，《隨想錄》這種書，很像馬克吐溫調侃亨利.詹姆斯的那樣，“讀他的書不能停，你一旦放下，就再也拿不起來了”。

所以，平心而論，無論從“文學形式”還是從“文學內容”哪方面看，《隨想錄》都是很一般的，既乏文字技巧，內容也不深刻，更別說躍居“文學經典”了。那些評論家總說《隨想錄》如何好，我都聽不懂，看不明白，甚至會覺得匪夷所思，總覺得我們讀的不是同一本書——就如“巴學”專家陳思和前些年來武漢開講，慨然棒喝說《秦腔》是“當代中國最好的長篇”，我在臺下也一臉錯愕一樣。但我想，近40年過去了，讀者到底更新換代了兩三茬，閱讀環境也越來越寬容，普通讀者無需被文學圈子的人左右，現實大抵可以證實，如今的絕大多數國人，只怕確實看不下《隨想錄》的。再直白地說，魯迅的書，沈從文的書，張愛玲的書，如今還有無數年輕人會主動找來看，可有幾個人會去翻看味如嚼蠟的《隨想錄》呢？《隨想錄》的讀者，可說都是50歲+的中老年，偶爾見見翻翻，緬懷一下“爺青回”的年少時光，就像我至今也對瓊瑤、三毛、劉墉、汪國真們懷有感情一樣。這一點事實，似乎也可佐證當年張放們的“炮轟”與“預測”是大體正確的，起碼并非妄下雌黃。反倒是巴老自己，看到批評后的表現，未免失態失言。一方面，他澤吻磨牙狀指斥批評者都是“雞蛋里挑骨頭”，是“別有用心”，以他當時的影響力，是會給這些人帶去很多麻煩的，他全不在意；另一方面，他抬出著名的“文學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論為己辯解開脫，倘要實話說話，這也是比較滑稽的。我想，巴老為了讓人家舍己從人，似乎連文學常識都不要了：文學怎可能真是“無技巧”還是“最高境界”的呢？假如無技巧是文學的最高境地，那我們為何還要博覽群書讀經典，為何還要刻苦訓練，且世間哪還需要什么“文學”，拿支錄音筆到街頭隨便攔個人灌音不就行了？所以，時至今日，每聽人又鼓吹什么“文學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我都直覺此公壓根不懂文學，而巴金的這個著名理念實際也間接誤導不少“文學愛好者”，讓他們一直以為文學就是這么簡單低端，原來劉項不讀書，不僅老嫗能解還是老嫗最能寫。

圖：傳為重慶某處廢舊房子，每一面墻上寫了一整部小說

實際上，《隨想錄》尚未正式結集時，海外文化圈就有大量雜音出現。現在看來，他們不在咱內部“局”中，未受預設前提的干擾，也不必看人臉色發言，倒是更能作出客觀判斷的。話說，當《隨想錄》還在報上連載時，港地就有一些作者在《開卷》等雜志上公開批評，也認為“文學性”不夠，對這樣的“文學大師”比較失望，認為“至少他可以寫得更好”。措辭當然也是無畏的，諸如“文法上不通順”、“忽略了文學技巧”、“讀過《隨想錄》的人，都會覺得這位老作家退步了”之類指摘，可說毫不留情面，直接淋了巴金一瓢冷水。要我說，此類批評著實是打到要害上的。比如說，“有些讀者會因為巴金言辭大膽，就肯定《隨想錄》的文學價值，是沒有道理的”；再比如說，“這書由于說話都太露骨，情感就不免浮泛，難以打動讀者的心”；再比如，“作者急于控訴現實，作了太多呻吟，雖然他的呻吟都是有感而發，可文字欠缺了功夫”，以及“而且那些捧場文字，更是俗不可耐”等等諸如此類的評論，大多數都“嘴替”說出了我自己讀《隨想錄》的真實感受。最后一句，說捧《隨》的那些人，是“俗不可耐”，更是一針見血的。時至今日，巴金的擁躉們還說這些批評“有的只是肆意誹謗，甚至污蔑攻擊”，是“無中生有”，是“混淆是非”，是拿“莫須有的罪名攻擊巴老”（張靜《巴金 <隨想錄> 懺悔意識成因傳播與影響力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2015版，頁244），這是我更看不懂的。想魯迅過去有句名言，“漫罵固然冤屈了許多好人， 但含含糊糊地撲滅‘漫罵’卻包庇了一切壞種。”（《漫罵》），巴金固然是好人，可這話應該也更能成立。

我本人，是從中學時代就讀過《隨想錄》，近20余年后的今天，由于在網上偶然買到初版本，曾再嘗試著翻閱此書，感想仍是差不多的，即《隨想錄》的“文學價值”并不高，讓人看著頭疼，實在讀不下去。我相信絕大多數看過《隨想錄》的朋友，如果不刻意帶著濾鏡，真實感想應該也與我一般無二的，無非不敢實話實話，亦或者寧愿懷疑自身品味不行。我也承認《隨想錄》的社會貢獻，但覺得這些與文學評判關系不大。而且，我也始終覺得，當年圍繞《隨想錄》的那次“吵架”，委實稱得上當代文壇最諷刺不過的一樁案例了：《隨想錄》寫來寫去，都是呼吁所有人要“講真話”，且要有“獨立人格”，可一旦有行家真講了幾句“真話”，不跟文壇內外“大合唱”了，連巴金本人都受不了，然后文壇內外繼續“你好我好大家好”，一通夸夸夸，至于今日。記得前幾日，我一篇文字恰好旁及《隨想錄》，有位上海IP讀者賜言，說我講的都很有道理，唯獨批評巴金《隨想錄》“文學水準不夠好”那段，是“暴露了你見識的淺薄”云云，直接把我看笑了。實際上，正如我早上偶然看到的一句話，忘了是否出自已故學者逯耀東先生之口，“我們對一個人的最大敬意，是在斯人已逝時是否還念及他”——從這一點看，巴金《隨想錄》的“社會貢獻”是不該否認的，巴金的人格也確實是值得尊敬的（這并非套話），但非議或不認同《隨想錄》的“文學水準”從來都不是要去否定巴金這個人，以及他說的那些事。可惜，這么粗淺的道理，好些人就是不明白。記得去年偶得機會與吳歡先生交流，吳先生坦言乃父吳祖光的代表作《風雪夜歸人》“沒什么的”，現在看“不免幼稚”，只是“他年輕，敢寫，有情懷“，我聽罷反倒更加敬佩了。

其實，要我說大白話，時至今日還高捧《隨想錄》的人，大抵三類人：要么一點都不懂“文學”，要么就是不敢說哪怕一句“實話”，要么就是直接吃“巴金飯”的。可嘆，世間有太多“經典”，本就是一伙人捧出來的，本質上是一幫圈內人“話語權”的爭奪，是小屋子里“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文化上的事，文學是有“圈”也有“場”，學術則是“門”也有“派”，從來都不會“純”，聰明人善假舟楫如魚得水，老實單純的人就看不大明白。再說句冒犯的，當代有三部“文學經典”，《隨想錄》、《平凡的世界》以及《三體》，我以為都是最能測評出一個人“文學品味”的高低的。

2026.6.14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