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年少時，我曾是那些老派哲理的忠實信徒。
我把那些至理名言抄在本子的扉頁上，
視作安身立命的座右銘。
那時候的我以為，凡是能流傳百年的金句，
必然經過了世道的嚴苛篩選，
我只需要依樣畫葫蘆，
自己的人生便能避開許多明處暗里的麻煩。
可人到了某個年紀，自身的經歷和遭遇，
便必然會開始反噬曾經那些奉為圭臬道理。
當親歷的人間事足夠多的時候，
便會發現自己曾經深信不疑的“經典”，
不過是，過濾掉了復雜的人間刺角，
而后只留下便于執行的“世故”。
這就像是《增廣賢文》里那句話，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這句話顯得著實聰明，
聰明到近乎狡猾的地步。
如同一道防不了火的防火墻，
以似是而非的“功能”，切斷了與之匹配的麻煩。
因為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只要你閉嘴，
是非就追不上你。
于是，人們就順理成章的接受了在這個喧囂時代里，
保持一種精致的，安全的沉默。
有些問題，我們不能非黑即白的看，
絕對保守，和盲目的去沖，都是不可取的選擇。
這就好比對于“來說是非者”這句話的理解一般，
模板化的理解，只會讓人顯得更為木訥沉滯。
比如某些問題，人們需要通過發聲來產生影響時，
人們因為那句“什么都別做”的暗示，
就導致了大家都不評價，誰也不表態，
然后看著紛擾從眼前流過，
像觀看一場與自己無關的默劇。
可問題在于，當所有人都害怕成為“是非人”時，
那么，又是誰在定義“是非”呢？
托克維爾曾經提到過一個觀點，
那就是當人們對不公保持沉默時，
沉默本身就在替不公背書。
這話聽起來似乎很不友好，
但同時，也確實精準地點透了某種荒誕的現實。
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甚至左右一些問題的結果。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提出“公共領域”的概念，
他說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理性的公共討論，
因為只有經過充分的辯論，
迷霧才會散去，真相才會水落石出。
可現實是，人們常常把“不參與”當作一種高級智慧，
把“裝糊涂”當作一種生存藝術，這并非指責個體的怯懦。
相反，我深知這種沉默背后的精明與無奈。
這是一種基于成本計算的理性選擇。
但正是這種集體理性的沉默，
往往會喂養出一種非理性的怪物。
就像安徒生筆下的《皇帝的新衣》。
所有人都看到了赤裸，但所有人都夸贊華服。
直到那個孩子開口。
孩子的價值不在于他比大人聰明，
而在于他還沒有學會那種“識大體”的沉默。
是的，當“是非”無人敢議，
它便不再是是非，而成了定論。
那些本該被審視的現象，因為缺乏反對的聲音，
反而獲得了某種詭異的合法性。
所以我始終認為，身為普通人的我們
或許不該把對世界的解釋權，
拱手讓給了那些我們原本最不信任的聲音。
這并不是在鼓吹每個人都去當憤青，去無差別地攻擊一切。
而是說在那些關乎常識，底線與良知的時刻，
只有發聲，才是最必要的表態。
世間事，終究是世間人的事。
老百姓的冷暖，老百姓最清楚；
人間的公道，也需要人間的人來守望。
如果連親歷者都成了旁觀者，那人們失去的，
恐怕將不僅僅是一次爭論的機會，
而是讓事實浮出水面的可能。
在這個人人都能發聲的時代，我們缺的不是說話的渠道，
而是開口的勇氣。
畢竟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而當皇帝真的穿上了新衣，每一個贊美過的人，
也都參與了那場自欺欺人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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