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ude寫80%代碼，Anthropic工程師卻越來越孤獨

新智元報道

【新智元導讀】Fiona Fung帶領著被稱為「全世界最AI化」的工程團隊，用Claude Code把Anthropic人均代碼量翻了8倍。可她發現，越用Claude Code，團隊里的工程師越不跟人說話了。

造出Claude Code的人，已經先一步嘗到了它帶來的孤獨。

「寫代碼，已經不再是瓶頸了。」

Anthropic工程負責人Fiona Fung在幾天前的Lennys Podcast上這樣說道。

她負責Anthropic的Claude Code與Cowork團隊，連Claude Code之父Boris Cherny都向她匯報。

正是她領導的這兩款產品，把Anthropic自家的代碼產出推向了歷史高位。

Anthropic剛公布的一項數據顯示：Anthropic工程師如今的人均季度代碼產出量，是2021到2025年的8倍。

Anthropic工程師人均季度代碼產出變化（以2025年前均值為1倍基準）。2025年起逐季陡升:Q1的1.2倍、Q2的1.5倍，到2026年Q1已達5.8倍，Q2沖到8.0倍。最右側斜紋柱為尚未走完的部分季度。來源:Anthropic報告《When AI Builds Itself》

背后推動這8倍效率的，正是Fiona帶領的這支團隊。它同時扛著Claude Code和Cowork兩條產品線，被外界稱為「全世界最AI化」的工程團隊。

可在同一場對談里，Fiona也講到了技術突破之外的另一件事：這支團隊最近大家越來越不跟人說話了，工作開始變成一種孤獨的體驗。

一支號稱80%代碼都由Claude寫出來的團隊，率先感受到了使用Claude之后所帶來的孤獨。

Anthropic公司Claude Code和Cowork團隊的工程負責人Fiona Fung

對話中，主持人Lenny拋給Fiona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全新的軟件工程世界里，到底有什么東西丟了？

她提到了團隊成員因為過多使用AI，而越來越少交流了，減少的社交以及隨之而來的孤獨感。

一邊是8倍效率的狂奔，一邊是從人際真空悄悄滲出的孤獨。

這也是為什么這家把AI編程做到極致的公司，要靠黑客松、結對編程午餐等人為線下活動，把丟失的人與人之間的連接重新補回來。

當協作變成「平行游戲」

過去工程師寫代碼，主流方式是結對編程。兩個人一臺機器，一個敲，一個盯，邊寫邊聊：知識就在這種交流中自然傳遞。

主持人Lenny對此深有感觸。

他說自己做過十年工程師，以前是一隊人合寫一套代碼，有人做后端、有人做前端、有人做iOS，大家共同搞定同一個問題；現在呢，是「十個Claude并行在跑」，各干各的。

他用了一個特別貼切的詞，說這像幼兒的「平行游戲（parallel play）」：幾個孩子并排坐著，誰也不打擾誰，各自搭各自的積木。

Fiona認同這個說法，還補充道「我們做結對編程時，居然能從彼此身上學到這么多。每次看別人怎么用，我自己都能學到東西。」

以往是「人＋人」，現在成了「人＋AI」。

有一項對比「人＋AI」與「人＋人」結對的研究發現，人和AI之間的知識傳遞頻率，跟人和人之間其實差不多。但交互更單向，而且開發者在接受AI建議時，比接受同事建議時審視得更少。

也就是說，協作還在，人與人交流的那種「社會性」沒了。

為了把流失掉的連接補回來，Fiona的團隊想了些土辦法：結對編程午餐、黑客松、把「專注時段」湊到一起做等。

說白了，就是制造一些讓工程師重新坐到一起的由頭。

代價

遠不止孤獨

孤獨之外，Fiona還點出了它的另一項「副產品」：上下文切換。

當一個人手里同時跑著一堆智能體，注意力就被撕成了碎片：

如果你有20個智能體在跑，就有無窮無盡的查看、審查，你還得記著自己剛才到底在干嘛。

主持人追問有沒有解法，她坦言還無解。

還有一種更隱秘的損失——心流（flow）。

Lenny回憶起當工程師的日子：一個難纏的bug，戴上耳機放首歌，整個人沉進去，最后看著它編譯通過的那一下，爽得想喊出來。

Fiona稱這種體驗確實在變淡：「我聽別的工程師也講，有些我以前最享受的難處，現在沒了。」

最讓人上癮的恰恰就是那個「最難的部分」，而它如今正好是AI最擅長的，當被自動化后，樂趣也被一并帶走了。

比孤獨更深的問題，還有工作意義的減弱。

在那份關于AI遞歸自我改進的報告（When AI Builds Itself）里，一名員工這樣描述自己的狀態：

順利時會覺得自己做的一切都不重要，因為所有事情都已被自動化，而且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快、更好；可一旦系統崩了、又查不出原因，自己才驚覺，已經不知道這段時間到底在忙什么了。

這不是個別情緒的宣泄。

Lenny也提到一位做數據科學的朋友：如今他大半時間在審別人用AI跑出來的、并不算高明的分析，「一半時候還是錯的」，這讓整份工作徹底變了形。

Menlo Ventures合伙人Deedy Das更是提到，多數軟件工程師正面臨一場「瀕臨抑郁的身份危機」，他把人分成兩類：

一類是重度依賴AI、參與感越來越低的「偷懶者」。他們看似最輕松，代碼張口就來，可一旦離開AI，自己究竟還會什么、能做什么，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

另一類是他稱作「匠人」的資深工程師，得去理解、審查、修補那一大堆AI生成的代碼。這些匠人們現在非常累，不僅身上壓著審查的全部負擔，而且他們熱愛的那門手藝已經死去。

瓶頸不會消失

只是換了個地方

在Fiona看來，寫代碼不再成為瓶頸，這個瓶頸不會憑空消失，只會轉移到別處。

比如驗證。

「去年我們甚至還沒有Claude代碼評審，人類評審員當時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瓶頸。」代碼生成快到一定程度，人審不過來，就成了新的堵點。

更麻煩的是，提交代碼的人也變多了。「現在不只是工程師，我們的設計師、PM，Claude Code團隊里每個人都在提交代碼。」

不同工種都在寫，吞吐量又這么高，驗證該怎么做，成了Fiona反復追問的問題。

在傳統軟件公司，寫代碼是一種有門檻的專業活，設計師和產品經理被擋在門外。在Fiona的團隊，這道門檻被Claude拆掉了。任何人有想法，都能讓模型把它變成能跑的代碼。

聽上去是徹底的解放，可它也意味著工程師的職業邊界正在變得模糊。

黑客松與結對編程午餐帶來的是什么

今年4月，Claude一個月就修掉了800多個API報錯，這活兒要人來干，得花四年。

但Fiona也警覺到了這背后的代價。

她說，Boris早年是親手敲代碼的，那些對架構的理解，是在一行行寫的過程里攢下來的，而現在的新人，未必還有這個過程。

「也許有一天這不重要了，」她說，「但在我們這個速度下，我仍然認為，你得花時間去搞懂你依賴的那一層。」

這是她的清醒：工具越強，越要提防人在不知不覺中被掏空。

更讓Fiona擔心的是「下一代」。她和Lenny走過的那條工程師成長路，已經不復存在。

她拋出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如果一個軟件工程師再也不用看代碼，他還有什么動力，去真正搞懂基礎設施怎么跑、內存怎么分配這些最底層的東西？

所以再回頭看她的黑客松和結對午餐，它要彌補的并非只是氣氛，而是知識傳遞、團隊文化，以及工程師對「我正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的那點確認感。

這些東西，是Claude無法代寫的。

孤獨感背后

程序員的角色變了

孤獨感只是表層，背后是工程師這份工作正在被重新定義。

最極端的例子是Boris。

他已經八個多月沒手寫過一行代碼，而是改成指揮AI智能體大軍來幫他干活：有時是幾百個，有時是幾千個，甚至幾萬個。

同樣，Fiona自己的工作方式也變了。

她現在設了一條例行程序，每天定時自動替她翻反饋、派活給智能體。等她早上醒來，手邊已經擺好一批待審的代碼合并請求。抽象層一級一級往上抬，她離具體的代碼越來越遠。

不止他們，Anthropic曾對約40萬次Claude Code會話做過一次隱私保護下的分析，結論很清楚：一次典型會話里，人做了約70%的規劃決策，卻只做約20%的執行決策。

人與Claude的決策分工。藍色為規劃決策（做什么），橙色為執行決策（怎么做），藍色集中在左側，意味著規劃多由人拍板；橙色集中在最右的90–100%區間，意味著執行近乎完全交給Claude。

人決定做什么，Claude決定怎么做，這樣的分工已經定型。

而真正決定成敗的，并非編程背景，而是領域專業度：越懂自己要解決的問題，模型替你干的活就越多、越準。

換句話說，「寫代碼的人」正在變成「指揮代碼的人」。

如今「角色」還剩什么？

Lenny在節目里轉述的一種說法，Fiona很認同：你花得最多的那部分是什么，就是你現在的角色。

參考資料：

https://fortune.com/2026/06/23/anthropic-engineering-head-claude-code-lonely-experience-big-tech-morale/

https://www.anthropic.com/institute/recursive-self-improvement https://x.com/deedydas/status/2068238634600554699

編輯：元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