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四天工作制是否可行？

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近日宣布，計劃從明年4月起允許東京都政府職員每周僅工作四天，條件是在4周內累計工作時長達到155小時。這一靈活工作制旨在應對持續低迷的生育率，幫助職業女性平衡工作和育兒。此外，東京都政府還計劃為子女為小學三年級以下的員工提供更多育兒便利，如允許他們晚到早退。

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2023年日本新生兒數量為72.7萬人，總和生育率只有1.20，兩項數字均創有統計以來最低紀錄。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GDP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8%。但從1990年代開始，伴隨年輕人口的持續減少，日本的經濟增長也停滯不前，人均GDP從1991年比美國高21%，降至2023年僅為美國的41%。為了提高生育率，日本陸續實施了多項措施鼓勵生育，涉及生育補貼、托育服務、職場支援等各個方面。東京都政府實行的四天工作制，是日本各級政府應對低生育率危機群策群力的縮影。該項政策僅適用于東京都政府職員，對提高日本生育率的直接效果非常有限，但對日本社會具有積極的示范性效應。

近幾年，中國低生育率已經比日本更為嚴峻，2023年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0左右，比日本還要低一截。中國出生人口從2016年的1883萬降至2023年的902萬，在7年時間里就減半，而日本出生人口減半經歷了41年。可以預料，低生育率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下行沖擊要比日本更為嚴重和迅速。盡管如此，中國的生育激勵力度目前與日本依然有巨大的差距。根據近期公布的《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中國將在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住房支持、托育服務建設等方面有所作為。在此，我們也希望實施更有助于緩解育兒壓力的靈活工作制成為生育支撐的組成部分。

攜程集團自2022年2月起，允許近三萬名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辦公。這種“3+2”的靈活辦公模式不僅未降低工作效率，還顯著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模式降低了員工通勤時間，有助于他們靈活安排工作和家庭事務，更為有子女的員工提供了更多陪伴子女的機會，緩解了他們的育兒壓力。希望這一混合辦公模式可以在更多用人單位得以推廣。

我們還建議有關部門研究制定中小學生春假制度，可從暑假或寒假調出一周左右時間，在“五一”假期前后，為學生安排一周左右的春假。視春假制度執行情況，再逐步考慮推行秋假制度。每多生一個孩子，家長每年可多放一周的假，并在制度上推動帶薪休假和福利旅游對接。鼓勵更多家長根據工作安排自行選擇休假時機，與學生春假相輔相成，避免休假集中在寒假暑假。

此外，我們也建議在部分有條件的用人單位試行四天工作制。例如，可以在符合相應法規的條件下，讓員工根據需要將5*8工作制改為4*10工作制。然后根據實際情況，再決定是否進一步推廣。我國于1995年實行的雙休制，極大地的豐富了中國民眾的周末生活，促進了內需和消費，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了緩解了當年國企員工下崗造成的就業壓力。

目前我國面臨的經濟環境與1995年有很大的不同，但嘗試四天工作制依然有積極的意義。即使維持總的工作時間不變，四天工作制相對于五天工作制，能顯著減少通勤時間，也能讓在職者擁有更多的整塊閑暇時間。更重要的是，工作時間過長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越來越內卷的特征之一，為輿論廣為詬病。在一定范圍內試點并推廣四天工作制，可以檢驗其實際影響，也有助于改變工作時間的參考基準，形成一定的示范性效應，給社會傳遞工作時間需要縮短的觀念。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數據，部分國家就業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分別為：中國46.1小時，印度46.7小時，巴基斯坦46.9小時，越南41.6小時，印度尼西亞40.0小時，菲律賓40.6小時，馬來西亞44.7小時，新加坡42.6小時，泰國42.3小時， 日本36.6小時，韓國38.6小時，英國35.9小時，法國35.9小時，德國34.2小時，美國38小時，加拿大32.1小時，阿聯酋50.9小時，巴西39.0小時，墨西哥43.7小時，俄羅斯39.2小時，土耳其43.9小時，肯尼亞45.6小時。

從這些數據來看，發達國家的平均工作時間要遠低于發展中國家，而中國平均工作時間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顯著高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僅低于南亞和部分中東國家。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用更少的勞動付出，獲取更大的經濟產出。在給定閑暇/收入偏好下，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社會平均工作時間理應不斷下降。這點從世界各國平均工作的橫向比較和縱向變化就能得到印證。一方面，越發達的國家平均工作時間越短，南亞以及雇傭大量外勞的中東國家平均工作時間最長，而歐美國家平均工作時間最短。另一方面，大部分國家的平均工作時間都在下降。例如，日本總務省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2022年人均每周工作時間較2013年縮短6.8%。

雖然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增加，人均GDP一直在上升，但平均工作時間卻在節節走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小時，而2023年上升到48.9小時，遠高于國務院規定的每周40小時工作時間，也超過勞動法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規定。

這背后一個重要原因是，長期低生育率尤其是近年出生人口的暴跌降低了經濟增長預期，導致經濟相對低迷，再加上技術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就業困難愈演愈烈。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4年10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7.1%。嚴峻的就業形勢反過來又會加劇職場的競爭和內卷，讓員工不得不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這些現象對生育率構成雙重打擊。一方面，工作沒有著落的年輕人，因為缺乏預期收入而不敢婚育，而有工作的人又面臨職場的壓力，擔心失去工作因而愿意延長工作時間，自然也難以多生。

不過，大量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與有工作的人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是看起來相互矛盾，似乎可以通過政策和機制的改進而相互抵消的問題。根據上述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2023年中國就業人口每周平均工作時間是46.1小時，比日本的36.6小時，要長26%。如果保持全社會總工作時間不變，將中國就業人口的平均工作時間降到日本的水平，那么中國就業人口需要增加26%。因此，理論上來說，降低平均工作時間，可以提升就業率，并通過給新增就業人口帶來預期收入和降低已就業者工作時間，而有望同時提升這兩個群體的生育率。

為何用人單位傾向于延長就職者的工作時間，而不愿招募新的員工呢？這或許可以歸因于三個原因：一是經濟低迷導致就業市場越來越不利于求職者和雇員；二是雇傭新員工的福利和培訓等固定成本高昂；三是勞動法中有關法定工作時間和加班薪酬的規定執行不力。

鑒于此，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給養育父母大規模發放養育金是解決相應困境的關鍵。我們建議給每個一孩每月補貼一千元，給每個二孩每月補貼兩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補貼三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如果從0歲補貼到18歲，上述生育補貼預計需要占GDP的2%-5%。未來投入力度隨生育狀態變化做進一步調整。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急需擴大內需，還可給每個孩子一次性的十萬元現金補貼，這既能激勵消費，又能提振信心。

只要發放幅度可以與普通工作的收入相當，很多人會暫時離開職場而專心于育兒。這將大幅緩解就業壓力，增強求職者和員工在就業市場乃至職場上的議價能力，既能提升就業率，也能降低職場競爭壓力。對新雇傭員工，則可以政策性地減免福利支出并對培訓給予補貼，降低雇傭新員工的固定成本。而對已有員工，需要嚴格執行勞動法中有關工作時間和加班薪酬的規定，增加用人單位延長工時的成本。這些都有利于縮短平均工作時間。

有些人擔憂，縮短平均工作時間，會降低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但實際上，雖然遭遇了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和科技打壓，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卻日益增強。今年前三季度，中國貿易順差創歷史新高，新能源、電動車甚至成熟制成芯片等都成為中國的強勢行業。在中國科技和產業日益強勢的背景下，適當縮短工作時間，并不會顯著降低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在國內，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產能相對過剩，消費卻明顯不足，而工作時間的延長對此只會雪上加霜。

可以說，目前工作時間過長并非宏觀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更非基于閑暇/收入偏好的普遍選擇，而是經濟低迷下的劇場效應。所謂劇場效應，是指在一個劇場里，大家原本都坐著看戲，忽然有一個觀眾站起來看戲，為了能看到演出，周圍的人也被迫站起來看戲，最后全場的觀眾都從坐著看戲變成了站著看戲。每個人都比之前更累，但觀看的效果卻沒有得到改善。消除劇場效應則需要制定和執行共同的規則。

按照我國現行勞動法第三十六條，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而《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中時間的規定》第三條則要求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但在現實中，中國在職者工作時間普遍超過這一標準，一些私企甚至連每周休一天都做不到。嚴格執行這一標準，加上試行四天工作制，對破解工作時間過長的劇場效應，促進消費和產能的平衡以及對生育率的提升料將產生積極作用。

長遠來說，隨著技術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會進一步提升，人們根本不需要工作這么長時間，因此可以把工作時間進一步縮短，從每周五天工作制縮短到四天制。目前冰島已全面實施四天工作制，日本和西歐國家也有一些企業試行四天工作制。技術進步對應的是效率的提升，意味著社會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來獲取更大的效用滿足。工作只是為了獲取效用的代價，這種代價當然是越小越好。如果人工智能能夠取代人類的許多工作，那么，人類就可以適當減少工作時間，從而有更多的時間生育和養育孩子，從事創新方面的工作，或者純粹去享受生活。歸根結底，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讓民眾過得更輕松，更體面，而不是更辛苦，更不是去做世界的工蜂，以放棄繁衍的代價來貢獻自己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