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基：明代糧食倉儲制度

編者按

2025年11月21日，福建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唐文基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福州逝世，享年89歲。為寄托哀思，本期公眾號特推送唐先生《明代糧食倉儲制度》一文，以資悼念。

唐文基，福建福州人，1961年畢業于廈門大學，1965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72年調入福建師范大學，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曾任福建歷史學會副會長、福建省地方志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明史研究》常務編委。代表作品有：《乾隆傳》《明代賦役制度史》《福建古代經濟史》等。

明代糧食倉儲制度

歷代王朝都重視糧食儲備，明朝亦不例外。但對明代糧儲制度，迄今無專論。本文僅就此作初步探討。

一、明代糧倉類型

明朝糧儲實行分級儲糧的多倉制，分中央政府控制的國家糧倉和地方糧倉，還有藩王的王府糧倉。

(一)國家糧倉——京倉和水次倉

中央政府控制的糧倉又分兩種：一是用作軍隊餉糧、官僚祿米、王室享用糧的儲備倉；二是專門作轉運各地輸京糧食的水次倉。

明初定都南京。洪武年間南京是明國家糧倉所在地。據《明太祖實錄》卷五四載，洪武三年七月，命戶部設軍儲倉二十所。而《萬歷會典》卷二一則將南京軍儲倉的建置，載于洪武四年。這一矛盾只有一種解釋：三年下令建倉，四年建成。洪武二十八年，又下詔建皇城長安、東安、西安、北安四門倉。洪武年間，南京糧倉規模不大。宣德時才擴大規模，增加儲糧量。嘉靖時督餉南畿副都御史萬士和說：“國初南京倉庾不過數處。宣德以后增置漸多。見有三十五處……總計三十五倉，共厥五百九十余座，約容米五百七十八萬石。”

永樂遷都，北京成為明朝政治中心。為了供給京師人數眾多軍、政人員的糧食，明朝在北京建置足夠的新糧倉。永樂七年明成祖下令建北京金吾左右等37衛倉。十三年，又令在運河北端通州張家灣起蓋倉厥70間，名通濟倉。宜德六年，令添置北京及通州倉。正統元年，定通州倉名，新城內為大運中倉、大運東倉。大運東倉僅有神武中衛1個倉，其后大運東倉取消，神武中衛倉并入大運中倉。舊城內為大運南倉、西倉。從而，中央糧倉形成京倉和通倉兩個系統。據明《萬歷會典》卷二一《戶部八》記載，降至萬歷時，京、通二系統糧倉共計68個，其中京倉52個，通倉16個。嘉靖時阮鶚說：通州“且新舊二城，周圍不下十數余里，中設大運，倉厥不下七百余座，內儲軍糧不下數百萬石”。差不多同時的張治也說：“邦畿之內，泰庾十一庾，列而為厥，厥凡千四百二十有四。厥比為楹，楹凡七千一百……”不論是京倉抑或通倉，都是設在衛所的駐地。這是因為，中央糧儲主要是供給軍餉，在軍隊駐地建倉，既便軍糧支應，又便于防范。阮鶚曾說：“臣惟通州一城，實漕運襟喉之地……昔于其地多建倉庾，以豐儲積，而復屯兵二萬五千以守之者。”

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另一類糧倉是水次倉。水次倉座落在運河岸邊，有徐州、淮安、臨清、德州和天津。它的存在及發展變化，與運河鑿通及漕糧運輸制度緊密相關。明朝漕糧運輸，先后實行過支運法，兌運法和長運法。永樂年間實行支運法，淮安、徐州、臨清作為支運法的轉搬點，倉儲糧較多。宜德四年經調整后，淮安倉貯糧增至150萬石，徐州倉增至250萬石，臨清倉增至150萬石。宜德六年，明朝實施漕糧兌運法，湖廣、江西、浙江、南直隸各府州以及山東、河南諸處百姓，不必再運糧赴原指定糧倉納糧，只要在附近水次將稅糧兌與專門運糧的漕軍，另加耗米若干，然后由漕軍負責運輸和繳納進倉。兌運法實行后，支運法依然存在，只是數量逐漸減少。據統計，正統二年，漕運糧共450萬石，內兌運糧280萬余石；支運糧，淮安倉55萬余石，徐州倉34.8萬石，臨清倉30萬石，德州倉50萬石，共約169.8萬石。成化年間實行長運法，其辦法之一是，將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倉的支運糧70萬石，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漕運辦法這一變化，臨清、德州等倉不僅儲糧數銳減，而且從水次倉變成了預備倉。萬歷《明會典》卷二七載：

預備米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臨清廣積倉，山東五萬四百石，河南六萬石；德州倉山東六萬石，河南二萬石……如遇各府俱有災傷，就將二倉貯預備米內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

至此，臨清、德州倉的作用，是在各地發生災情，漕運京糧不足400萬石的情況，從這兩倉支運預備糧，以補足400萬石漕糧。準確地說，成化以后，臨清、德州二倉是作為京、通二倉的儲糧后備倉而存在的。

(二)地方糧倉——常平倉、社倉和王府倉

明代地方糧倉，有官辦的常平倉，也稱預備倉；有民辦的社倉，又稱義倉；還有各王府的私家糧倉。據萬歷《明會典》卷二一《戶部八》“兩直隸府州縣都司衛倉”和卷二二《戶部九》“各司府州縣衛所倉”記載可知，明朝各地方儲糧倉，有屬于各布政使司的儲糧倉。如山西布政使司直轄有79倉，陜西布政使司直轄有42倉，四川布政使司直轄有21倉，云南布政使司直轄有26倉，貴州布政使司直轄有11倉。而山東布政使司帶管的有遼東倉多達58座。這都是明朝駐有重兵的地方。而府、州、縣也各有自己轄管的糧倉。宣德七年巡撫湖廣監察御史朱鑒說：“洪武年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谷，多者萬余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其實，明太祖雖下令各地設立常平倉，但并未普遍執行。從萬歷《明會典》記載可知，某些府、州、縣就沒有預備倉。如南直隸各府中，常州府無糧儲倉。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五載，洪武二十二年正月“革常州府太平倉、宜興縣大軍倉、無錫縣億豐倉、江陰縣和豐倉、北平府廣平倉。”同年八月又罷湖廣襄陽府均州廣盈倉、淮安府南瑣壩倉、東新西倉、大軍倉、邳州倉、松江府太平南倉、軍儲北倉、保定府廣盈倉。因此，洪熙元年六月，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向新繼位的宜宗建言，“宜遍行天下，申明(預備倉)舊典”。各地辦理預備倉最有成效的，當屬江南巡撫周忱。宜德七年，他在蘇州府建立濟農倉。倉儲糧來源，有官倉儲糧，有漕運中搏節的耗米，有搜剔出豪右侵占的絕戶田的田租，特別當年，周忱奏準，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軍官，改向蘇、松、常三府支領，這就是“京俸就支法”。從中省下的起運南京糧運費，撥給濟農倉。蘇、松、常三府節省60萬石。正由于周忱濟農倉甚有成效，《明史·食貨志·倉庫》贊之曰：“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

成化七年，明朝頒令，要求各地方按照鄉村“里”(明制每里110戶)數儲積糧額：“每里積糧三百石或五百石。”弘治三年，明朝更定按里積糧的標準：“有司每十里以下，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軍衛每一千戶所，積糧一萬五千石，每一百戶所三百石。每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上者，九年考滿降用。軍衛不及三百之數者，一體住俸。”積儲總是要與生產消費狀況相適應。這種不分南北，不計豐歉，不問產量，一律按里計儲，每里平均積糧1500石，如果達不到規定的指標，地方官要受處分。這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政令。時人劉麟以廣平府武邑為例，提出異議。他說：“今使九州一律，勢豈能同。若北方郡縣，每里必取一千五百之數，十里百里，以數而推，地至百里，糧至一十五萬，北方里社，戶口幾何?生產幾何?常賦幾何?詞訟幾何?是就其耕桑所入，盡數取之，不足以充前數。即以武邑一縣言之，原額二十五里，三年例該積谷二萬五千(石)，常出常賦，三年不過七千余石，今欲至二萬五千，則是額外巧取，倍于常賦數多。其他州縣，亦多類此。”按劉麟所說，武邑縣額定的每年儲糧，竟超過常賦三倍，這當然要遭到人們的反對。此后，明王朝不斷修改地方儲糧量。弘治四年二月，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建議預備倉積谷標準，說：“宜立定規，通行天下，凡積粟以一萬石為率，遇大豐年官積谷十之三，中豐年十之二，下豐年十之一。積之久，十里小縣可至十萬石，百里大縣可至百萬石。凡府州縣官考滿，以積谷盈欠為殿最。”周洪謨建議不同于弘治三年令。他不是按里積儲，而是按每年收成狀況計儲。大豐年積儲收成的三分之一，中豐年十分之二，小豐年十分之一。這種積儲方案有一定合理性。降至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戶部提出郡縣積儲糧食的新標準：“……如弘治三年則例減去一半。如十里以下積糧七千五百石，二十里以下一萬石，一百里二萬五千石，二百里以下三萬五千石。照地里之大小以為積谷之多寡，而為有司之勸懲。過數者具奏旌擢，不及數者罰俸降黜有差。”萬歷五年，明朝再次更定各州縣積儲定額：“酌定上中下三等為積谷等差。如上州縣每歲以千石為準，多或三、二千石，下州縣以數百石為準，少或至百石。”從弘治至嘉靖，再降至萬歷，歷次更定的州縣儲糧額，逐步減少。這是明代社會經濟狀況逐步惡化的反映。

這里要談一談明代軍隊衛所糧食倉儲管理體制變化的問題。明初宣德十年，宣宗下詔將全國大部分軍衛倉，改由地方官管理，“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舊”。此后，各地軍衛倉陸續執行這一命令。正統元年，陜西行都司甘州中等13衛所倉改隸陜西布政司。正統三年二月，福建福州府福清縣鎮東衛倉改作福清縣倉。而同年十一月，山東登州府等各衛也進行改制，將各衛所倉改地方倉，分另隸屬于海州、文登、萊陽、即墨、萊州等縣。正統六年又令福建各衛所倉改隸地方有司。景泰二年改貴州永寧衛倉隸四川布政司。據此，大部分軍衛倉并入地方糧倉。

明代各地方另一類糧倉是為社倉，或稱義倉。明中葉章懋說：

宣(德)正(統)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用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于官，以為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為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于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谷以萬計，又謂之義民倉。

據此可知，明代社倉始宜、正之際。無錫縣是最早實施社倉制度的地方之一。據《英宗實錄》卷二○記載，正統元年七月順天府推官徐郁說：“建立義倉，本以濟民，然一縣一二所，民居星散，賑給之際，拘集動淹歲月，不免餓莩，乞令所在有司，增設社倉。”但是，社倉是由當地百姓，特別是富室自愿出谷建立的。一些人不愿作此義舉。明中葉靳學顏說：

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召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愿賑于后，亦不愿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矣。

嘉靖八年，明朝題準，令撫按官于各處設立義倉，具體辦法是：

1.20至30家約為一會。會設社首、社正、社副。社首由家道殷實，素有德行者擔任。社正由處事公平者擔任。社副由通書算者擔任。

2.月朔、望一會，籌谷上倉。“分別等第，上等之家，出米四斗，中等二斗，下等一斗，每斗加耗五合入倉。”

3.社倉由“上等之家主之”。

4.但遇荒年，“上戶不足者量貸，豐年照數還倉。中下戶酌量賑給不復還倉。

5.“各府州縣造冊送撫按查考，一年查算倉米一次。若虛即罰會首出一年之米。”

顯然，明王朝這一命令帶有理想主義成分，實際上是難以推廣的。因此，嘉靖八年以后仍有人在呼吁立義倉。

在地方糧倉中，還有另一類糧倉——王儲糧倉。這是明朝宗室親王的私人糧倉。明制，皇帝諸子封為親王，賜以豐厚祿米，當然要 建倉儲存。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親自賜諸王糧倉名：秦府曰廣豐、晉府曰廣盈、燕王曰廣有、靖江府曰廣益。當然，各親王每年祿米數量不等，又經常變化，多者萬石以上，少者僅有數百石，厚祿的親王庫藏糧食是很多的。洪熙元年三月，趙王高燧奏，舊存祿米12萬石在京師，要求運赴王府所在地彰德。仁宗答覆，勃戶部于彰德附近倉內支糧米12萬石送王府，原在京之米“朝廷留用”。由此可見王府糧倉儲糧數。據萬歷《明會典》卷二二《戶部·倉庾二》記載，至萬歷時前后存在過26個王府糧倉。當然，這類糧倉是宗室的私人所有，它的命運和主人的命運息息相關，所謂“皆以國除革”。

二、儲糧的來源

國家糧倉和地方官辦常平倉的糧儲，主要來自農業稅糧。明制，各地繳納的農業稅糧分作兩大部分：存留糧和起運糧。存留糧就是地方常平倉儲糧的主要來源。而京、通中央糧倉收納全國各行省和南北兩直隸起運京師的稅糧。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八年，運達北京的稅糧為201萬石。此后，永樂一朝基本維持在200萬至257萬石。而十三年高達642萬石，十六年464萬石，十八年卻突降至47萬石。宣德年間輸北京稅糧數額波動較大。最低的是宣德元年239萬石，最高是七年的674萬石，其他年份是在338萬石至553萬石之間波動。正統、景泰年間每年輸京糧都在420萬石至450萬石之間。成化時，多數年份是370萬石。從成化二十二年始至嘉靖年間，每年輸京糧固定在400萬石。而隆慶以后，因災減免，以及本色米改征折色銀等因素，輸京糧食常不能保留400萬石常數。如隆慶二年只有271萬石，泰昌元年僅263萬石，天啟元年是247萬石，三年是268萬石，五年是299萬石，六年是295萬石。明制，各地輸京稅糧，其中六成人京倉，四成人通倉。以成化時為例：“兌運，成化三年秋糧三百二十六萬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倉支糧七十四萬石……兌運米以十分為率，京倉收六分，通州倉收四分。支運俱通州倉收。”嘉靖時，據報告：“至京、通二倉者，大約每年不過四百萬石，內該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兌米七十萬石，京倉四分，通倉六分。二項總計，每年京倉二百五十九萬石，通倉一百四十一萬石。”

除農業稅糧之外，明朝官方儲糧的來源，還有如下幾個方面，它們在儲糧總量中所占的份額雖不大，但也應該敘及。

糴買。糴買本錢由政府提供。洪武年間，明太祖多次用大明通行寶鈔糴糧。特別是洪武二十三年遣老人運鈔糴糧的有：五月以鈔79.1萬錠赴湖廣糴谷；六月以鈔155.39萬錠赴江西糴糧，以鈔21.468萬錠赴青州糴谷；七月以鈔20.46萬錠赴濟南糴谷；十月以鈔40.8萬錠赴福建糴谷，以鈔24.6萬錠赴蘇州府長洲糴谷。降至明中葉，糴糧儲倉主要是邊境地區實行，而且因寶鈔嚴重貶值而被排斥于流通領域，明政府主要用白銀或官布糴糧，而且有時由地方政府出資糴糧。如景泰三年九月，命戶部輸銀各5萬兩赴宜府、大同糴糧備軍餉。景泰五年，戶部報告，大同府萬億庫見有銀31萬余兩，闊白布52萬余疋，建議以此兩項為本糴糧，以實邊儲。除官府直接出面購糧外，有時還召商糴糧。如成化二年，依給事中丘弘建議，撥淮安府庫賑濟銀2萬兩，遣官召商糴米，分儲臨清、濟寧、德州及鳳陽、淮安、徐州、邳州等處。正德五年十一月，運銀十萬兩赴大同“召商糴谷”。但召商糴糧中弊端不少。如有人竄名冒領糴糧銀而后“侵逃”，有的則未能如期交糧，有的所交糧質量低劣，有的則短少斤數。嘉靖四十年，總理薊鎮宜大糧餉戶部右侍郎霍驥建議六條：第一，應召商人須“有名舊商”聯保；第二，糴糧價格應根據路程遠近，收成豐歉；時價低昂等因素確立；第三，嚴格校量斛秤；第四，嚴格納糧限期；第五，應依“呈樣”按質納糧；第六，受納時管糧官應親臨倉場監督。這些規定嚴格了召商糴糧的相關制度。

開中鹽糧。明朝開中制度規定，商人可運糧到指定糧倉，報中納糧，換取鹽引。此法始于洪武三年，明朝批準山西行省報告，允許商人于大同倉納米1石，太原倉納米1.3石，然后發給鹽引(時每引200斤)。這些糧食不是商人出資購買的，而是陵縣、長蘆等地積儲的“夏稅秋糧”。換言之，這時商人開中鹽糧，只是起到督邊糧的運輸作用，商人只是在糧食運輸過程中賺取利潤。隨著開中法的推移，逐漸出現了商人購米上納開中的情況。

捐納。無論官吏軍民僧道，都可以通過捐納糧食，得到朝廷嘉獎或為官作吏。百姓捐納：“祖宗設倉貯谷……凡民愿納谷者，或賜獎為義民，或充吏，或給冠帶散官。”究竟是獎為義民，或充吏或給冠散官，就要依捐納數量而定，其標準則因時因地而異。如景泰三年，廣西軍民人等納米于慶遠等府糧倉，民納500石給與冠帶，納1千石的軍丁、軍余、舍人授試百戶，百姓授巡檢，當地土人授本縣縣佐。成化十一年，湖廣、江西百姓，倉余納米300石給予正七品散官，納250石者正八品散官，納200石者正九品散官。成化十二年八月，浙江捐米作吏標準是：納150石充承差，納200石者充知印，納100石者充三司典史，納70石者充各府及運司吏典，納50石者充理問所等衙門吏典，納30石者可以充雜職衙門吏。各地生員只要捐米還可以入國子監讀書。官吏捐納也可免考核。如成化九年，令直隸保定等府州縣，“兩役考滿吏典，納米一百石，起送吏部，免其辦事考試，就撥京考。二百五十石，免其京考，冠帶辦事”。各級軍官也可以通過捐納而擢升。如景泰三年定例，正千戶以上包括指揮同知，納800石，副千戶以上納600石，各升級；總旗納600石，小旗、舍人納700石，軍余納800石，都可以升為試百戶。和尚捐納可以當僧官。景泰五年三月，兗州府原僧綱司都綱病故，和尚覺興納米700石補得該職。嘉靖二十三年十月，明朝頒令，陰陽官納米200石給予正九品，納300石給正八品，納400石給正七品，俱散官。各土司流官、土官同樣可以納米得到“封贈本身并父母妻室”。

納米贖罪。明朝規定，雜犯死罪以及雜犯死罪以下，都可以納米贖罪。但納米標準因時而異。如永樂三年規定，雜犯死罪納米110石，流罪三等納米80石，徒罪三年納米60石，最低的笞罪納米10石，就可以免予罪罰。景泰四年四月，降低了納米贖罰標準：雜犯死罪納米60石，三流并徒三年者納米40石，其他罪也相應遞減。

明朝為增加糧食的儲備，想盡各種辦法。其中捐納實質就是賣官，它導致了明朝吏治的敗壞。而納米贖罪則促使社會治安惡化。這些均可謂飲鳩止渴。

三、糧儲的管理

明朝糧儲實行多頭管理。《明史·食貨志·倉庫》云：“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也就是說，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所轄糧倉，都是監察機關、財政機關和軍事機關共同監管。另據《明史·職官志》載，巡視倉場是十三道監察御史職責之一。宜德三年，正式于在京各倉添設經歷一員，監督倉糧收支。經歷是都察院屬員，正七品。戶部衙門中主管糧儲的是云南司，經管有京師府軍、府軍左、府軍右、虎賁、左忠義、右忠義、前泰陵七衛倉以及大軍倉、皇城四門倉以及臨清、德州、徐州、淮安、天津各倉。宜德五年還設總督倉場一人，命戶部尚書李昶任此職，掌在京及通州等處倉場，“專督其事，遂為定制。此后或尚書，或侍郎，俱不治部事。”也就是說，總督倉場是由戶部尚書或侍郎擔任，任此職者不理戶部其他政事，專管所轄北京和通州的國家糧倉。正統五年，令總理京、通倉的侍郎兼提督臨清、徐州、淮安等處倉糧。在留都南京，另設總督(總理)糧儲一人，銜都御史。嘉靖二十六年以后，則以戶部侍郎加都御史銜總理南畿糧儲。嘉靖三十七年，由于蘇、松、常、鎮四府“賦繁民巧，積逋巨萬”，因而增設山東參政一員，專督四府稅糧。這些總督糧儲大員職責，史無明文。但依大量文獻資料判斷，大體有三：第一，掌握糧儲消漲動態，及時向皇帝奏報；第二，對增加糧儲的辦法，如糴買、開中納糧、捐納等具體措施，提出建議；第三，對必要時非常規的儲糧動用，如賑災、平糶、調撥等，提出具體建議。

對糧倉的內部管理是糧儲管理的重要方面。為此，明朝直接派員進入糧倉監督。永樂十三年淮安倉建成，明成祖令戶部遣主事一員進倉提督收放，后又添加戶部郎中。宣德十年令，監管糧倉的戶部郎中、主事三年一代，正統十四年改為三年一代。從文獻記載可知，戶部派駐各糧倉的郎中、主事增減不常。各地方糧倉或設管糧通判、縣丞、都事等管理。正統三年二月，英宗諭行在戶部左侍郎王佐：“今命爾同內官李德等于在京及通州倉分監督倉官人等，公同收支糧米”，這開了明朝太監監督糧倉的先河。正德六年五月，據報告，由于糧倉監管太監越設越多，“臨清、京倉總監、督(監)凡四十一，公庭坐不能容，至分班輪日。通(州)倉及淮、徐水次亦不減此”。降至明中葉，明朝不得不逐步撤減監倉太監的人數。糧倉中員役，有倉大役、倉副使、攢典、斗級、庫子、倉腳夫、余丁等。各倉人數不等。

明朝對糧倉的管理，著眼于糧儲的安全，嚴防虧損、侵盜。

首先，建立儲備糧收支的嚴格制度。洪武四年，明太祖批準刑部提出京師內外所有倉庫銀糧金帛等物放支，規定“內則中書(省)，外則行省，第其字號為符券，而后出之”。洪武二十六年頒布了糧倉收支條例：

一、京衛所倉糧見數，注明其字厥原收其年秋糧米若干，再經戶部攢造印信文冊送交內府；

一、凡衛所支過月糧，應由本衛具手本奏進，同戶部委官于原進冊內注銷，并報本部“知數”；

一、其在外倉厥，凡有勘合放支，亦須稟提調正官，眼同支給，至年終將支過數目，同現有實數、通行開報，以憑稽考。

應該說，倉糧收支的上述規定，是比較嚴謹的。宜德七年，蘇州知府況鐘建議，為防止倉官在收糧時侵欺，使用一種“勘會通關紙”。納戶在納糧后，倉官應發給當日填寫的“通關”，“付納戶收領，回縣繳送府州，對比硃墨、字號相同，然后繳該(戶)部，如此則稅糧易清，奸弊頓革”。明朝準行。盡管如此，在倉糧收支中，侵欺事件仍不時發生。最通常是攬納戶侵欺。在稅糧繳納時，小農戶數量少，往往是每若干戶湊在一起，將其稅糧委托一種叫“攬納戶”的人代為繳納，另加若干攬納費用。對于這批攬納戶，明《大誥》規定：“攬納戶攬到人戶諸色物件糧米等項，不行赴各該庫納足，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追物還官，然后處以重刑，籍沒家產。”永樂十五年，更是下令禁革攬納戶，要求納戶都要親自上納。此外，對于納糧時在糧食中摻水、摻糠等行為，也作處罰規定，以確保儲糧質量。對于倉儲糧支出中賣放、偷盜行為，懲治是嚴厲的。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賣放浙西秋糧190萬石，被明太祖處以死刑。同案犯龍江衛倉官康名遠處以挑筋去膝蓋之刑。半年后，康又在倉糧支出時，偷糧籌，盜賣倉糧，終被嚴懲。此后，明朝多次頒令，嚴禁偷盜倉糧。如弘治三年規定，各邊倉庫有盜糧400石以上，有分文武官員吏典計庫人等，斬首示眾；不及400石者，本身并子孫永遠充軍。

其次，建立倉儲糧查盤制度。查盤有定期、不定期兩種。如嘉靖四年令“每年春季，(各處撫按官)各將所屬上年收過谷石實數，奏報戶部，時常稽考，以憑賞罰”。這是定期查盤，目的是要了解各糧倉儲糧的實際數字。如萬歷八年規定，“各撫按官查盤積谷實數，分別府、州、縣總、撤實數填注，每年終奏報。其更代官候交盤明白，方準離任”。臨時查盤有時是中央派員到各糧倉查盤。這種查盤多因某種事故發生后進行，如糧倉失火或儲糧大量霉爛而被迫舉行。天順四年六月雷火燒毀薊州倉厥4厥，霉米6.78萬余石，戶部遂委官查盤，便是一例。

厘定加耗標準。明朝規定，夏稅每年五月十五日開倉收糧，七月終收齊。秋糧十月初一日開倉，十二月終收齊。由于糧食庫存中常被鼠吃或發生霉爛等損耗，因而在收受糧食時要加征一定的耗米。成化以前，耗米征收沒有固定標準。成化二年九月，南京管糧都御史等建議，“今后每石尖平通算，耗米八升，俱令平斛收受，納戶親自行概”。成化十二年，京、通二倉征收耗米，每石也確定為8升，“乞立定例，永為遵守”。但是，江南蘇州、松江、常州和浙江的白糧，進倉時每石加耗7升。

糧儲安全保護措施。為了糧儲安全，明王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兩項。第一，維修倉厥。各糧倉吏員，不僅要對儲糧的安全負責，平時也負有修葺倉厥的責任。景泰三年，明朝令各倉監收官員嚴督官攢庫斗人等，修葺倉場，“坐視瀹沒糧草者，孥問追陪(賠)”。南京工部還設有修倉主事一職，專職倉厥修繕。第二，加強倉厥安全保衛。明朝規定，非納戶及有關之人，不許隨便進入倉版。各倉門以致仕武官兩員，率老幼軍丁10名看守，半年更代。倉外置冷鋪，以軍丁3名巡察。淮安常盈倉、徐州廣運倉俱在城外。景泰四年，流民于糧倉附近“趁食者眾”。明朝遂于兩倉設操軍輪班防守，并于淮安、徐州兩倉周圍筑城加以防護。

四、明朝倉儲糧的用途

明朝在中央的和地方設置了眾多不同類型的糧倉儲糧，其用途是多方面的。

南北兩京糧倉和各地方預備倉的儲糧，主要是供給軍餉和官吏俸祿米。如中央糧庫通州大運倉“內儲軍糧不下數百萬石”。嘉靖時，戶部尚書梁材說，每年京師各衛官軍人等，每月于京、通兩倉“該實支米該二十三萬石。除兩個月折色外，京通二倉各支實米四個月，粟米一個月，此則每歲出入之數矣”。換言之，京通倉每年要供米、粟共115萬石。據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戶部條陳，“南京各衛倉米約四百五十萬石，每年官軍俸糧僅用七十五萬余石”。各地方預備倉則擔負供給各地衛所軍餉的任務。如永樂十四年正月，福州閩清縣報告，“本縣及福清糧歲皆分運福州、鎮東二衛”。同年五月，據重慶地方官報告，“今貴州都司各衛所俸糧俱于重慶民倉支給”。景泰六年，戶部奏，直隸鳳陽府、壽州、泗州、宿州并毫縣的州縣倉“原收糧供秦、泗、宿州、武平等四衛官軍”。等等。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水次倉，所儲糧食本來是用以轉運往京師。但是，漕運兌運法實施后，這幾個水次倉要支應承擔漕運的官軍行糧。明中葉馬昂說：“運糧官軍行糧……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陸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于淮安倉(每人)支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左六衛，俱于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遮洋船并南京水軍左等八衛，于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于淮安常盈倉，山東于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衛，于德州倉支米二石。”

洪武年間，南京各衙門，包括應天府，一品至未人流官員共1671名，歲支俸約14.8萬石。而弘治元年三月，左都御史馬文升報告，“在京歲支王府六部等衙門官吏監生人等食米五萬七千八百九十七石”。永樂以后，官吏俸祿部分折鈔發放，所以糧食支放數量減少。這些俸祿都是從國家糧倉中支取。正統元年，由于京、通倉糧“糧米充溢”，正月時，朝廷下令：“官吏旗校予給本年二月、三月俸糧俱于通州五衛倉關支”。不僅是中央各衙門官吏，宛平、大興縣所屬官吏也是月糧，也是“于京倉、通州倉關支”。地方官吏的祿米則從地方常平倉中支給。

明朝倉儲糧另一重要用途是救災。以倉儲救災的辦法，主要是兩條。一是有償借貸；二是無償賑濟。這兩種辦法，明朝都經常實行。如洪武十五年八月，蘇州府嘉定縣民饑，朱元璋“命發官廩米二萬八千一百二十石貸之”。二十六年，湖廣德安府孝感縣民饑，地方官奏請將該預備倉糧1.1萬石貸民。明太祖為此降旨說：救災要先報告朝廷，饑民早已餓死，應“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后奏聞”。有明一代，最受史家稱頌的賑災人物是正統年間巡撫河南、山西的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謙。當時，兩行省各有在倉預備糧數百萬石。于謙動用這批預備糧放貸賑饑。辦法是：“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申達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蠶、麥既收，隨即住支，仍將所給之數，申報上司及戶部，俟秋成抵斗償官。終歲仍報所償之數。果有貧乏，及篤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為設法補完，毋損原數……”這一賑災辦法頗嚴密細致。當然，官府放貸，有時還收取利息。如正統七年，“令福建布政司，凡預備倉糧供饑民，每米一石，候有收之年，折納稻谷二石五斗還官”。利率高達一倍，不過還貸期沒有規定具體時日。明朝對受災饑民，也經常無償賑濟。永樂十年四月，山東萊州等府，明成祖命戶部選官發粟58.38萬石賑之。除了上述有償借貸與無償賑濟之外，有時還采取用倉儲糧煮粥賑濟的方法。

倉儲糧的第三個用途是平糶。這是以倉儲賑、貸饑民政策的補充。如成化七年，明朝曾以京通二倉“三十萬石倉儲糧平糶”。正德十二年，明朝又以京通二倉糧“減價出糶四十萬石”。實行平糶還可以平抑因災荒而導致上漲的市場糧價。成化七年，兵部尚書彭時指出，時京師米貴，“實由今年畿甸水荒無收，軍船運數欠少，皆來糴買，而商賈米船亦恐河凍，少有至者，所以米價日貴一日，軍民所仰者，惟官糧而已”。因此，他建議發京通二倉米50萬石，平價糶之。憲宗同意，施行的結果，“人心喜悅，米價頓減”。這種為平抑糧價而平糶的措施，明王朝不時實行。它還可以使倉儲糧出陳更新，也是為保證倉儲糧質量的好辦法。

倉儲第四個用途是，可以通過調撥、調劑各地糧食供應余缺。明王朝幅員遼闊，各地糧食產量懸殊很大，人口分布又不平均，糧食消費不平衡，或有余，或缺糧。如北京是政治經濟中心，糧食消費多，明王朝唯恐這里儲糧不豐。而南京因永樂遷都，其政治地位大變，官員與駐軍減少，儲糧有余。嘉靖三十七年，這里“四門守衛官軍倉糧見存八年之積，置之無用”。而另一些地區特別是邊鎮陳重兵，而又地瘠民貧；還有一些地區遇上嚴重自然災害。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短期或長期缺糧，這就必須從有余糧地區調撥糧倉儲糧。有明一代，通過調撥倉儲糧調劑余缺的史實甚多。如宣德二年五月，因宣府諸衛軍餉不足，調昌平縣山口倉余糧22萬石給之。弘治七年，蘇松嘉湖等處水災，這些地區原運赴北京漕糧不足原額，明朝遂將北直隸、山東、河南原歲運宣府、大同近50萬石糧改運京倉等等。

明朝糧儲的多方面用途，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后果。作為軍糧和官俸儲備，有力保證明朝的軍事力量與官僚機構的正常運轉。“安邊之宜，要在積谷。《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這是明人對軍儲重要性的認識。永樂二十年，明成祖親征阿魯臺時，凡前后動用驢34萬頭，車177573輛，挽車民夫235146人，運糧30萬石，并出塞分貯。調動如此多的糧食北征，當然要依賴于平日糧儲。糧儲有無及多寡，還關系到社會的安與亂。嘉靖時靳學顏曾說：“……臣固視之熟矣。(江北)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每郡得谷十萬(石)焉，猶可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石)焉，真寒心哉。”顯然，明代糧儲及其多種用途產生了良好軍事、政治和經濟效應。

五、明代倉儲制度損弛

明朝的糧食倉儲制度，雖然對明王朝社會安定和政權鞏固起過積極作用，但是，從宜德以來，糧食的倉儲制度就逐步損弛。

倉儲制度的損弛，首先是地方糧倉開始。洪武年間，明太祖雖令各地遍設預備倉，但因地方官對預備倉的設置不予重視。預備倉設置并沒有遍及全國各州縣。宣德四年，吏部聽選官歐陽齊說，“洪武中于各州縣置倉積粟，今各倉多廢。一遇荒歉，民無所望”。七年，湖廣御史朱鑒也說：“今各處有司，以(預備倉)為不急之務，倉厥廢弛，谷散不收。”正統十年六月，陜西右都御史陳鎰說：“陜西民饑，按月發粟賑濟，緣倉廩積儲十空八九。”降至成化時期，地方糧食倉儲廢弛已帶有普遍性。二年，吏部尚書李賢奔喪還家，以其目擊情形向皇帝報告說“河南諸郡頻年水旱，民流移餓死者不可勝計，其未流者，倉廩空虛，無所仰給”。十八年三月，南京六科給事中劉璣、南京十三道監密御史李珊分別報告說：“鳳陽衛所久缺軍糧，蘇、松、常、鎮義倉亦皆有名無實。”

弘治前后，糧食倉儲制度的損弛，已涉及到邊鎮軍事要地。嘉靖時曾任吏部尚書的李承勛說：“弘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而正德以后“費用俱盡，各鎮倉廩皆空，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寧夏為甚，而甘肅為尤甚”。弘治十三年五月，監察御史戈福言：“各邊倉厥，十空六七。”降至嘉靖年間，軍兵因倉儲缺糧而糧餉供給不足的問題更加嚴重。嘉靖時，曾任兵部職方郎的魏煥說：“況薊州倉，每歲所入僅足終歲之用，而密云，昌平二倉尤為空乏，各軍有至三四月不得支糧者。”大學士桂萼指出，西北地區：“……以致倉廩空虛，各衛官軍，每一年之間，名為月米十二石，止得實五六石，其余每月支銀柒錢。且如肅州一錢白銀，止買米三升，支銀七錢，才買二斗一升，軍士焉得不貧。”

明中央政府對于京倉、通州倉糧儲的危機感，始正德年間。歷代統治者把糧儲視為關系國家安危的“大命”，最理想的是國有九年倉儲，而最低的保險系數是三年倉儲，所謂“國無三年之積，國非其國”。可是，降至正德年間“通計京通二倉，僅二年之積”。據正德十五年八月，戶科給事中曹懷報告，“京、通三倉實在米僅六百余萬石，不足二年之用”。嘉靖四年，兵部尚書李鉞說：“見今京、通二倉，俱無三年之積……京師根本重地，而倉廩空虛，一至于此。”萬歷四十六年，總督倉場戶部張問達更具體地指出京倉空虛情況：“京倉每年支放應二百三十余萬石，見在五百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余石，僅有二年之積。通倉每年支放七十二萬石，見在三十六萬五千八百余石，不過半年之儲。”糧倉空虛，是糧儲制度損弛的集中表現。可以說，降至明萬歷末年，除了個別人少地多而政局又相對穩定的地區外，明朝中央糧儲吃緊，地方糧儲已廢弛。

明朝倉儲減少，糧儲制度損弛，其原因是多方面。如管理糧倉的官吏貪污中飽。如監督倉儲的內官倚勢科斂。如地方官瀆職，倉厥不修。等等。這一切都破壞糧儲的成規，導致糧儲制度的破壞。但是，上述幾種原因，都只是從局部導致糧儲制度的損弛，導致糧儲制度損弛的根本原因是人倉的糧源減少。而入倉稅糧減少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實物稅糧食折銀征收。

明朝糧儲主要來源是農業稅中的實物稅糧食。但是，基于多種原因，明朝批準將實物稅糧折銀征收。明政府有時還因運輸問題而將起運稅糧折銀征收。天順以后，額定漕船11770艘，每艘載正耗米472石。正德六年，劉六、劉七起義進攻濟寧，焚漕船1200艘，加上其他原因，正德八年漕船缺少3200艘。所以，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縉要求暫時折銀征漕糧96萬石，以省雇船費用，戶部批準60萬石，分派給浙江及災傷地區征收。為了鼓勵和穩定農民對拋荒地的耕墾，明政府還經常對承種荒田的稅糧采取折征政策。如弘治二年，陜西逃民8.7萬余戶，地方官招徠5萬戶，將荒田給民耕墾：“原糧一石，歲暫收銀一錢。”明朝亦曾批準松江拋荒田每糧一石折收銀二錢。實物糧折銀征收，最經常，數量也最多的是逋賦。逋賦折銀征收明初以來已成定例。早在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就命令戶部：“凡天下積年逋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絹布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爾百司一如朕命，毋怠。”從此，逋賦折征銀有祖例可援。在多數情況下，逋賦是由于自然災害引起糧食減產造成的。因此，明政府經常對災區實行田賦折征，尤其是弘治以后更形成慣例。弘治四年江南水旱相繼，明朝批準巡撫南直隸都御史侶鐘奏請，將蘇州、湖州二府當年兌運糧50萬石折銀征收。降至嘉靖，因災荒而折銀的稅糧數目更大。嘉靖八年折征兌運米170萬石，十年折征210萬石，十二年折征100萬石，十四年折征150萬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因而導致如上所述的隆慶以降，有時每年輸京糧只有200多萬石。這里必須指出，所謂大量逋賦折銀，不單純是實物稅折成貨幣稅問題，也不僅是由于自然災害引起的，它是明中葉以降社會深刻矛盾的反映，眾所周知，明中葉以降，一方面是土地高度集中，縉紳、權貴廣占頃畝，另方面卻在優免賦役之外，又施展種種鬼蜮伎倆，逃避應納應服的賦役。從而使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加重了賦稅負擔。土地集中，賦役不均，逼使農民紛紛逃亡，其后果是社會生產力遭破壞。人禍導致天災，天災又導致稅源減少，從而使糧儲受到嚴重影響。可以這樣說，明朝糧儲制度的損弛，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矛盾逐步激化的結果。（節選自《明史研究論叢》，2018年）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