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文 | 謝林
最近，財新《中規(guī)院原院長李曉江：高層住宅會是中國社會的沉重負擔》一文，令我想到了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北京折疊》。
仿佛出現(xiàn)了兩個世界：老百姓還在為之而日夜奔命，專家們已經(jīng)開始提出“高層住宅負擔論”了。
讓磚頭不僅不是磚頭，還成為了一個噩夢。提出問題總有其價值，但具體到高層住宅這個話題上，卻讓人感覺十分奇怪，不禁疑惑：
成為社會負擔的是高層住宅嗎？
高層住宅逐漸浮現(xiàn)的具體問題肯定會大量存在，這是長期“增長優(yōu)先、責任后置”發(fā)展模式必然留下的攤子，問題大家都看得見，但這并不是社會的負擔。
這種敘事風格不僅遮蔽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真正矛盾，更使普通居民的居住尊嚴淪為專家話語的犧牲品。
高層住宅是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一個載體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空間替罪羊邏輯不可取，在國際上早有警戒：20世紀60年代美國高層社區(qū)的爆破，表面是建筑失敗，實則是種族隔離政策與公共住房資金削減的惡果。
這不是話語策略上的取巧，而是責任邏輯上的完全不同。
“負擔論”有意無意地將本應由制度主體承擔的長期義務，系統(tǒng)性地轉嫁至早已疲憊不堪的個體居住者身上。這種責任邏輯的錯位，不僅扭曲了城市治理的倫理基礎，更在社會結構層面制造了一種新型的居住性不正義。
回顧歷史，有多少次，都是在“負擔論”的責任邏輯下出臺公共政策的：
可看莫言小說，《蛙》。
“高層住宅是負擔”這一論斷所隱含的理念相當糟糕，它確實準確地描述了某種可能的未來，但它也提前赦免了那些本該負責的人，同時給無數(shù)普通老百姓貼上了“問題制造者”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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