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連續上漲20年的居民醫保費用，今年卻沒漲了?

文|大 何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居民醫保繳費時間。

醫保每年都有一個設定的集中參保期，一般是每年的9月到來年的3月，這也是大多數人選擇繳費的時期（前兩周還接到村里的催繳電話）。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從今年開始，對于對斷繳人員和未按時參保人員設定待遇等待期。

之前的規定是，無論你何時繳納醫保費用，只要你完成了繳費，就能正常享受基本醫保的待遇。

但現在如果你沒有在集中參保期間內繳費，那么即使你后續補交了費用，也會面臨三個月的固定等待期。

在這段等待期內，如果你生病了，醫療費用將不會得到報銷。

而且連續未參保的人，這個期限還會拉的更長，會根據時間再拉上幾個月。

比如連續斷繳4年及以上的，修復以后的變動等待期不少于3個月，加上原有3個月的固定等待期，則仍需至少等待6個月。

所以，這第一個提醒，是給所有打算繼續參保的朋友的：千萬別忘了，也別拖。

對大多數人來說，我們不可能預估自己什么時候生病，或者生什么病，萬一交了很多年沒用上，想著不交了，結果這年生病了，到時候拍大腿都來不及。

不過一個好消息是，今年個人繳費終于不漲了，還是400元，而政府的財政補助標準從去年的640元提升到700元（我老家那邊個人要繳將近700了，但是政府補貼的更多）。

比較特別的地方在于，居民醫保費用已連續上漲20年——從2006年的每人每年10元，漲至2024年的400元，漲幅達40倍。

為什么今年不漲了呢？

或許和最近幾年醫保參保率持續下滑有關。

統計如上圖所示，從2022年開始，醫保參保率已經是三連跌了。

換言之，持續上漲的費用，可能已經觸及了部分人群的承受極限，參保率的下滑趨勢，不再支持繳費標準的進一步提高。

如果今年再漲，明年的數據恐怕會更加難看。

在基層，農民繳納醫保的意愿降低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并且這種趨勢還在不斷加劇。

從2019年到2023年，居民醫保少了整整6200萬人，光是22年和23年這兩年，就少了4500萬。

對于這個巨大的數字，官方的解釋是“數據優化”（清理重復參保）和“人群升級”（轉向職工醫保）。

只是22年職工醫保才多了800多萬人，居民醫保那邊可是少了2500多萬，這中間巨大的差額，人去哪了？

或許還是社科院說了句大實話：“不能排除部分居民因繳費負擔而放棄參保繳費”。

你看，其實上面也是知道的。

歸根結底，這背后是兩個最樸素也最沉重的問題：兜里沒錢，心里沒底。

先說兜里沒錢，居民醫保真的很貴嗎？

400元一年，對城市工薪階層而言或許不算什么。

但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五口人就是2000元。

這筆錢，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年復一年，活到老交到老。

對于月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的老人來說，這筆錢，你無論如何也說不上“便宜”。

在他們看來，醫保既不能立即解決眼前的經濟困難，也不能改善當前的醫療條件，因此，在權衡之下，斷繳醫保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

所以現在很多農村家庭在面對醫保繳納時，采取了一種折中的策略：他們仍然會參與繳納，但主要只為家中的老人繳納，而自己和孩子則選擇不繳。

這一選擇背后，反映了他們對醫保制度的理解及自身經濟狀況的權衡。

他們明白，老人因年齡增長面臨健康風險增大，因此為其繳納醫保以承擔基本保障顯得尤為必要。

相比之下，年輕人和孩子身體狀況較好，醫保作用不明顯。

這種策略實質上意味著農村家庭在以自身冒風險的代價來節省開支。

去年11月，中國人大網對外刊發了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社會保險法》實施情況的報告。

《報告》稱，當前低收入人群繳費壓力大。

社會保險水平應當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當前醫保參保率連續下降，反映出此前費用增長已超出部分群體承受能力。

事實上，很多人的實際收入比最低繳費基數還低，工資沒漲多少，社保繳費年年漲，這種“被平均”的滋味，誰嘗誰知道。

再說“心里沒底”。

這是比費用本身，是更深層次的信任問題。

很多人懷念新農合早期，那時個人賬戶里有錢，感冒發燒去買藥能直接刷卡抵扣，那種“錢還是自己的”的踏實感，是實實在在的。

后來，為了提高統籌共濟能力，個人賬戶被逐步取消。

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在許多一年到頭不去醫院、習慣“小病扛一扛”的農民看來，這意味著每年交的400塊，就像扔進了水里，連個響聲都聽不見。

他們樸素地認為：“我交的錢，都給別人看病了。”

更讓他們心里沒底的，是現實中那些令人困惑的體驗。

比如，同一個藥，刷醫保卡一個價，自費卻是另一個更便宜的價。

又比如，在鄉鎮衛生院用醫保看個小病，報銷完自費的部分，竟然比去私人診所或藥店買藥還要貴。

這些“怪誕”的現象，無論背后有多復雜的定價機制，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最直觀的感受——“醫保好像不太劃算”。

這種感受，雖有主觀成分，卻極具傳染性。

它在鄰里鄉親間傳播，逐漸固化為一種群體性的認知偏差：“交了也白交”。

當他們在醫院遭遇不愉快的就醫經歷時，這種對具體醫院或醫生的不滿，也很容易轉移為對整個醫保政策的抵觸。

一項惠民的政策，卻在現實中遭遇了它本應守護的人們的冷遇，這顯然不是加強催繳力度就能解決的問題。

農民覺得醫保沒能解決他們“看病貴”的實際痛點，所以不愿交，這邏輯是通的。

而國家層面，財政補貼的增幅遠超個人繳費的增幅，各級財政壓力巨大，也覺得委屈。

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國家和個人都在投入，但雙方的“獲得感”都不強。

這里我再次聲明一下，居民醫保是重要的社會保障，是個很好的政策，報銷比例和藥品目錄都比十幾年前好太多了，能繳建議大家盡力繳納。

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并推動解決其中不合理的地方。

不妨看看農民真正的訴求是什么？

城鄉居民醫保門診報銷，許多地方的單日限額只有二三十元，年度總限額三五百元。

60%的報銷比例聽起來不錯，但這個“單日限額”意味著，你看一次門診，花費超過三四十元的部分，就得全部自費。

我們不妨捫心自問：現在我們自己有個頭疼腦熱、感冒咳嗽，去一趟醫院或藥店，三四十塊錢夠嗎？

如果我們自己不夠，又憑什么覺得農民就夠了呢？農民的醫療藥品價格又沒有一個特殊的渠道。

如果看病貴的根源，比如虛高的藥價和過度醫療，不被根除，再高的報銷比例，也終將被其吞噬。

文章的最后，我想留下一個值得所有人深思的矛盾：

如果說，每個月一兩百元的農村養老金足以維系基本生活，那么，一年四百元的醫保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反過來說，如果一年四百元的醫保費被認為是“不貴”的，那么，我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認為，每月一兩百元的養老金，足以稱之為“保障”呢？

這個看似簡單的比較，或許正是當前許多民生政策在落地時，所面臨的最真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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